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标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变迁
——以山东莒南为中心*

吉 标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清末民初,中国北方农村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在西学新知的强烈冲击下,传统社会教育体系不断式微,新式的社会教育形式渐次生长。山东莒南社会教育的发展和变迁在我国北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近半个世纪内,莒南境内相继出现了民众教育馆、乡农学校、冬学、庄户学等社会教育形式,这对促进乡村社会教育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莒南社会教育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管中窥豹”,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20世纪上半叶我国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变迁的整体进程。

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馆;乡农学校;冬学;庄户学

社会教育是正规学校教育以外的文化教育机构、设施对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社会教育”一词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我国,很快就被各种刊物使用,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随着“新国民”意识开启和“升民智”思潮的日益涌动与高涨,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意识到民众教育对于社会改良与进步的重要性,并积极倡导“社会教育”,旨在促进国民“识字明理”、“以唤起民众,谋求民族之解放”。我国社会教育的奠基者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早年曾留学德国,后来将德国的社会教育理论引入中国。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他的推动下,民国教育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办理和管理社会教育事宜,开始实施新的教育体系,正式将社会教育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此后,社会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逐渐获得发展并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至新中国成立,我国社会教育的形式不断扩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对促进文化传播、民众觉醒和政治动员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以山东省莒南县的社会教育发展为例,来透视20世纪上半叶我国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进程。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华北地区一般指秦岭—淮河线以北、长城以南,涵盖晋、冀、鲁、豫、京、津等省市的我国北方广大地域。这一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影响较为广泛和深入,在区域文化价值观上具有一致性。而处于“齐鲁旧邦”的莒地在这个古老的文明空间里具有重要的地位。自明代以来,华北地区就逐渐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地带,区域内的文化和教育深受政治体制和政权的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广泛地建立敌后抗战根据地,整个华北地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星罗棋布。莒南是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社会教育以及各项文化事业获得迅速发展,成为山东乃至华北各根据地模仿和学习的典范。这是我们以莒南为中心考察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的主要依据。

一、莒南发展社会教育的人文环境

(一)莒南发展社会教育的历史文化环境

莒南位于齐鲁旧邦,古莒邑城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崇文重教源远流长。莒国所居之地,有着极为发达的史前文化。从旧石器时代起,这里有山东最早的原始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里又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在今莒县的陵阳河、大朱村一带,曾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图像文字——“陶文”,在莒南近边(今属日照)的两城镇、尧王城等,也发掘出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莒南县属地在秦代以前是莒国所辖范围,莒国是东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夏、商、周,春秋时期处于鼎盛,战国初期为楚所灭。秦代之后至宋元明清,该地一直属莒县(莒州)管辖。两千年来,莒地附近曾产生了一批杰出文化艺术人才,创造并延续了灿烂的莒文化。

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莒地的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尤其是明代以来,莒南教育兴盛,人才辈出,为世人赞誉。近代对莒南教育与文化事业发展贡献较大的当属莒南大店庄氏家族。庄氏是山东省内著名的科举望族、名门世家。明末庄氏族人开始在莒南大店开建庄氏庄园,经历明、清、民国,绵延4百余年历史,至民初面积达15平方公里。庄氏庄园曾是中国北方地区著名的庄园式建筑群,其建筑规模宏大,闻名遐迩。庄氏族人利用庄园田舍,举办私塾,兴学授业,随着家族势力扩大,逐渐开始创办书院。清乾隆时期,庄氏后人在莒南大店建立了对整个鲁南地区影响久远的“林后大学”,占地6亩多,有寝室、藏书房、饭厅20余间,重资延聘名士,收藏大量书籍,供师生阅读,最多时招收生员达几百人。[2][p.125]庄氏家族重教兴学,家业不衰,泽被乡里,对莒南近代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4百年间庄氏家族共考中进士10人,举人22人,“五贡”34人,其余各类生员300余人。[3][p.23-56]这些人大都在京城和各地做官,上至翰林、巡抚,下至议员、县丞、区长。到民国初年,其势力延伸到江苏、河南、安徽等省,成为富甲山东、享誉全国的豪门盛族。庄氏族员中尤以同治元年(1862)进士庄予桢贡献为大。光绪三十年(1904),32岁的庄陔兰中进士,后出任礼部祠祭司主事、员外郎,晚年毅然辞官返乡,投身家乡文教事业,1905年在莒南大店创办了莒南内第一所现代学堂——朱陈店中学堂(大店原称“朱陈店”),后被推举为山东省咨议局议员和莒县议政会“议长”。民国时期,庄氏家族兴学济世,广兴书院,矢志家乡民风教化,对莒南社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抗战时期,庄氏家族除了积极办学兴校之外,还主动将宅院(庄氏庄园)献出,供当时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大学驻扎,为对敌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莒南发展社会教育的区域治理环境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莒南在整个山东乃至华北地区占据重要的政治地位。尤其是8年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抗战的4大根据地之一,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莒南是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抗战时期山东省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被誉为“齐鲁红都”、山东的“小延安”。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会、山东省参议会长期驻扎莒南,指挥全省各根据地的抗日战争,领导和组织山东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八路军115师也长期驻扎莒南,一大批中共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陈毅、肖华、谷牧等在此地生活和工作,对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作出突出贡献。抗战时期,莒南也是山东省的文化中心,驻有高等院校(山东大学)、山东省新华书店、山东大众日报社、山东文协、山东省剧团、山东省文化界救亡协会等省级新闻、文化机构和各类文化艺术团体,驻地开展的文化艺术活动异常丰富。

作为一个区域政治中心,莒南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来开展社会治理,维持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方面为当地的社会教育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在战时尤其重要;另一方面,文化教育建设本身就是这类地区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当时进行政权建设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手段,这对当地社会教育发展也产生直接的推动力。

二、莒南社会教育的发展阶段

关于清末以来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进程,有学者将其划分为5个阶段:(1)社会教育萌芽时期(1895——1911),又叫简易学塾时期;(2)社会教育确定时期(1912——1918),又叫通俗教育运动时期;(3)社会教育发展时期(1919——1927),又叫平民教育运动时期;(4)社会教育扩充时期(1928——1937),又叫民众教育时期;(5)社会教育普及时期(1938——1949),又叫战时民众教育时期。[4][p.9-10]考察莒南教育变迁的历史,也基本反映了这一进程。其社会教育的发端主要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在20世纪20、30年代得到极大拓展和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中后期达到繁荣和鼎盛,为山东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民国初期:民众教育的倡导与兴盛

1914年,教育部颁发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该《草案》指出,民众教育主要有3种形式(即通俗教育、通俗演讲和通俗书报),社会教育应以促进民众道德素质提升为目的,各地方要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促进民众教育发展。同年,山东省成立社会教育的管理机构——“社会教育经理处”。该机构“对于社会教育竭力整顿,大家改良,如所设立之巡回文库二处,通俗教育画及露天学校莫不整齐可观,成绩卓著。而教育画尤为特色,故山东社会教育,为全国第一”。[5]1921年山东省政府又成立省通俗教育讲演所,并相继在全省多处举办讲演所,兴办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的热情渐趋高涨。在形势的推进下,从1923年开始莒南境内也相继创办了讲演所、阅报所、通俗图书馆、平民夜校等。其中温水泉、大店、板泉、坪上等村镇定期举办讲演会,每周2次,听众平均每次约80人。另外,当时莒南境内设立民众阅报3处,每年订购《民众日报》100多份,以供乡民阅读。[6][p.357]

20世纪20年代后,山东省的民众教育迅速发展。为了指导和管理社会教育事业,山东省教育厅1928年新设社会教育科,专司社会教育事宜,以补助民众知识,指导民众生计。次年山东省政府召集会议,决定要进一步推进民众教育,成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民众教育馆,会议要求在省机关、学校和民众团体中广泛设立民众教育馆,“教以平民千字课、算术课”,以文教化,并通令各县效法。在当时社会形势的推动下,1928年,莒南区域内成立了第一所民众教育馆,地址设在县城孔庙,将原讲演所、阅报所、通俗图书馆并入,并开始接收未入正规学校学习的青壮年参加学习。民众教育馆还附设民众识字学校、革命历史文物及民众俱乐部等。第一所民众教育馆的成立,标志着系统、有规划的现代社会教育在莒南内正式确立。后来,坪上、十字路等地也相继兴办了民众教育馆。截止1931年,莒南境内共设民众教育馆6所,共38个班级,毕业人数为1016人。[6][p.357]民众教育馆主要机构由图书部、讲演部、推广部、总务部和体育部等组成。图书部办理巡回文库、图书馆、民众阅读所以及订购民众刊物等事宜。讲演部负责固定讲演和巡回讲演,固定讲演在本馆内,巡回讲演是轮流派讲演员(1～2人)分赴各村、镇讲演。推广部办理民众茶园、国术研究会、民众识字学校和民众夜校等事宜。总务部办理文牍、会计、杂务等事宜。体育部办理民众体育场、简易体育场、倡导学校开展体育活动以及组织召开体育运动会等事宜。

(二)20世纪30年代:乡农学校的兴起与扩大

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北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经济衰退,农村社会矛盾突出。当时,有一大批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心怀文化救国的激情,投身广袤的农村,矢志教化,兴办学校,进行新文化传播,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很多地方政府发动一些乡绅和开明人士,创办了大批乡农学校,推进平民教育,极大了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乡村社会教育的发展。

在这场运动中,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成效尤为显著,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典范。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致力于乡村建设与改造,这一举动得到了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鼎力支持。1932年12月,山东省政府第158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试办民众学校通则》,决定将邹平乡村建设的经验推广到全省。《通则》规定,要依托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全省各地创办一批民众学校,招收18岁以上40岁以下民众,指导农民生活,提升民众文化与素质,加强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此后,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运动在山东各县逐渐扩展开来,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很多区县借鉴邹平的乡村建设经验,兴校办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兴办乡农学校热潮。据统计,从1931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山东省境内累计创办各种乡农学校150余所,培养学员1.8万余人。[7][p.226]

遵照省政府的政令,1932年开始莒南境内也积极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兴办“乡农学校”,以训练农民和加强农村自治。当时莒南共辖7个区,每区1所乡农学校,共创办7所。莒南境内的大店、坪上、十字路、汀水、板泉等地都设有分校。从1936年起全县乡农学校招生增多,共举办4期,每期4个月;每期人数四五十人,多者百人左右。1938年秋,随着日本侵略军频繁扫荡,学校无法维系,随之停办。[6][p.357]

当时乡农学校的组织机构健全,“设校长1人,主持全校校务;设教育主任1人,秉承校长办理一切教育事宜;设事务员1人,秉承校长及教育主任办理一切事务。”按照组织规定,乡农学校办学遵循“政教合一”的原则,校长即由区长兼任,由县政府委派,统管全局。乡农学校的教员多由在“乡村建设研究院”接受过系统的专门训练的人担任。按照规定学员主要是18—25岁的青年,且应该是富户子弟为主,但后来往往“地主、商号轮到出人时,多以土地、出钱雇用贫苦子弟顶替”。[6][p.357]后来,由于主要以军事为目的,大多数穷苦子弟也不愿参加,于是从1937年5月开始从当地中学选抽学员。“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革命形势需要,学员招收困难,从当地中学中抽补的数量更多。

(三)抗战时期:冬学的兴起与繁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在开展艰苦对敌斗争过程中,为了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质和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也大力创办和极大发展了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冬学运动”。冬学运动自1937年从陕甘宁边区兴起后,发展迅速,到1945年已经遍及西北、华东、华北、华中几乎所有根据地,成为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中“最大量、最经常、最有效果的一种组织形式”,[8][p.222]对战争动员和群众思想觉悟提升以及文化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东根据地遵照上级指示也积极组织群众,大力开展冬学运动。山东根据地冬学运动开展最早、成效最显著的地区是莒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中共莒南委成立,开始组织和领导本地的群众教育运动。次年,莒南民主政府成立,下设文教科,各区设文教助理员,各乡设教育委员,开始遵照上级指示精神领导县内冬学运动。1940年,山东省根据地政府号召全省根据地因地制宜地开办“冬学”。根据指示,中共莒南委于当年11月上旬召开了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动员大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各区文教助理员及中心小学校长都前来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冬学委员会”,要求各行政村都要以“青抗先”(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为单位编成冬学班,将原有的妇女识字班和儿童学习班一律转成冬学。[6][p.358]随后,各区、乡、村层层召开会议,对群众进行充分的宣传,落实冬学会议精神。在县委的号召和群众参与下,冬学运动较扎实地开展起来,至年底全县就迅速办起冬学151处,共有学员7180人(见图1和图2)。

1942年6月,山东省根据地的主要领导机关(中共山东分局、省战时工会、省参议会、八路军115师师部等)移驻莒南,莒南由此成为全省党、政、军指挥中心,冬学运动也掀起了新的高潮。8年抗战期间,莒南开展的“冬学”运动成效显著,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得到了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肯定和推广,被当时《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多次进行专题报道,成为全省乃至华北各根据地学习的榜样。

(四)解放战争时期:庄户学运动的开展与普及

抗战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过程中,探索出新的办学形式——“庄户学”。“庄户学”的创办,较好地适应了战时的需要,在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壮大,极大丰富和完善了当时农村社会教育体系。抗战后期发源于莒南的“庄户学”,对普及大众教育,鼓励群众为战争服务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逐渐推广到整个沂蒙地区,最后几乎遍及整个山东解放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堪称全国之最,成为山东解放区民众教育的最重要形式。

“庄户学”最早是1943年由莒南刘家莲子坡小学教师张建华创建的。“庄户学”不脱离生产劳动,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主要依据学员的劳动场所和天气状况而定,“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牛棚马厩,都是学习的场所,干活又学习”。[9]庄户学的学员来源广泛,男女老少,都可以入学,根据年龄、性别和工作性质可以将其划分为“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干部班”。由于“庄户学”因地制宜,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很受群众欢迎。当时流传一首庄户学“三字歌”,充分反映了其受欢迎的程度:

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边识字,边割草;庄户活,误不了。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大组大,小组小;看闲忙,分老少。子教母,姑帮嫂;自动手,互相教。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6][p.361]

由于成人“庄户学”切近百姓,实用性强,对扫盲、普及文化知识以及思想政治动员具有较大的意义,因而得到上级部门的宣传和支持。当时《大众日报》发表了专题文章,介绍其办学经验。[9]同年,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召开工作会议,对“庄户学”的办学经验给予表彰,将“庄户学”的创立者张建华称为“全省教育英雄”。随后,莒南抗日民主政府也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县推广“庄户学”,把教学与劳动结合起来,为革命战争服务,以适应战时的需要。至1945年,全县95%的村庄都办起了“庄户学”,而鲁南全部10个县“庄户学”的数量达到3348处,学员达到197758人。[10][p.448]

三、思考与启示

清末以来,在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和变迁中,西方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不断引入,社会教育从产生到获得极大发展,汇聚成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推动乡村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动力。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广袤大地上开展得轰轰烈烈的社会教育运动虽然不是一场革命,但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为当今教育改革和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

(一)创新了教育内容与方法,冲击了传统的教育体系

当时的社会教育内容虽然是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但相对于传统私塾教育和正规学校教育而言,在组织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系上都具有一定的创新。莒南开展的冬学和庄户学中,教学的组织方式非常灵活,依据学员的情况来确定。譬如:青壮年白天农活多,主要集中在晚上上课,儿童和青年妇女主要是中午学习,中老年人可以在下午学习。这样的教育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员的学习需求,因材施教,对于整体划一的学校教育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社会教育的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冬学的教材除用上级编发的《战时民众课本》及《抗战道理》等政治教材外,还结合斗争和生产实际自编一些教材。教材内容贴近现实生活,生动活泼,很受学员欢迎。比如,抗战时期编唱的一些打油诗也是很好的教学内容,其中有些打油诗朗朗上口,容易记忆,流传甚广,“南风吹,麦子黄,快收快打又快藏,防止鬼子来抢粮。”“去年打开石狗崖,活捉汉奸朱信斋。今年打开赣榆县,活捉汉奸李亚凡。”[6][p.227]

在社会教育运动中,人们也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打破了传统僵化的教学程式。由于师资短缺,首先注重利用“小学生”制的教学方法,鼓励群众“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倡导群众先学帮后学,——在家庭中,夫教妻、妻教夫、子教母、孙教祖、妹教姊、媳教婆、嫂教姑;在互教互学中,强调目标激励、合作共享,有地方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好的教学策略,譬如使用“换条教学”,“每五天到老师那里拿一张纸,个人先把自己纸张上的字认会,然后再与别人交换,在交换中你教我,我教你……”。[11]

(二)培育了一大批乡村精英,加强了基层政权对乡村的治理

从社会教育的管理体制来看,不管民众教育馆、乡农学校还是冬学、庄户学都是政教一体、高度政治化的,它们延伸到乡村基层,成为乡村最重要的政治动员、思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构,这极大加强了乡村基层的凝聚力,增强了政权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如莒南最早成立的民众教育馆是国民党训政的一部分,其运营经费由国民政府提供。民众教育馆下设讲演所、阅报所、通俗图书馆、平民夜校等,传播新思想,启迪民智,进行政治动员,培养了民国以来第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乡村治理人才。乡农学校亦是官办教育机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办学目标尊武重教,政治、文化科目兼修,实施军事化管理,其办学目标是为了加强基层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和管理。乡农学校作为地方加强自治的一种重要途径,其特殊性表现在“官学一体”,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日常管理上进行军事化管理。乡农学校的广泛创办,也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和文化人才,在当时基层政权力量涣散的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县级以下政权对乡村社会管理的缺位,对政权和社会稳定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促进了乡村文化更新,推进了乡村底层文明建设

社会教育的开展过程中,通过发动干部和群众广泛参与,极大促进了民众文化、文明素养的提升。在冬学和庄户学的开展过程中,干部和先进分子在乡村社会教育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很多被吸收为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政治教员主要靠各项模范积极分子,以及区村级群众工作干部来担任,包括后勤机关的政工人员,政权部队的驻地干部和部分的小学教员。文化教育主要依靠当地小学教员为主,并吸收些进步知识分子参加。”[12]尤其在推广庄户学过程中,吸纳了广大的村民参与,把儿童教育转变为成人教育,教育对象空前扩大。庄户学成为乡村文化中心,成为推进乡村文化的传播机构。“村里大小工作都要通过庄户学去学习、动员、宣传、贯彻。像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减租减息、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文化娱乐、改造二流子等等,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庄户学帮助完成的”。[6][p.360]可以说,在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庄户学不仅仅是政治宣传的机构,也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更是文化宣传的阵地,为凝聚乡村力量、移风易俗、养成新的文明习惯作出了重要贡献,构成了解放区农村文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量。

毫无疑问,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体系,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教育是一种新的、极具活力的教育形式,它在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发挥的社会功能上都是一种本土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育“读书不求实用”以及教育与生活相脱离的状态,对于当时的学校教育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其在当时促进了我国乡村底层文化及文明的发展,也为当今推进我国社会教育和乡村文明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值得社会史和教育史研究者进一步去深入挖掘和探究。

(四)莒南社会教育发展成就是中华民族共同财富

应该说,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政府都对莒南社会教育的发展和成就做出了贡献。二三十年代莒南民众教育馆、乡农学校的兴起(其背景是当时全国普遍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反映了当时民国政府对国家治理的一些思路和实践,这在那个社会剧烈转型、百废待兴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莒南抗日根据地冬学、庄户学的兴起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得全国政权前对地方治理的一些思路和实践,这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时环境下更是值得赞许的。二者在理念、目标、形式、方法、成效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先后出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基础和经验,而后者在理念的清晰、目标的明确、实施的可行等方面发展了前者,二者之间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可以说,上个世纪上半叶莒南社会教育发展和成就超越了党派阶层,具有普适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华民族共同财富,值得我们重视和珍惜。

[1] 逄振镐.莒国史略[J].东岳论丛,1999,(7).

[2] 山东省莒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莒南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8.

[3] 庄宿庭,庄维林.鲁莒大店庄氏族谱(手抄本), 2000.

[4] 郁祖庆.社会教育纲要[M].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印制,1940.

[5] 高践四.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民众教育[J].教育与民众,1933,(3).

[6] 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7]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8] 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9] 阎吾.教育英雄张建华[N].大众日报,1945-1-5.

[10] 崔惟志,唐秀娥.沂蒙抗日战争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11] 闫吾:莒南人民的自学运动[N].大众日报, 1946-5-17.

[12] 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N].大众日报,1944-10-9.

Changes in social educat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century:A case study in Jun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Jl Biao
(School of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n 250014,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under the strong impact of western new knowledge,dramatic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rural area of north China and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as on the decline while new forms of social education were gradually gaining momentum.Jun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was a typical"revolutionary county"in north China,whose changes in education reflected the typic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re.In about half a century,there emerged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education,for instance,Public Education School,Rural Community School,Winter School,Agricultural Household Class,etc,which had promoted China's rural educ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education of Junnan County will help reveal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social educ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its chang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ocial education;The Institute for Mass Education;Rural Community School;Winter School;Agricultural Household Class

G77

A

1000-5110(2014)06-0129-07

[责任编辑: 刘胜兰]

2014-06-21

山东省社科规划地方党史专项课题“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化研究”(13CDSJ15)、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村落小学的百年兴衰研究”(12YJC88003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乡村教化的百年嬗变研究”(11BSH032)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吉 标(1976—),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乡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