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国军

(内蒙古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乌兰浩特 137400)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许多艺术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也借助各种艺术形式作为传播宗教的平台而发扬光大。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有许多佛教高僧同时也是学问高深的学者，在长期的译经、抄经、写经过程中，不乏一些精于翰墨且对书学颇有造诣者，隋唐之际的智永和尚应是最著名的一位。张怀瓘《书断》记载，智永的远祖是晋代书圣王羲之，曾居永欣寺阁临书四十余载，时人称为“禅林笔精”。智永草书以《真草千字文》为冠，其书带有章草痕迹。宋代苏轼对智永法书推崇备至，曾言：“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澹，如观陶彭泽诗。”[1]同期书家米芾也赞为“秀润圆劲，八面俱备。”[2]南朝隋唐之际，佛教发展达历史巅峰，佛教禅宗的盛行，也为隋唐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色调，这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中可见一斑。智永和尚不仅是位书家，更是位经年受到佛法熏陶的得道高僧，他的字不激不厉，没有锋芒，透出谨严、平和、超俗的人品和书品。难怪有“登楼不下四十余年”及“退笔成冢”[3]，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卷的超凡毅力。启功说他“砚臼磨穿笔作堆，千文真面海东回。分明流水空山境，无数林花浪漫开。”苏轼和启功都阐释了智永书法烂漫之至归于平淡的艺术特质，智永禅师把对佛教的虔诚、超脱，熔铸于自己的法书创作之中。《宣和书谱》载，唐代僧人书法家文楚，深得智永真传，其书落笔轻清，飘飘然如飞云辉映素月，大有禅家超凡离尘之境界。可见，佛教真于性情而又脱俗超尘的意境，为书法走向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造型艺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与永禅师遥相呼应的中唐狂草大家怀素，也是一位佛门弟子。怀素承继盛唐草书名家张旭的艺术禀赋，以狂继颠，笔走龙蛇。他不满盛唐书家的“法度谨严”，用近乎叛逆的方式以“气”写意，极至狂放，又加怀素虽在沙门，却嗜酒茹荤，醉中逃禅。怀素酒醉作书，意在追求禅宗空灵超越的“物我化一”境界，醉乡作为人类的原始乐园，感性上常处于一种超然的精神状态，任性率真而物我两忘，久之便形成他那种“贵在无羁束”的狂草书风。其父钱起在《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有云：“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醒来得真如。”观怀素草书，有如天仙化人，绝无尘想，又似进到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受任何外在羁束而我行我素的狂禅之境。书家内在的精神气质，随酣畅淋漓的笔墨跃然纸上，这些皆得益于他对禅宗的彻悟。

与怀素狂放不羁书风相对的另一位近代禅界大师李叔同，其书风又是另一面目。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诸艺皆工。但一代才人在三十九岁时落发杭州定慧寺，法名弘一，从此潜心佛学，弘扬律宗。据传弘一大师就戒之后，诸艺皆废，惟书法不辍，每日研习。他的字不激不厉，没有锋芒，一片童趣，于拙朴中见风骨，是典型引佛法于书法的实践者。弘一法师将释家的静穆恬淡、超然尘外的出世理念，含蕴在一片天籁的书法艺术创作之中，浑然天成，堪称禅界逸品。

佛教对隋唐书法的影响，从艺术理论层面则表现为佛学思想对书学理论的渗透和拓展。佛教思想对书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佛家崇尚“禅定”的修道法理，即要求个体通过凝神静思以排除来自外在和内在的干扰，使意识凝结到空明的“本心”状态，进而复归至清净的佛性上去。以禅论书在唐代书论中多有反映，“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就把“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当作临池首要，欧阳询亦将“澄神静处，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作为学书“八诀”之要。不仅如此，学书浑如学参禅，唐代书家还借佛法参悟书道，将禅家的修行方式引入到书法学习实践中。他们认为临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写，而是禅悟，禅宗主张自我彻悟，明心见性，没有悟性是不可以言禅的。这种参禅理论反映到书学上，便形成了书法创作上的“顿悟说”。禅道与书道相同之处在于“悟”，悟乃当行，物乃本色，如孙过庭的“心悟手从，言忘意得。”张旭称“始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及至“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印印泥”等，都是书家借禅宗参悟书道之妙语，强调了书法艺术“通其意”的内涵意蕴。其次，佛教所强调的“弃恶”与“功德”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隋唐书学理论对书家的评判标准。书法技法的工拙已不是品评书家书艺的唯一准绳，人品修为则更为重要。书法为心灵的迹化，是心学。有书评家甚至把书法创作上升到与灵魂等同的高度，认为书法是创作者心灵的写照，是人性化了的自然，心不正则书不正，如晚唐书家柳公权令穆宗改容的论笔法名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4]唐太宗李世民《指意》亦云：“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都是强调书法家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质的重要性，所谓观其书而知其人，书如其人，书以人重。佛教修行的“异恶观”导入到书学领域，便形成了隋唐人“重品”风气大盛，这对书家人格的完善和艺术鉴赏批评理论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佛学上的“无法”、“色空”观念，对隋唐书法美学的影响也是至为深远的。佛教的“求佛法本无法，一切有为法皆为佛法”[5]即是讲自然本真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孙过庭《书谱》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在他看来书法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融合自然、师法自然，“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至文”(《于右任谈书法》)。他们所谓的自然即指书风自然而不造作，且能充分发挥创作个性而不受成法的束缚。佛教《般若多心经》的“色空”观念和书法美学的虚实、枯淡理论有着相同的内涵。以黑白两种色调表达的书法艺术精髓可以用“虚实”两个字来概括，书法笔谚所谓的“计白当黑，无墨求色。”“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笔断意连”等，即是佛教色空观的具体表现，它有如道家的“至虚极，宁静笃。”“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讲的都是虚实相生、知实守虚的道理。

以上从佛教思想对隋唐书法艺术理论的渗透，佛门高僧促进书法艺术的繁荣，以及佛教修为对书法创作实践的启悟三个层面，阐释了佛教对隋唐书法艺术深层次的影响和两者水乳交融的亲缘关系。这是把书法艺术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探讨研究，以期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

【参考文献】

[1](宋)苏轼.东坡题跋[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2](宋)米芾.海岳名言[M].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3](明)陶宗仪.书史会要[M].商务印书馆，1930.

[4](宋)朱长文.墨池编[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5]赖永海.中国佛教文化论[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