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所谓“舞台三调”，有人能看出来，这是仿照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而设立的，却也合乎本文的主旨。本文所要评述的一篇论文Chinas Generation X： Rusticated Red Guards in Controversial Contemporary Plays，我译为《中国的代际之谜：当代争议性戏剧中的知青故事》，恰巧是选取了1970、1980和1990三个年代的三部知青题材的有争议的话剧，考察这三个时段对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命运的不同关照的。它的作者是德国学者Natascha Vittinghoff，中文译名为费南山，曾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1991年完成硕士论文《论沙叶新的？骉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骍》。1998年获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新闻业的起源（1860-1911）》（“Die Anf nge des Journalismus in China（1860-1911）”）。1988至1990年间，她曾在中国复旦大学研习，1995至1996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习，随后于1997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及哥廷根大学中文系等任教，现担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她的导师就是我此前谈到过的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见《长城》2013年第3期《转折关头的时代精神与文本阐释》），并且在瓦格纳麾下从事晚清时代上海的早期报刊—公共空间研究，也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的短篇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

瓦格纳对中国当代话剧情有独钟，费南山亦有乃师之风，她的论文讨论了三个写于不同年代和不同代际作家的知青题材戏剧，沙叶新的《边疆新苗》（1974—1977，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王培公的《WM（我们）》（1985—1986，北京，空政话剧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徐频莉的《昨天的桂圆树》（1993，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些作品，有的我们曾经留意，有的则很少涉及，在费南山的解读下，却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时段中的舞台三调，三种不同态度的处理知青题材的典型样本。

“新苗”和“扎根”：

“文革”中期的主流叙事

《边疆新苗》是一部歌颂知青献身边疆、扎根边疆的剧本，是笼罩在时代的主流叙事之下的作品。它是剧作家沙叶新在接受干校劳动（1968—1969）后独立创作的，他受到指派，要以当年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金训华为原型，写一部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剧作（金训华，1969年从上海到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他下乡不足三个月，就为了抢救被洪水冲走的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一时间，宣传金训华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有郭先红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征途》，有仇学宝的叙事长诗《金训华之歌》，还特意发行了题为“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邮票。可以说，在数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金训华是受到最高褒扬者之一）。《边疆新苗》后来被沙叶新称为“遵命文学”，它写于1970年代中期，几经修改，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作品在1974年遭到时为文化部长、位高权重的另一位上海文人于会泳发起的猛烈批判，剧本被迫重新修改，几经波折。① 批判的由头，一是该剧以知青为第一主人公，不合乎塑造英雄人物和三突出原则，二是作品的幽默风格与时代风气不合。此后几经波折，其修订本于1977年公开出版。这也是费南山解读《边疆新苗》所依据的文本。

《边疆新苗》主要表现的是：五个青春洋溢、情怀激荡的上海知青，于1969年春天来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个个充满了战斗气息：党员干部江雷立志扎根乡村，建设边疆，浪漫的庄新河想当一名战地记者，女知青李军想当战场上的护士，他们中的读书人马根宝，期望成为一个武器研究者，憨勇的卢大勇则想当一名勇敢的士兵。何以如此呢？这里是中苏接壤之边境，时值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不久，五个知青慨然前来，并且在当地干部和村民的指导下，投入反间谍的斗争。下一场戏的大幕拉开，已经是三年之后的1972年，这一群青年人和村民们一道，接受了进入林区砍伐并运送木材的紧急“战备任务”。与此同时，大学要从知青中招收学生的信息也传到了知青群落，于是，围绕着是否继续扎根乡村，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江雷得到回上海上大学读书的机会，但他主动放弃被推荐的机会，却和卢大勇等为加快把木材运送出山，冒着许多风险进行试验。从县里来的下放干部、实为苏联间谍的齐友山，暗中进行破坏，故意将马车的刹车装置搞坏，以制造恶性伤亡事故，还利用马根宝想要回城读书的心理蛊惑人心，想要利用他给苏联方面传递情报……，剧作对知青与村民的亲情关系作了深入描写。这些曾经的青年造反者经过老农民的教育帮助，驯化成为他们的好儿女。红卫兵生涯，毛泽东接见，都成为他们扎根边疆的精神渊源。他们不会再反叛权威和老一辈人了。

“我们”是谁？

怎样“倒置”？如何“回归”？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培公等的《WM（我们）》（1985）。它是对《边疆新苗》的反叙述，它的人物也是迥异于沙剧中那些教养良好的上海青年的。它写的是一个知青集体户里七个北京知青的往事今生——岳阳，出生于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怀揣将军梦因而外号“将军”，后来参军打仗，留下精神性的创伤；李江山，谐音“鸠山”，走资派的儿子，后来成为电视导演；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儿子“大头”，于大海，后来成为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工人的儿子“板车”，姜义，后来因为与局长的女儿结婚而得到重用，成为某局宣传处副处长；留过洋且精通多国语言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白雪，外号“公主”，后来是一个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出身于职员家庭的庞芸，“修女”，后来读了研究生；还有一位是右派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小可怜”，郑盈盈。

《WM（我们）》的命名就颇值得玩味。该剧导演王贵这样阐释说：“我认为《WM（我们）》是一部好戏，它反映了文革时中国三亿知青的命运。整出戏围绕知青下乡、回城的经历展开。原来打算叫‘我们，后来觉得‘我们没头没尾的不合适，就改成了‘WM，这不仅是‘我们的拼音缩写，还代表着两个倒立直立的人，象征着人的倒置和复归。”②同样是描写黑龙江的知青生活，《边疆新苗》是从1969年的初春写起，江雷等作为最早一批下乡知青初到山乡，兴致勃勃地栽下了表达志向的“扎根树”，在随后的岁月中，和“扎根树”一起成长，这也是“边疆新苗”的寓意所在。《WM（我们）》则是从冬天写起，它分为“冬”“春”“夏”“秋”四章，分别寓意艰辛、寻找、蜕变和成熟。剧情开始的时间是1976年初的冬之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败象尽显，时代的巨大转折行将到来。知青们白天在严寒中疲惫地劳作，但是他们只能被看作是半个劳动力，工分值只有7分钱。晚上则住在简陋的房屋里，饥饿难忍，风雪把门板都吹倒了。接下来的第二场，是1978年春天，知青们为了改变命运都去参加刚刚恢复的全国高考，但只有庞芸成为幸运者。李江山的父亲，昔日的“走资派”如今复出，把儿子办回了城市。与之相反，在文革后期曾经身居要职的于大海的父亲却落马了，好在于大海自己有主心骨，他曾经是带动这些同龄人上山下乡的鼓动者，现在则要通过追随时代的思想者而寻找“中国的希望”。岳阳报名从军，期盼着能够在入伍后考入军校，“将军梦”仍然在召唤……，到第四章的1984年“秋”，他们又以各自的现实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需要补充的是，《WM（我们）》这样一部充满了现实与心灵的喧哗与骚动的剧作，出自空军话剧团的一群艺术家的激情探索，《WM（我们）》的演员李雪健、濮存昕、王学圻、刘佩奇、肖雄、田歌等，后来都是蜚声剧坛的名家。这当然是1980年代激进创新的时代产物。它曾经赢得众多的好评。有一篇题为《话剧艺术的新篇章——欢呼？骉WM（我们）？骍的问世》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近几年来，我国的观众对话剧有些冷漠，话剧界的同志们都在为此而焦虑不安。有些有志之士，则在党的改革政策的鼓舞下，为提高话剧的思想艺术质量，苦心孤诣地探索、追求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能受广大青年观众欢迎的、崭新的话剧艺术表现形式。前不久看了空政话剧团内部彩排的新戏《WM（我们）》，我激动不已，彻夜难眠。我钦佩部队青年作家王培公和中年导演王贵同志这种严肃认真、勇于创新的精神。③

该剧也引起热烈的争议，很快被军中有关部门禁演，编剧王培公和导演王贵为此相继告别了军旅舞台。但在当时，权力对文艺的掌控还是有很多缝隙的。1985年9月号的《剧本》月刊在发表《WM（我们）》的舞台演出剧本时，就这样写道：“《WM（我们）》是一出有争议的戏。由于这出戏在连排时，引起了观众截然不同的反响，内部也有一些争论，最后被明令停排了。这件事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本刊应读者的要求，将该剧演出本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和讨论。”在空政话剧团的排演结束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作为主办方，继续了本剧的演出。而此时已经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沙叶新，力邀剧组到上海演出，成为一段动人的佳话。

多年之后，有学人论及《WM（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争情况，以此为基础，归纳分析了本剧引起论争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主题”“格调”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二是人物塑造上的“非英雄化”“知青群像”与“典型性”；三是舞台呈现的现代形式创新与表演的“低俗性”。{4} 费南山对《WM（我们）》的这一“粗鄙化”特征也非常关注。她指出，它的语言风格粗野而富有颠覆性，它沿用了毛风格的文体而形成戏谑和反讽。费南山援引了该剧第一幕的开场为例，知青们大谈拉的屎又臭又硬，“像我们一样”，由此延伸出“臭老九”，而自称“臭老十”云云。

〔青年们用嘴做着效果：呼啸的风声。

[他们在机械而吃力地干着单调、繁重的活儿。

李江山：（坚持不住了）妈呀，活不了啦！

姜义：本户长庄严宣布：收工！回家！

[青年们顶着寒风往回走。

岳阳：嘿，这屎蛋子一冻，还真叫硬啊！

于大海：这叫“又臭又硬”！

李江山：“又臭又硬”！那不跟咱们一样了？

姜义：“鸠山”！

李江山：是嘛，队长说的。你没听见？

白雪：知识分子算“臭老九”，咱们这知识青年该算老几呀？

李江山：臭老十！

于大海：臭老屎！

郑盈盈：（尖叫着）臭屎蛋儿！

[大家一阵子笑。

费南山有着职业的语言敏感，她指出，《WM（我们）》对政治话语和权威人物语言的戏仿，在作品中比比皆是。当因为饥饿，也因为对歧视排斥下乡知青的生产队长的恶意报复，岳阳去偷队长家的鸡，“凯旋”而归，他“神气地学着林彪的腔调”说：“红卫兵小将们：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流行的“不须放屁”“白猫黑猫”“大有作为”等政治话语，都被他们颠覆性地使用。费南山指出，《WM（我们）》不仅颠覆语言，还颠覆了沙叶新的知青叙述。沙叶新写的知青们，得到农民的同情、支持和爱护引导，大队支书杨大叔，老抗联战士杨大爷，都是他们的贴心人。《WM（我们）》中的知青，陷于疲惫与饥饿的困境，还被农民和干部排斥，每天只给他们计5分工（半个劳动力）。再一种颠覆是选拔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边疆新苗》中，在乡村表现最好、口碑最好的知青江雷被推荐上大学，江雷为了实现自己扎根乡村、建设乡村的宏愿主动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WM（我们）》中的女知青却谈论说，要想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乡村，就要和村干部睡觉，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到后来，于大海因为其父与“文革”的牵连，正在受到清查，尽管于大海参加高考成绩上了线，也无法如愿。相反地，李江山的父亲复出，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作品对父辈权势变迁与子女命运浮沉之关系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用力、入木三分的。

费南山也注意到了作品的人物塑造。岳阳显然是该剧的正面人物。在同伴中，他具有积极的献身精神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是，他的英雄主义非常有限，他在战争中受伤，记忆受损，使得他只记得早先的乃至儿童时期的经验；为了追求他的将军梦，他自私地抛弃了他的女朋友白雪，决绝地离去；他的堂吉诃德气质，刻画得有些苍白无力。而另一位知青于大海，才是该剧的主角（如果有主角）。报考大学受阻，他就在做工人烧锅炉的同时坚持自学。他还参加了“北京之春”的运动，是思考的一代的舞台形象。在第二章“春”中，他向岳阳推荐阅读当时的民间刊物《探索》《星光》《大地》——

我怀疑，有些口口声声“大干社会主义”的人，他们懂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我劝你看看，甭管说得是不是都对，保证你感觉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年轻人，瞧瞧人家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很有些自负地）我认为中国的希望就在像我们这些人自己的手里！（拍岳阳肩膀）“天生我材必有用”！干吧，兄弟！

于大海也质疑、鄙视李江山的特权背景和奢侈生活，而要求正直、清贫的生活。他也是全剧中唯一得到真实爱情的人，和郑盈盈同甘共苦，最终赢得命运的转机。

费南山所作的对岳阳和于大海的人物比较，是很有见地的。《WM（我们）》严格地说，它的探索性有余，而沉淀性不足，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经常显得把握上的犹疑不定。岳阳被主要用来表现他的行动能力，无论是他在第一章中的半夜偷鸡，还是贯穿始终的执着的“将军梦”，还有他对战争残酷血腥的不可磨灭的记忆，诸点之间缺少一种融贯性。而他的精神支柱，是其少年时期学会的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以及他对战友们在战场上浴血献身的刻骨印象：

可这算什么？我们连长，炸瞎了眼睛；副连长，刚从军事学院毕业一年，死在我的怀里。他临死的时候，说了两句挺奇怪的话。他说：“我老婆的小名儿叫‘团团，生了个丫头叫‘圆圆。团团，圆圆……”过了半年，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在保卫生命！

童心的纯真，战场的殉身，都有一种单纯之美，但是要用来直面复杂的社会现实，就远远不够，甚至有些可笑。而于大海，本来在剧作中应该是思想者的代表，与岳阳作为行动者的代表相映生辉，而且具有某种领袖气质。他也是社会现实的最尖锐的批判者，代表了底层弱者的立场，“我们办个事儿怎么就那么难？你们怎么就那么容易？敢情中国这点儿‘自由、‘民主，全让你们这帮少爷秧子占了去了，连一点儿也不给老百姓留下呀！”但是，现实的限制和编剧的逻辑，都造成其半途而废，无法将思考和批判进行到底，却改换目标，经商下海，成为商界的成功人士。这样的遗憾，令人深思。

“他”与“我”，

“时”与“势”，“男”与“女”

说起来，沙叶新和王培公，都是1940年代生人，都是知青题材写作的“他者”而非“本我”。他们写作知青题材的话剧，都是“奉命”而作——前者是领导指示，后者是导演王贵的要求。1980年代，与《WM（我们）》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一出很有影响的知青题材话剧《洒满月光的荒原》，亦名《荒原与人》，作者是有过北大荒知青经历的剧作家李云龙。也许是为了从时间的间隔上拉开距离，费南山没有选取声誉甚高的《洒满月光的荒原》，而选取了不那么醒目的徐频莉的《昨天的桂圆树》（完成于1990，1993年上演）。

其实，徐频莉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女剧作家。她1953年生于上海，“文革”中为赴云南插队知识青年，后进入云南省话剧团当演员，进而成为编剧。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文学院戏剧文学系，1986年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任教，现为上海红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已发表、演出、拍摄的戏剧、电视剧作品近40部，代表作有话剧《芸香》（1989），《老林》（1991），《昨天的桂圆树》（1993），《白色幽灵》（1994）和《血亲》（1996，由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滑稽戏《谢谢一家门》（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联合演出），此外还发表有电视连续刷《血亲》（16集），《做人》（20集），《爱情女侦探》《爱是一个美丽的错》《在补丁般的屋顶下》等。《芸香》是她最受人称道的实验性剧作，一直从大陆传向了欧美，表现云南知青生活的《昨天的桂圆树》收入了三卷集的《徐频莉剧作选》。

桂圆树，是云南边境的一道风景，恰好和沙叶新笔下东北大兴安岭樟子松——江雷们种下的“扎根树”“新苗”，南北相映吧。从《边疆新苗》《WM（我们）》到《昨天的桂圆树》，不仅是有时代语境的变化，有作者从外在的他者到知青自我的变化，还有作者性别的变化。费南山指出，沙叶新凸显的是主流政治话语的需要，王培公注重的是知青一代的骚乱、成长和蜕变，徐频莉的视线是折中于两者之间，游离于政治和历史之外，它聚焦于这一代人的青春期，乡村生活只是他们个人生命成长的一个段落。比起政治因素，它更注重人际关系。徐频莉自述说，这部戏剧最具有自发写作的意味，它最接近作者的个人经验。而距离知青往事拉开的距离愈久，人们在时光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中，对生活的体验愈深，他们看待知青岁月的目光聚焦点也就愈显其沉静和通达。

对于几位女知青在军垦农场时期和其后岁月的情感、婚姻的悲剧和困扰，是徐频莉用力之处，也见出一位女作家写作的性别特征。全剧因之而得名的“昨天的桂圆树”，就是一个充满了悲凄迷惘的爱情悲剧。女知青“小把戏”因为懵懂未开，一直被其他知青看作是未成年的儿童，忽然有个叫“豆点”的男知青，热烈地向其表白了爱情，使她既感到了幸福的冲击力，又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就在这爱情迸发的晕眩中，同样是幼稚而茫然的“豆点”，为了证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爱情，要为“小把戏”渡河到河对岸去，摘来又大又甜的桂圆，冒险下水渡河而意外地死亡。另一位酷爱演奏小提琴的女知青，被人们戏称为“小提琴”，她和“小把戏”“豆点”等同伴们来到一个军垦农场落户，不料却遭受农场连长海荣的奸污，为了扭转“小提琴”的人生厄运，知青们强迫海荣与她成婚，并且带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她离开农场，回到海荣的家乡。但是原先被海荣吹嘘夸张是富裕发达的海荣家乡，同样是贫困不堪，物质生活和心灵世界一样危难重重。无奈之下，“小提琴”重返知青集体，在同伴们的帮助下，生下儿子“曲子”，在艰辛中把儿子抚养长大。当剧作的开场大幕开启之时，已经是20年后，“小提琴”身心交瘁溘然去世，知青朋友们纷纷来参加她的葬礼。“曲子”则向母亲的朋友追问自己的生身之谜，这成为推动该剧展开的贯穿主线。舒浩和“汤司令”，当年的两个知青都爱过“小提琴”，帮助过她，甚至胁迫连长海荣必须与她结婚并且带她离开农场，以保护“小提琴”的声誉。20年后，舒浩是一个著名学者，“汤司令”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小把戏”因为“豆点”之死深受刺激而失去理智，痴呆了。只会念叨“昨天的桂圆树”。另一位知青赵伟大，成了下岗职工，却为了抢救已经抛弃了他的企业，死于一场火灾抢险。

费南山指出，《昨天的桂圆树》的主体是知青日常的艰辛生活，尤其是食物短缺和女性的生理问题。不同于《WM（我们）》着力表现的知青回城的渴望和高考“跳龙门”的难关，以及政治形势变化和家庭背景对知青命运的影响等，它刻画的是军垦农场里知青们在饥荒中的生存。作品中的一位老战士“三八式”，最老的农场人，说这里的食物数量，还不如战争年代——解放前。这句话在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但是作品的细节表现出了饥饿难熬的年轻人对食物的渴求。他们偷农场人种的蔬菜，也抢劫其他知青组的食品邮包。“赵伟大”本来偷偷食用上海家中寄来的食品，被“汤司令”发现后，也只好拿出来与他人分享。

在表现知青与当地民众的关系上，《昨天的桂圆树》与《WM（我们）》不同而与《边疆新苗》相似，农民们对知青的困难予以同情和帮助。他们给怀孕的“小提琴”送食物，还救护被殴打的“汤司令”，等等。而连长海荣，则像封建地主。“小提琴”从他家中逃跑，就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逃跑一样。知青们装扮成“小提琴”的鬼魂恐吓海荣说出事情真相，则如同《白毛女》和《李慧娘》等幽灵出世的剧情一般。连长海荣也有自己的烦恼，并非神通广大的恶人；他曾经夸下海口，却无法在家乡给“小提琴”带来富足的生活，他原先的许诺无法兑现。他分辩说，如果他可以带“小提琴”到富裕的地方去，那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呢？最后，连“小提琴”也原谅他了。

费南山指出，这三部剧作都将女性作为弱者。比起那些或幼稚或蛮勇的男青年，她们更富有传统女性的性格，为男性做饭，护理病人，在徐频莉那里还有嫉妒、浪漫、心灵脆弱。她们更关心自身的美丽和爱情，也受到男青年的追求和帮助。同时，在徐频莉的剧作中，也写了男性的软弱，他们的眼泪和哭泣，他们对待生活的难关，也类似于那些女性一样困扰无助。

知青和红卫兵的嬗变关系，一直让人困扰，也是国外学者所特别关注的。加拿大籍华裔学者梁丽芳研究知青文学的专著，取名《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就是注意到了这种关联性。费南山对《昨天的桂圆树》的解读中也特意指出，前红卫兵的暴力倾向在这些剧作中也是有所流露的。这在作品中并非直接描写到，而是间接表现出来内在的真实。“汤司令”殴打海荣时说：“我打死你，你这个混蛋！”另一个场合，“汤司令”说，在城里我们就打过群架，在这里就害怕了？这表明，对于他们早先的暴力行为，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而非沙叶新剧作中表现的那样，是红卫兵的革命行为的延续。

费南山强调说，《昨天的桂圆树》关注了知青的后代们，它基于这样的前提：是对于1990年代的青年人，介绍红卫兵变成农民的往事，更为下一代提供劝告和引导。作品从“曲子”寻找生身父亲开始，而以这样的台词结束：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我是一千个罪恶所生的后代，我是一万个善良养育的儿子……，全连的男人都是我威严的父亲；全连的女人都是我不老的母亲。我的眼睛是童话做的，我的心灵是歌谣做的，可我的血液却是一代人用辉煌的噩梦酿成。今天，我也有了一个青春，我也到了我母亲生我的年龄，我以我的二十岁作黑色的挽歌，祭奠豆点、赵伟大和那些长眠在昨天的我母亲的同龄人，祭奠整整一代人布满伤痕的青春！

在这样的视点下，知青的精神血脉，得到了接续和传承，因此全剧的结束有着凝重与亢奋两种情绪的交织。该剧的结尾，舞台上追悼“小提琴”的人们继续走着，突然有两人展开巨大的横批，那上面歪歪扭扭地用血写着：“青春不朽”。血色，红色，让人联想到英雄主义、战争、暴力。而舞台上的白色屏幕上，一幅一幅地打出知青们18岁的照片，还有白色挽联，象征着失败和死亡。这些知青，“他们确实没有为乡村建设的可能性和将来贡献了什么，但是把乡村的唯一希望交接给了他们的后代。”

考察徐频莉的剧作，费南山指出，它似乎想要说的是，青年人在“文革”中造成了很多错误，但那是人性的失误；他们在乡村中遭遇很多的好事和坏事，但是他们这一代的本性不是恶魔，而是政治所成。历经艰辛，幸存者们变得坚强，不是由于政治正确，而是基于人性。他们的能力和品质得到时间的公证检验而超越于其他人。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分别考察了三部剧作，费南山注意到，《昨天的桂圆树》中的人物类型，在此前的两部剧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形成一种模式。《WM（我们）》中的庞芸，《昨天的桂圆树》中的舒浩，都成长为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诚实而宽容，但他们的理论却无法指引他们理解直接面对的现实，无法正确选择其行为实践的路径。艺术家如“小提琴”，温情敏感，却过于软弱而无力从事体力劳动。“汤司令”，和《WM（我们）》中的于大海一样，是时代的成功者，他们抓住命运和机会，又把其财富回馈于社会和朋友。然而，令费南山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却在作品中总是不能理直气壮，不敢挺直了腰杆子，却总是有些自惭形秽，还经常会受到他人的鄙视。这当然是因为她对“中国特色”的难以理解：中国人古来就认为是“为富不仁”，近40年间的商界明星们又难脱“资本原罪”和政商勾结之嫌。何况，于大海和“汤司令”的从商，本来就不是自愿选择，而是出于某种无奈呢。

费南山认为，《WM（我们）》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它不但反映了知青在乡下的遭遇，也揭示了后文革时期的社会的“伤残”现象（岳阳）。《昨天的桂圆树》要温馨许多，知青们在回城之后，仍然团结互助，愿意原谅他人。沙叶新是按照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塑造最革命的知青的。王培公和徐频莉也没有完全抛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如何评价红卫兵及其知青生涯，仍然是上述戏剧的分歧所在。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费南山指出，沙叶新1991年的新作《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其中一幕，江青在回顾其作为女明星和政治家的一生，红卫兵们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和“江青同志，我们衷心热爱您”。红卫兵和江青，都表现出混淆了舞台和现实、白日梦和真实、文学和历史的区别。沙叶新的这部作品超越了我们讨论的三剧，在表现中国的现实和红卫兵——知青生活上，登上了新的台阶。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徐频莉《昨天的桂圆树》中描写的知青群体关怀保护“小提琴”的儿子，令人想起叶辛同样是1990年代的小说《孽债》和同名电视连续剧。《孽债》写了一批在云南农场的上海知青，在大返城的狂潮中，为了争取回到大上海的宝贵机会，抛妻（夫）别子，割舍亲情，到这些被抛弃的孩子们略懂人事而到大上海寻父寻母，却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他们的生身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不遭受新的干扰破坏，拒绝接受他们。1995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孽债》的主题歌是这样的：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爸爸呀，妈妈呀/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面对哭泣的童心，这样的质问令人心碎。记得当时北京的观众对《孽债》大惑不解，他们调侃说，上海人这么傻，你的孩子，别人帮你带大，如今找上门来，居然不愿意接受，拒之门外！《昨天的桂圆树》恰好与之形成了对话，显赫地写出了上海人性格的另一面，他们濡沫相助、真诚持久的一面。

《WM（我们）》的故事也没有终结。2008年，为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兴起40周年，由濮存昕担任总策划，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出品，王贵导演的《WM（我们）》重出江湖，再登舞台。谈到这次重排，王贵导演很感慨：“这个是我守护了23年的戏，但是到今天我已经对人物有了新的理解与目标。与以前不同，这次的重排增加了更多的人性的成分，人物性格也更加复杂，并有了现代意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但是仍然会被以鼓手和键盘为代表的更新的一代人代替。这次重排的新的目标是表现一代青年在艰苦的岁月中心灵的相互净化。”濮存昕作为该剧的总策划，回顾往事，充满深情：“这是个当年青年的戏，走过一段弯路，站在现在的点回想生活在东北的下乡生活，酸甜苦辣。这是个知青题材的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人生是残酷的，但是同时又充满了激情、热情与质朴，非常珍贵。”林兆华在谈到这个剧目的演出时，则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做一个年轻人的戏，去怀念那个时代，去纪念那个时代……”⑤然而，问题也有其另一面。王贵坦陈，当下的年轻演员，与知青隔了两代人，“他们对于那个时代并不了解，也因为不了解当时的语境，很多那个时代里特殊的术语他们不懂，给他们的剧本也看不懂”。也确实有观众批评说，舞台上的这一代演员，没有“知青味儿”。怀念，也是难的。

注释：

？葚本文是笔者主持的201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与中国文学的变革”和2013年度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 13WYA002”的阶段性成果。

{1}沙叶新《我和徐景贤》中谈到：“《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网易新闻中心http：//news.163.com/08/0108/16/41MU8RFD00012GGF.html

{2}转引自《1986年话剧？骉WM（我们）？骍南北遭禁》，百度贴吧之“李雪健吧”，http：//tieba.baidu.com/f？kz=890569116

{3}王步苹《话剧艺术的新篇章——欢呼？骉WM（我们）？骍的问世》，《剧本》1985年第9期。

{4}李兴阳、窦飞翔《中国当代话剧争鸣史中的“我们”——话剧？骉WM（我们）？骍及其论争研究》，《艺术百家》2013年第3期。

{5}新闻稿《纪念知青40周年·话剧？骉WM·我们？骍》，

转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f6a5e60100

crl1.html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