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中

摘要：《诗经·击鼓》是一首表现政治婚姻不幸的优秀诗歌。诗人为卫国的公族女子，在卫国被狄人所侵的危亡之际，她带着“平陈与宋”的明确目的远嫁陈宣公，为卫国争取强援，为宋国免去援助卫国的后顾之忧。同时，她对婚姻也有美好的憧憬。但是，陈宣公迫于齐楚争霸的复杂局势不敢积极作为，进而影响到两人的婚姻生活，诗人对陈宣公充满了怨恨。该诗与《诗经·燕燕》创作的历史背景相同，诗歌语境关联，应为同时期的作品，可以进行对读互证。

关键词：《诗经·击鼓》；春秋时期；卫国；联姻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147-05

在《诗经》中，《击鼓》为《邶风》第六首。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毛序》称：“《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郑笺、孔疏、三家《诗》等均持相同观点。①这样，《击鼓》被长期定义为一首战争诗，诗本事或是“戍卒思归”，或是“军士厌战”。结合历史资料与诗歌文本分析，笔者认为，《击鼓》创作的时代背景，应是北狄侵卫，卫懿公被杀，宋桓公迎接卫国遗民渡过黄河，立卫戴公于漕邑。诗人乃是卫国公族女子，她随孙子仲远嫁陈国陈宣公，并促使陈国与宋国结盟，免除宋国帮助卫国复兴的后顾之忧。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该诗为怨恨陈宣公之辞。

一、诗人南行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击鼓》共五章二十句，前两章反映了诗人南行的背景与目的。首章：“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在敲击的鼓声之中积极操练士卒，为了国家的疆土而修筑漕邑的城池，是诗人南行之时看到的卫国情形。“土国城漕”一句，“土”指“启土”，《尚书·武成》：“先王建邦启土。”“土国”指为卫国开疆扩土。“城”为筑城，《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漕”，清陈奂《毛诗传疏》：“卫都朝歌，漕邑乃在河东。……后狄灭河西之卫，而立戴公于漕，即此邑矣。今河南卫辉府滑县，春秋时卫之漕邑，漕古作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诗经·泉水》）以及“驱马悠悠，言至于漕”（《诗经·载驰》）中的“漕”，均指这个被卫人修筑的漕邑。

据《左传·湣公二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卫）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又据《十二诸侯年表》，卫戴公元年（前660），“翟伐我。（懿）公好鹤，士不战，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后，更立黔牟弟”。《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第四章”：“周惠王立十又七年（前660），赤翟王峁虎起师伐卫，大败卫师于睘，幽侯灭焉。翟遂居卫，卫人乃东涉河，迁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启方奔齐。”②综上所述，公元前660年的冬十二月，狄（翟）人伐卫，杀掉幽侯（卫懿公）。在宋桓公的帮助下，新立卫戴公，并“庐于曹”。从狄人伐卫至卫戴公新立，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庐于曹”，杜注：“庐，舍也。曹，卫下邑。戴公名申，立一年卒，而立文公。”正义：“《周礼·秋官》：‘野庐氏掌道路、宿息。《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是庐为舍也。庐于曹者，言随宜寄舍耳。曹邑虽阙，不知其处，当在河东近楚丘也。”③就词义而言，“庐于曹”就是《击鼓》中的“城漕”。漕邑，由于其修筑的时间确定，直接表明了诗人南行时的时代背景：卫国先被狄人所灭，继而又复国。正在修筑漕邑，训练士卒，积极抵御狄人入侵。

《击鼓》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人南行，是跟随着孙子仲的。首章中“我独南行”的“独”，单指孤独，《小雅·正月》：“念我独兮，忧心慇慇。”用在文本中，既表明诗人的真实心情，又表明诗人与孙子仲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孙子仲指公孙师，是宋庄公的孙子，宋庄公子戊的儿子。《左传·文公十八年》：“使公孙师为司城。”杜注：“公孙师，庄公之孙。”又《左传·成公十五年》，孔疏：“公孙师，庄公之孙者，《世本》云：‘庄公生右师戊，戊生司城师也。”④文公十八年，公孙师任宋国司城，成公十五年，公孙师又任宋国司城。宋桓公御说也是宋庄公的儿子，与右师戊是兄弟，公孙师是其侄子。因为是宋庄公之孙，公孙师便以“公孙”为氏，如郑樵《通志》：“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亦以为氏者，曰公孙氏，皆贵族之称。”又根据《周礼》，公孙师是小宗分支家族，可以另立新氏。公孙师所立新氏为“仲”，据《左传·襄公十四年》：“于是齐崔杼、宋华阅、仲江会伐秦。”杜注：“仲江，宋公孙师之子。”仲江以“仲”为氏，应是公孙师立新氏的结果。

在上述意义上，文本中的“孙子仲”，“孙”代表公孙师的公孙身份，“子”系宋公族旧姓，是其血缘的标志符号，“仲”为另立的新氏。用“孙子仲”来称呼公孙师，是春秋时期姓氏合流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从狄人灭卫的湣公二年（前660），到成公十五年（前576），时间已相隔84年，即便公孙师十分长寿，他和诗人南行之时，还是一个青少年，甚至还只是一个儿童。虽然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平均寿命长短有一定关系，但在先秦时期，公孙师长寿也有可能，据《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周文王与周武王都是高寿的，他们远在公孙师的年代之前。

诗人和孙子仲南行的目的就是“平陈与宋”。“平”，讲和。《史记·晋世家》：“齐师败走，晋师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与”，党与，同盟者。《荀子·王霸》：“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可见，诗人南行的目的不仅是与陈国讲和，还要敦促陈国与宋国结盟，目的地应为陈国无疑。诗人是卫国人，孙子仲是宋国公孙，就他们此行的目的而言，诗人显然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梳理相关文献可知，诗人南行和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有关。据《左传·庄公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齐桓公从这一年开始称霸，但是南方楚国逐渐强大，开始北上与齐争夺与国。例如“楚成王六年（前666），子元伐郑时，齐桓公曾率齐、鲁、宋等诸侯之师救郑。楚成王十年，即楚平定子元之乱后两年，齐桓公又以‘楚伐郑之故，请会于诸侯（《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楚国因此缘故，从成王十三年（前659）起，连续三年进攻郑国”⑤。卫国地处北方，是齐国的与国，又是宋国的婚姻交好之国。据《左传·湣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宋桓夫人与新立的卫戴公为同生关系，都是卫惠公庶兄昭伯与宣姜的子女。因此，在卫国危亡之际，宋桓公率先驰援。当卫国与宋国，甚至齐国、郑国都在集中力量抵御狄人入侵的时候，不断觊觎北方的楚国理应成为他们心头一块共同的病灶。郑国是齐国的与国，早在楚成王六年已经遭到楚国的入侵，另据《左传·湣公二年》载：“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狄人入侵郑国，高克兵败为逃避追责而逃奔陈国，这件事不仅说明当时郑国与陈国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还反映出陈国已经与楚的客观事实。

陈国所以与楚，除慑于楚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自恃它与楚国的婚姻交好。据《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息妫是陈国公族女子，初嫁息侯，楚国灭掉息国之后，成为楚文王的夫人，生楚成王恽。公元前660年前后，时值楚成王初霸，陈与楚有着“舅甥之国”的关系，应为陈宣公所恃。在齐楚争霸的问题上，陈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中立，这应当是一个主要原因。可见，诗人“平陈与宋”的工作重点是陈国，一旦卫国与陈国讲和，并促成陈国与宋国结盟，卫、宋共同抵御狄人入侵不仅可得到陈国支持，还可以暂时免除为楚国所乘的后顾之忧。进言之，诗人南行陈国的目的，是使卫国复国行为在齐楚争霸中寻找到平衡点，以获得双方的支持。“不以我归，忧心有忡”，诗人南行而不能返回，为之忧心忡忡。

二、诗人以嫁陈宣公为代价促成“平陈与宋”

《击鼓》三章：“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爰”，介词，通“於”，用如“爰居爰处，爰笑爰语”（《诗经·斯干》）。“爰居爰处”为两个介宾短语，表明诗人已在陈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在这段时间之后，却“丧其马”。正确理解“丧其马”的含义，需要结合春秋时期的婚礼制度。

据《仪礼·士婚礼》，士阶层婚礼有纳采（币）、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逆女）等六个环节，诸侯婚礼也应援例。假设诗人是远嫁陈国，卫国会派遣送女之使，将诗人送至陈国成婚。诗人到了陈国，婚礼还没有完，还有“留车”“三月庙见”“返马”等后继仪礼，由此构成一套完整的婚礼。⑥如《左传·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女，自为也。故书曰‘逆叔姬，即自逆也。冬，‘来，反马也。”齐国大夫高固迎娶叔姬，秋九月，亲迎至鲁国；冬天，又和叔姬一起到鲁国，行“返马”之礼。杜注：“礼，送女留其送马，谦不敢自安，三月庙见，遣使反马。”孔疏：“送女适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马，谦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弃，则将乘之以归，故留之也。至三月庙见，夫妇之情既固，则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马，以示与之偕老，不复归也。”⑦又见《礼记·曾子问》，孔子曰：“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来妇”只有在行庙见礼之后，才能正式成为某家之妇。文本中所谓“丧其马”，表明诗人到陈国一段时间之后，陈国并没有如期举行“返马”之礼，给诗人正式的名分。

诗人继续写道：“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于以求之”，“于”作介词，表介入动作的方向，可译为“向”。“于林之下”之“于”为介宾短语，用如“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尚书·微子》），可译为“在”。诗人先以设问的句式表明自己心有不甘，又以避忌的曲指道出需要求助的那个人——陈宣公。陈宣公，名杵臼，是陈桓公的第四个儿子，他之前的陈庄公，名林，是陈桓公的第三个儿子。如《陈杞世家》所载：“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⑧在文本中，诗人以“林”指称陈庄公，以“林之下”暗指陈宣公。这两句诗明确表明，诗人若想完成婚礼，获取正式的名分，只能央求陈宣公。由此看来，这个能左右诗人命运的陈宣公，应是诗人所嫁的对象。诗人嫁给陈宣公是极有可能的，需要探讨的问题有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公元前692年，为陈宣公元年，距其父陈桓公卒年公元前707年已有15年，距湣公二年（前660）有32年。因此，即便是以陈桓公的卒年为陈宣公的生年，湣公二年时的陈宣公至少已是47岁。但在当时，年龄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其次，据《陈杞世家》载：“（宣公）二十一年（前672），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御寇。”湣公二年时的陈宣公至少已有两娶，一为款（陈穆公）的母亲，另一为被杀太子御寇的母亲。但陈宣公仍然可以再娶，同时期的齐桓公就是一个例子：“齐桓公曾娶周天子之女王姬、徐国之女徐嬴和蔡国之女蔡姬为夫人，另外还娶卫、郑、葛、密及宋等国之女为准夫人。”⑨因此，陈宣公再娶诗人的事实是成立的；最后，文本所以使用曲隐的手法指称陈宣公，是为尊者避讳的结果。早在公元前676年，周惠王娶陈宣公女，让诗人顾忌陈宣公更多的，应是其女为周惠王后带来的尊荣，以及其身为夫婿的陈国国君身份，这是遵从社会礼制使然。

《击鼓》第四章：“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契阔”，孙奕《示儿编》云：“契，合也，阔，离也。”这里偏指离散。“说”，这里指卫、陈两国对婚姻的承诺。诗人离开正处危亡之际的父母之邦，与亲族离散而远嫁，就是想通过婚姻成就一个约定。换言之，诗人身为卫国公族女子，被送往陈国“请妻之”（《左传·隐公七年》），是处于危亡之际的卫国，试图通过婚姻与陈国讲和，以此取得陈国的信任与援助。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婚姻交好为时人所重。如《国语·鲁语上》：“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但基于卫国的艰难处境，陈宣公的安享尊荣、高枕无忧，以及错综复杂的齐楚争霸的诸侯局势，诗人的政治婚姻注定是卑屈的，她未必能获得陈宣公的重视，进言之，未必能起到明显改善陈、卫关系的积极作用。作为初为人妇的女子，最先考虑的肯定不是这些，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两句脍炙人口、极富华彩的诗，表达了诗人希望与陈宣公白头偕老，对美好婚姻生活的无限向往。

三、诗人哀叹自己婚姻的失败

可是，诗人的婚礼一开始就已为诗人婚姻的不幸埋下阴影。依据诸侯婚礼惯例，陈宣公应到卫国逆女（亲迎），例如《左传·庄公十一年》：“冬，齐侯来逆共姬。”《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夏，公如齐逆女。秋，公至自齐。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但我们在文本中并未发现陈宣公逆女的迹象，相关史料中也没有陈宣公逆女的记载。据《仪礼·士昏礼》记载：“若不亲迎，则妇人三月，然后婿见（其父母）。”陈宣公没有亲迎，理应和诗人一起到卫国去，行“反马”之礼，但他仍然没有照例做。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有“不我以归，忧心有忡”。诗人的政治婚姻也许注定是失败的，她对自己遭受的冷遇充满了悲情。《击鼓》末章：“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于嗟”，表悲叹。“活”，存在；生存。《老子·七十三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不我活兮”，代词“我”前置。前两句表达了诗人被陈宣公疏远，而这个事实使她简直活不下去。“洵”，“鲁、韩诗作敻，洵是敻的假借字，久远。《广雅》：‘敻，远也。这里指别离已久”⑩，《谷梁传·文公四年》：“敻入千乘之国。”“信”，信物，凭证。《史记·刺客列传》：“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末后两句表明，诗人远离父母之邦，努力成就的婚姻并没能成为陈国与卫国交好的凭信，文本充斥着哀怨与挫败感。

梳理鲁湣公二年（前660）以及次年的诸侯局势，陈、卫虽未交恶，但关系未见明显好转。据《左传·湣公二年》，就在宋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曹”之际，又有“许穆夫人赋《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她忧心如焚，认为“控于大邦”才是挽救卫国危亡的关键所在，她提出借助齐国力量的外交策略。继后的史实是，“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卫国联齐取得的成功，表明宋国援卫的作用已经减弱，间接说明“平陈与宋”的外交策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换一个视角，鲁僖公元年（前659），即次年的秋七月，楚国又攻打郑国。《春秋》：“楚人伐郑。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柽。”杜注：“柽，宋地。陈国陈县西北有柽城。”B11《左传》：“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荦（即柽），谋救郑也。”对于这次以“谋救郑”的齐侯之盟，近在咫尺的陈国并没有参加，这说明楚国军事实力的强盛，以及陈国出于对己方根本利益的考虑，仍还保持中立的姿态，不敢倒向齐国一方。鉴于这个史实，诗人悲剧性的婚姻境况就易于理解了。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讲诗人嫁与陈宣公丝毫没有起到“平陈与宋”的作用。诗人的父母之邦卫国没有参加这次的齐侯之盟，另外，接下来的数年里，楚国仍只将郑国作为征伐的对象，并没有攻打宋国。透过这些史实，诗歌文本表述的卫、陈和宋三国的友好关系显得愈加清晰，这些史实的背后，恐怕都有陈国作为的影子。

四、余论及《诗经·燕燕》

诗人远嫁陈国，是跟随公孙师（孙子仲）一起的。公孙师是宋国右师戊的儿子，宋桓公的亲侄子，前文已详述，当时年纪尚幼。鉴于“平陈与宋”的政治目的，公孙师应是宋国为盟陈主动送交的质子。交换质子行为是当时结盟的通例，例如《谷梁传·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曰，此其曰，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曰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诸侯结盟主要由诰誓、盟诅、交质子三个环节组成。事实上，宋国的结盟行为作用也是有限的，其背后的推手应是宋桓夫人，她作为卫戴公的姊妹，曾支使宋桓公驰援卫国，帮助卫国复国。宋国结盟陈国，可在全力援助卫国时免去为陈、楚所乘的后顾之忧。

《燕燕》一诗，为《邶风》第三首，按照《毛序》的观点，《燕燕》与《击鼓》均以卫桓公被杀，戴妫归陈、州吁伐郑为历史背景，只是各自故事独立。以《燕燕》为例，可疑之处明显，如清人崔述《读风偶识》卷二：“余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别之意，绝无感时悲遇之情。而诗称‘子之于归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闻有称大归为‘于归者，恐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绝不类庄姜、戴妫事也。”B12笔者以为，《燕燕》与《击鼓》创作的历史背景相同，诗歌语境关联，应为同时期的作品，通过对读互证，可以解决这两首诗还存在的一些学术问题。

首先，是两首诗创作的时间问题。《燕燕》诗云：“燕燕于飞，差池其羽。”所谓“燕燕”，指的是玄鸟，如王夫之《诗经稗疏》卷一：“独言燕者，白脰鸟也。叠言燕燕者，鳦也。尔雅分言之甚明。鳦，玄鸟也。”B13玄鸟，即我们通称的燕子，每年仲春二月，作为候鸟的燕子飞返北方。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清人孙希旦注：“玄鸟，鳦也。古以玄鸟至为祠高禖之候。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高禖，祈嗣之祭也。高，尊也。禖者，禖神，谓先帝始制为嫁娶之礼者，盖伏羲也。”B14又据班固《白虎通义·嫁娶》：“《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妇之时。”春秋时期，国君通常在燕子归来的那一天以大牢之礼祈嗣高禖，倡导婚姻嫁娶，促使人口繁衍。在民间，仲春二月通常是为男子行成人加冠礼和娶亲的时候。《燕燕》的作者既然以“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的送人远嫁为创作主题，那么以“燕燕于飞”为前三章的起兴绝非偶然。文本蕴藉着一个重要信息，即作者送别的时间或诗歌创作的时间，应在卫戴公元年（前659）仲春二月。《燕燕》创作时间既已确定，可以推出《击鼓》的创作时间，根据“爰居爰处，爰丧其马”的诗歌情境，以及“三月庙见”的婚礼，《击鼓》应创作于同年的五六月间。

其次，是《燕燕》的错简问题。《燕燕》末章六句：“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该章曾被认为是错简，例如边家珍《〈邶风·燕燕〉是两诗的误合？》、张剑《关于〈邶风·燕燕〉的错简》等论文，都认为是另一首独立的诗。笔者认为，《击鼓》中作为质子的公孙师（孙子仲）就是《燕燕》中的“仲氏”。“仲氏任只，其心塞渊”中的“任”，担荷；负载。《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孔疏：“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诚实而深远也。”郑笺：“任者，以恩相亲信也。”B15“只”，语气词，表感叹。“塞渊”，又见《鄘风·定之方中》：“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指笃厚诚实，见识深远。联系公孙师为宋国盟陈的质子身份，“仲氏任只，其心塞渊”，应是诗人的由衷之辞。至于《孔子诗论》中的《仲氏》，是今本《诗经》的逸诗，与《燕燕》无关。

最后，是《燕燕》的作者问题。“先君之思，以勖寡人”透露出作者的信息，“先君”指前代君主。《庄子·山木》：“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卫国历史上的卫庄公，曾娶厉妫和戴妫，生有卫桓公，是和陈国婚姻交好的先例。勖，勉励。《书·泰誓中》：“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寡人”，指地位尊贵的人，未必专指君主。《后汉书·仲长统传》：“寡者，为人上者也；众者，为人下者也。”这里为作者自称，据《礼记·玉藻》：“凡自称：其于敌以下，曰‘寡人。”“敌”，指身份对等或相当。前文提及的卫惠公庶兄昭伯与宣姜的几个子女，例如齐子、卫戴公、卫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等，追根溯源，都是卫庄公的后人。作者既然指称卫庄公为先君，以“修先君之好”（《左传·桓公三年》）为辞，劝勉远嫁的女子，《燕燕》的作者应在可选范围之内。前文已提及崔述的观点，他认为“系卫女嫁于南国而其兄送之之诗”，后来亦有学者附和。如果的确如此，其兄不会是卫戴公，据《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卫戴公送嫁不符合礼制。又据该诗的女性口吻，许穆夫人作有《载驰》，有创作的能力；另结合《击鼓》历史语境，交好陈国与宋国利益休戚相关，宋桓夫人有创作的动机，因此，《燕燕》的作者应是许穆夫人，或者是宋桓夫人。

注释

①B1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9、123页。

②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西书局，2011年，第144页。

③④⑦B1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1、769、612、319页。

⑤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0页。

⑥高兵：《周代婚姻形态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135页。

⑧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13页。

⑨崔明德：《先秦政治婚姻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⑩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80页。

B12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读风偶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5页。

B1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三册），岳麓书社，1996年，第52页。

B14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425页。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