铁扬

主持人刚才对我的介绍，主要是从画家这个角度说的。

作为画家，我是一个职业画家；作为读者，可以说我也是一个专业读者，因为这个专业没有尺度啊。我作为在河北省成长起来的画家，关注河北文学有几代人了，现在诸位可以说又是全新的一代，给河北省文学发展又带来了新的希望。

之前，作协同志说讲课应有个题目。当时，我想到了“感觉、逻辑、劳动”这六个字，我为什么想到这六个字呢？因为我认为这三个词、六个字与我们作家、艺术家是息息相关的。关系我们一部作品的成色、品位。不管绘画也好，不管文学作品也好，它确实和这六个字息息相关。

现在，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世界上到底走到什么地方了？应该说形势是大好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有这样好的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好的条件，确实是有大发展的。不管文学，不管艺术，已经走向世界了。但是，我和国外一些朋友聊天时，也常常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文学艺术并不看好。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从你们的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里看不到中国人，看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这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深思，怎么中国人写的东西里看不到中国人呢？这个生存状态是什么呢？我后来想了想，不是你的服饰、你的生活习惯，它应该包括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历史背景、我们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文化积淀和我们的道德观等等，当然里面也有风俗习惯。

我们常把一些大作家、大艺术家叫大师，他们怎么了，我们为什么这么称谓他们？他们给世界、给人类，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是他们很准确地把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世界。就拿中国而言，四大名著为什么成为四大名著呢？是作家的描写技巧吗？是作家的文字功力吗？当然不是。它留给我们的是一群中国人，中国人的智慧、聪明、心机、打算，一切一切。比方说刘备、关公、周瑜、诸葛亮——中国人；宋江也好，高俅也好——中国人；唐僧，中国人；孙悟空是个中国猴子，猪八戒是个中国猪。桃园三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个誓言是个中国式的誓言。诸葛亮能把一个周瑜气死，都是中国人的特有的生存状态。连聊斋里的狐狸都是中国式的。

我有个外国汉学家朋友，她过去研究解放区文学，后来开始翻译《金瓶梅》。我问她为什么不研究解放区文学了，她说，她要研究中国人，让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许她从现当代文学中很难看到那个生存状态的真实吧。

在此，我想再举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一个例子，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人的一面镜子。为什么这么评价他呢？因为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状态。大家为什么那么尊敬他？托尔斯泰死的时候，沙皇禁止任何人去给他送葬。结果在他的村子里，有三千人自发去给他送葬，他下葬的时候，大家都自发跪下了。俄国人只给上帝和沙皇下跪，可他们都跪在了托尔斯泰的墓旁。为什么，因为俄国人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看到了自己。就像中国人从鲁迅的作品里也看到了自己一样。

下面，我再举两个例子。我非常喜欢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契诃夫一生小说方面只写短篇。他有一个短篇叫《醋栗》。醋栗是一种果子，这个东西常人不能吃，又酸又涩。可有一个富人爱吃，他每造一个庄园就种一棵醋栗树，有客人来了，他就摆一盘子，自己一边吃，一边说：“啊，多好吃啊，你也尝一尝。”整个短篇的骨架就这么多。还有一篇叫《罪犯》，写一个农民专门到铁路上偷卡铁轨的螺丝做钓鱼时用的铅坠。被抓后，警察问他为什么偷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好啊，钓鱼正合适，又有重量还有个眼儿。警察又问：“你偷了螺丝，不怕火车出事故吗？”他说：“不会，我们不是挨着偷，隔一段儿偷一个，保证火车不会出事。”还有一篇小说叫《万卡》，万卡是个九岁小男孩，父母都死了，家里穷，爷爷把他送到城里跟个鞋匠做学徒，非常苦，经常吃不饱，挨打。他给爷爷写了封信，说他太苦了，整天像条狗一样，不能睡觉也吃不饱，让爷爷把他接回去。写完后找了个信封装起来，写上：“乡下的爷爷收”。然后偷偷跑到街上，把信寄出去了。我们看这三个短篇，这么简洁，这么一点儿事情，就能看出当时俄国人们的生存状态。这样的状态，他们不改变行吗？不革命行吗？不行！如果说，文学的功能、艺术的功能就这么一点，几乎微乎其微。但任何一个口号，任何一个命令，都代替不了它。三个故事，感人至深。想想那一句“乡下的爷爷收”，后来都成了经典。这种对细节的筛选，只有作家才能完成。

下面我们再通过几幅美术作品——造型艺术，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俄罗斯画家费多托夫的《少校求婚》是描写一位军官到一个贵族家庭里来求婚的情节，它惟妙惟肖地反映了一个贵族女孩子面对少校求婚这件事情的心态。她愿意“出场”和求婚者见面，但作为贵族，她必须做出一种扭捏的状态，贵族的虚荣和做作被画家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位求婚者少校在门外也故意表现出一副清高傲慢的架势。这就是一幅俄罗斯贵族的生存状态的写真图。

费多托夫的另一幅画《贵族的早餐》，画一位没落的贵族，正在吃早餐，早餐只有一片黑面包。他正吃的时候，外面有人找他，他赶快把那片面包盖起来，这幅画和上一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反映贵族的虚荣、做作。

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画的是劳动人民，是最底层的纤夫拉船时的情景。他是从这个角度反映了俄罗斯人的生存状态。这几幅画作对比，我们便可以对当时俄罗斯的社会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

我们从法国画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中了解的却是法国人的生存状态，法国人是悠闲的、浮华的和充满幻想的。这一切被马奈刻画得多么逼真。至于草地上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裸体女人呢？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这种可能是会有的，因为这是法国人的生存状态吧。

法国画家雷诺阿的《红磨坊公园》，虽然人物多了些，但主题与上一幅是一样的。

法国画家米勒的《晚钟》画了两个农民。这是法国底层农民的状态。他们正在劳作，教堂的钟声传过来了，于是这两个人很虔诚地站在他们的土地上，暂时停止劳动，静静地感受钟声对他们的陶冶。

通过法国的这几幅画，再和俄罗斯的那几幅比较，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了吗？

在我国的造型艺术中也有准确反映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传世珍品，如五代画家顾恺之的《韩熙载夜宴图》，他通过五代时一位高官的夜生活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贵族的生存状态。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通过一位贵族女性在梳妆的情节，通过他们的服饰、用具和一些生活习惯，也可以了解当时中国女性生活的状态。

晚清的一幅《清游图》，也是一幅描写了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写照。

明代画家沈周的《山水》，是一幅纯粹的山水画，里面虽然没有一个人物，也反映了我们中国人要求空灵，要求节奏慢，有时候还要打发日子的性格。这幅画里的氛围确实是中国人喜欢的，中国很多山水画里差不多都是这种主题。

齐白石画《白菜》，题款：“人云：虎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独不论白菜为菜中之王，何也？”这是一位朴实的中国人的心态，是对白菜的一种观念。

宋代皇帝赵佶的《瑞鹤图》，这是他对天下社稷的希冀，是一位贵族的心态。

我举了那么多例子，来阐述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想，除了作家和艺术家对一个民族的责任感，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淀和他们那种描写的功力，还有两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那超出常人的艺术感觉和他们逻辑上的严格筛选。

先说一下感觉。这两个字大概来源于哲学范畴。感觉，它有高级和低级之分。我们说低级的感觉，是生理上的，每个人从生下来一直到老，都有生理上的感觉。比如说冷了加衣服，热了脱掉，下雨了赶紧回家拿把雨伞，这种感觉都是生理上的，没有什么美学价值，这对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而言，意义不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感觉就是高级的，升华成一种艺术感觉，形成一种艺术思维，这对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有意义的。比如，还拿下雨来说。唐诗中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这个感觉就不是生理上的感觉了，它升华到了一种艺术感觉，这就有美学趣味和美学价值了。比如“黑云压城城欲摧”“黄河之水天上来”，都有自己的美学价值。毛泽东作为诗人，他的感觉确实不得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等等，都是升华以后的艺术感觉，形成了很壮观的文学价值。再比如对风的感觉，如果说“风是雨的头”，就没有美学价值。我记得小时候，一篇课文中有句话“冷风像刀子一样削着人脸”，这就有了感觉中的升华。关于风有多少作家描写过它。郭沫若的“雷电颂”：风你咆哮吧……，苏联有一首叫《风之曲》的歌，把风描写成一个快乐的使者。

我们看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日出·印象》，也是靠感觉画出来的。印象派是一个大的流派，后来印象派才因这幅画的出现而得名。莫奈全靠自己的感觉画出对法国塞纳河的印象。后来我看到很多画塞纳河的画，包括写实的照片，但总感觉这幅才是真正的塞纳河，因为它有了视觉的冲击力量，是画家运用感觉的结果。

漫画家华君武的《误人青春》，上面有一个副标题：送给离题万里的发言。我们大家都开过会，如果有人发言的时间长，又没有意思，你这时再看周围的人，面貌都会有变化，会变老。你看那个梳辫子的姑娘，周围的人看她都成了老太太了；主持会议的人，胡子都扎桌子了。怎么画出来的？漫画家主要靠感觉。

说到功力，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描写的功力。描写，有时候，感觉也是第一位的。还说托尔斯泰，我看过一些他修改的稿子，比如“清凉甘甜的泉水”，后来改成“清凉的泉水凉得扎牙，放着光泽”；比如“整个山村被淹没在烟雾里”改成“带有香气的云烟，淹没了一个荒乱的村子”。修改后的描写感觉更好，更有目的性，有描写的味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升华了的描写呢？感觉第一，都是以升华后的感觉做基础。

我小时候在农村看戏，看《窦娥冤》，是酷暑的时候。《窦娥冤》里有个情节：窦娥被问斩时，酷暑六月天下起雪来。为了表现下雪，戏台上有个人光着膀子，拿着一面卷着的旗子站在桌子上晃动，旗子慢慢打开，里面裹着的纸屑到处纷飞，当时给我的感觉——呀，太冷了！虽然当时是酷暑。这是什么，是艺人的聪明，调动了观众的感觉。

我们再讲讲逻辑。逻辑是艺术家和作家要严肃对待的问题，无论你作品大小，逻辑都要体现在里面。逻辑是支撑一个故事的框架；逻辑联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举两个电视广告的小例子。某花生油的广告，把花生掰开，花生油流出来，很自然，很符合逻辑。广告作得很可爱。后来有人做核桃乳广告，也把核桃横断开，核桃里的白色乳汁也流出来了，那就不行。核桃得砸开，你横着断开，怎么断开的？再举个例子，《说句心里话》这首歌：“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这是个逻辑错误，过去志愿兵还可以，年龄有大的。现在不行，现在是义务兵，十八岁当兵，妈妈才多大，不会是满头白发。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省有一出叫《处处是春天》的话剧，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老奶奶每天站在村口瞭望，盼她的当八路军的孙子回家，在村口瞭望了八年，使得老人双目失明。不细究，这一情节也就被忽略了，细究，这便是荒唐。这在于它逻辑的混乱。神话可以，民间流传的那些“望娘滩”“望儿滩”，那些望娘望儿的活人都可以变成石头变成山。现实中不可以，老人（或孩子）对亲人的瞭望式的等待是有限度的，若没有近在眼前的希望，人是不会做出生理上过分的追求和过分的牺牲的。何况孩子是去参军打日本、打老蒋去了，老人家是大可放心的。

我赞成戏曲舞台上《武家坡》的情节设计：苦命人王宝钏，出身贵族，在寒窑等待从军西凉的丈夫薛平贵，等了十八年。当薛平贵归来站在她面前时，她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加之薛平贵在西北十八年风餐露宿的军旅生涯，面貌已大有改变，于是，薛王见面才有了一次挑逗性的考验和被考验。于是观众认可了这一情节，甚至那脍炙人口的唱段和台词，也成了经典中的经典。我想观众对情节的认可，对夫妻交流的认可，对误会和误会被化解的认可，得力于这一情节逻辑的合理性。假如王宝钏终日站在窑口忘记吃喝，只是一味向大西北张望等待，就成了《处处是春天》式的荒唐。

现在有很多写抗日的，写解放战争的电视剧、电影，一打仗，演员就往脸上抹黑。这是为什么？也经不起推敲。当时打仗都是轻武器，你这黑是哪儿来的？这些情节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逻辑上的混乱。据我所知，这种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没有一部在国际上被承认的，他们认为那不是战争的真实。

我们说《赤壁之战》为什么那么经典啊？它逻辑合理：庞统献连环计、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草船借箭、借东风、火烧战船，这些细节，一环套一环，一扣套一扣，逻辑合理，无可挑剔。我们再看卓别林的无声电影，不说话，怎么能看懂呢？靠逻辑的合理。

逻辑还联系着一个问题，叫规定情景。人们在任何一个活动状态中，都有一个规定情景做背景。比如说涉及军事秘密、行动计划，只能在一种合理的规定情景下谈论展开。不能走在大街上就大声说：我们这一仗要如何打……，这些情景都很滑稽。什么时间，什么情境，什么内容，都要合理。好多作品为什么不合理呢？就是因为逻辑混乱。

感觉和逻辑的运用合理与否决定着一部（件）作品的品格。

最后我们再谈一下作家、艺术家的劳动。作家、艺术家，这是我们的职业。充其量，我们就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你不是一个哲人、哲学家。现在我们好多作家和艺术家的哲人味道太足，我感觉不一定要那样。有人问我怎么看待自己，我说我首先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手艺人。我不是一个哲人。手艺人有什么特征？第一，你要有清贫意识。当然你不一定是个穷人，但你的意识要清贫。第二，你的劳动要有一定的量，没量不行，作为画家，一年就画一幅画，那不行，一定要有量。作为作家，只写一个短篇，写两首诗就是作家了吗？那也不行。第三，你要有个作坊。作家可以叫书房，画家可以叫画室。在那里可以得心应手做事，可以排除一切干扰的、属于你自己的自由空间。在那里，你可以展开你的思维。我想，这就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手艺人最重要的三个特征。

劳动是一种付出，你要有付出，脑力和体力的付出。另外，劳动也是一种积累，生活的积累、形象的积累、语言的积累、美学的积累等等，我讲到的艺术感觉，逻辑，都是在这个积累过程中完成的。积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付出，脑力的付出，体力的付出。

（本文为2013年10月17日在河北省青年作家读书班上的演讲摘要）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