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纲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略论教授治学之于大学发展的意义

□唐世纲

（玉林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教授治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大学管理理念，尽管在我国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它对我国大学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教授治学可以促进我国大学管理理念的变革与更新；实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推动大学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发挥大学教授办学主体的作用。充分认识这些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落实教授治学理念，而且也可以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授治学；大学发展；管理理念；学术治理

西方大学一直以来都在倡扬和践履教授治校理念，然而近年来我国却提出教授治学理念。虽然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只有一字之别，但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及所传达的精神意义却是不同的。教授治校是西方分权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是大学作为学者共同体组织所形成的一种管理理念。但是，我国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学术逻辑自然延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出于抵御外辱、富国强兵的考虑而主动建构的学术组织形式。尽管如此，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基于学术创新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性诉求，我国参照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和依据特殊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教授治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大学管理理念，教授治学虽然在我国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它对我国大学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这些意义，不仅有助于深刻认知教授治学，也有利于落实教授治学理念，进一步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一、教授治学可以促进我国大学管理理念的变革和更新

大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变革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外部的社会环境在不断地变迁，变迁的社会环境必然对大学提出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伴随外部社会条件的变动，大学内部也在逐步地改革和调整，特别是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潮流的猛烈冲击，现代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发生了裂变，各种主体力量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应，大学管理理念也要随着大学组织的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和变革。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要依据大学组织特性与外部环境的未来走势先行变革，从而反作用于大学，推动和牵引大学迈入新的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的西欧。尽管中世纪大学在大学发展史上具有发生学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时的大学是“学生或者教师”的行会组织，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按‘大学’一词的原意，只不过是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1]中世纪大学不但规模小，没有固定的“居所”，影响力微弱，而且各种事务性工作也较为简单，依靠学者自身几乎就可以全部完成，因此，中世纪大学的运行和发展主要依靠学者力量，实行自主管理。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科学技术被引入大学，近代大学的管理理念、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标志是十九世纪初叶创办的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1807年在普法战争中德国战败，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致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但是，这种境况却为柏林大学的创建提供了契机，“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2]另一方面，柏林大学是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下成立的，这给它带来了一股十分清新的文化气息。在这股文化思潮的推动下，柏林大学“创造了一种体现大学教育的新概念，其重点在于进行科学研究而不在于教学和考试。”[3]在特殊历史背景中崛起的柏林大学具有显著的引领意义，它“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4]

办学理念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柏林大学的学术辉煌，并使之成为当时大学发展的“理想模式”。从管理理念来看，柏林大学尽管创造性地继承了中世纪大学学者自主管理的传统，享有高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具有稳固的组织机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德国政府控制的触角已经延伸至大学，大学再也不是单纯的学者共同体组织了，因为这一时期大学不再是“自然演化论”的产物，而是在国家的直接支持下成立的，它的运行与发展无法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当然，柏林大学由于构建了灵活的制度安排及独特的运行机制，此时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近乎完美，因此大学与政府双方取得了协同创新发展的效果。

20世纪初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并将这种理念落实于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开创了大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此时的威斯康辛大学不再固守于学术象牙塔中，而是拆除大学的围墙，走进社会，与社会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州的边界就是大学的边界”，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此外，由于现代大学的规模迅速扩张，结构日益复杂，其事务性工作骤然增加，学校行政管理机构不断膨胀，行政管理人员也逐步成为大学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所以，在大学管理理念上，“教授治校”不再是唯一的，政府控制、市场调节、行政管理等也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管理理念。

我国现代大学肇始于清朝末年，几乎完全是移植西方的产物。与西方大学相比，我国现代大学虽有学术组织之名，但其内在的学术精神和理念却并没有相应地生长和发育起来。因为我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政府强力主导下的结果，政府行政逻辑取代学术逻辑，成为主导和支配大学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性力量。百余年来，这一组织框架和运行逻辑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教师参与组织机制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学术创新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理性诉求，在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以及结合我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教授治学”理念。从管理理念的视角来看，教授治学旨在现有大学治理格局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教师权力，强化专业力量，突出教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构建教师参与组织机制。由此不难看出，“教授治学”的提出，必将实现我国大学管理理念的超越和创新，对重构我国大学治理结构起到观念引领的作用。

二、教授治学可以实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

教授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了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一直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不仅如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集权程度的增强，我国大学发展全面依赖政府，俨然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和延伸机构，政府行政逻辑长期主导着大学运行和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也在逐步进行调整和变革。在此情况下，高校获得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自此，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浪潮的风起云涌，我国大学的外部治理结构开始出现部分改变，尽管如此，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却未发生明显变动。

从形式上看，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体系；以书记为核心的党务系统；以教师代表构成的民主参与组织机制。但从实质来看，大学内部权力主要在行政体系和党务系统两条线中配置，教师参与权力基本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在我国大学权力场中，党务组织秉承政治价值，行使政治权力，履行对大学的政治领导和管理；行政组织秉承行政价值，行使行政权力，履行对大学的行政领导与管理。专业权力既没有获得发挥作用的合法性，也缺乏发挥作用的组织体制。”[5]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层原因。首先，我国现代大学教师参与机制先天发育不够。众所周知，我国现代大学并非本土教育逻辑自然生长的产物，而主要是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结果。虽然如此，但是西方大学固有的学者社团精神和理念却没有在我国大学生根，在大学的发展和管理中，政府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起主导作用。其次，我国现代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处在一种高度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制度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制约。清朝末年，现代大学的引进和建构是清政府救亡图强战略的政治工具和路径选择。民国时期，尽管出现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短暂的“教授治校”的辉煌，但总体上看，大学终究不过是国民党政权推行“党化教育”和“驯化教育”的场所，带有强烈的政治性色彩，以致大学处在难以维持下去的窘境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按照新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接收、接管和接办旧中国的各类大学，但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大学成为了整个国家计划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受党的统一领导，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接受中央党委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的格局并未发生变化，所以，在大学内部，党务系统一直是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核心，而且处在大学权力漩涡的中心，掌握着对大学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同时，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学科专业的拓展，学术行政事务也变得日益复杂，加之由于现代大学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政府不仅没有放弃对大学的管理控制，相反，还加强了对大学控制和干预的力度。在此背景下，大学不仅要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方针办学，而且在大学内部，“随着党务组织的行政机构化、党务工作的行政事务化、党务工作人员的行政身份化，更加强化了大学行政化的程度，政治权力成为一种行政化的权力，”[6]因此，行政权力体系几乎囊括了大学的全部管理权力。由上可见，大学中的党务系统和行政体系事实上掌握了大学运行和发展的绝对权力，教师参与权力几近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权力形式。

应该说，在我国大学治理中，党务系统和行政体系共同拥有对大学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现实的依据。但大学毕竟是社会系统中的学术组织，而非纯粹的党组织或行政组织；专业力量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靠力量；学科专业是大学的主要操作内容，因此，“教授治学”理念在我国的提出，是基于学术组织的发展逻辑和特殊的国情，在充分尊重党务系统和行政体系的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尊重和扩大教师民主参与权力，旨在谋求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促进大学又好又快发展。

三、教授治学能够发挥大学教授办学主体的作用

从大学的发展史看，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一直以来都离不开教授的办学主体作用，教授个体和教授团体是大学知识传承与知识生产的核心力量。被誉为现代大学产生源头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学者行会组织，学者全面控制大学的所有事务和活动。可见，中世纪大学教授的办学主体作用得到了充分彰显。

伴随着科学革命、产业革命的爆发以及社会发展的变迁，大学的发展也出现了深刻的变革。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开启了大学发展史上的新纪元，标志着大学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与中世纪大学相比，柏林大学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研究所组织和讲座教授制度的构造。研究所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享有较大的学术权力，相较之下，学部、大学层次的学术权力则较弱。讲座教授是研究所的掌门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包括人事权、独立财务权、学术资源分配权等学术行政权力。不仅如此，讲座教授社团还事实上把握着学部、学校层次的相关学术权力。由此看来，教授在近代大学中发挥着突出的办学主体作用。

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典范，代表着当今大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结构，不难发现，学系是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单位。与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所不同的是，学系的创建削弱了讲座教授的绝对权力，扩大了其他教师的民主参与权力。也就是说，教师集体控制和决定学系组织的所有事务与活动，包括教师的晋升与评聘、教师的引进与考核、学科专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教学课程的设置等，系主任的角色和地位则比较尴尬，处在“上压下挤”的窘境之中，主要担负执行性职能。在学院、学校层级，主要是教授会控制和决定学术相关事务。可见，教授或教师力量在美国大学办学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欧美国家大学不同，我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教师力量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没有很好地发挥办学主体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非但没有减弱，事实上反而加强了，以致大学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或“附属单位”，[7]表现出过度行政化的特征。不仅如此，在大学内部，由于长期处在党政二元共管框架体系下，教授的学术权力一直得不到彰显，其办学主体作用也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正因为如此，我国提出教授治学，旨在充分尊重党政办学权力的基础上，改变现有办学格局，夯实大学学术权力基础，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教授参与办学的主体作用，让大学组织的学术性属性得到彰显，使大学更像大学，而不是像官府衙门或企业公司。所以，从目的意义上看，教授治学理念的提出，有助于发挥和落实大学教授办学主体的作用。

四、教授治学能够推动大学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从本质上看，大学是一种学术组织，培育人才、发展学问和追求真理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但是，大学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自在的演进过程，某种程度上说，是学术的化身——教授发挥能动作用的结果。显而易见，没有以学术为志业的教授，没有他们不计功名几十年如一日地投身学术事业，大学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断然是一句空话。

然而，在我国现代大学中，由于受官场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教授弃学从政，有的官学一肩挑；有的教授亦教亦商，‘身在曹营心在汉’，以教为辅以商为主；还有一些教授为了生计而入职，为了工作量和课时费而奔波劳顿，缺乏学术理想和专业精神。”[8]在此情况下，教授非但无助于学术发展，反而会严重损害大学学术圣殿的光辉形象，以及侵蚀学术发展的根基。

可以肯定，我国提出教授治学理念，一方面是参考了国际先进的大学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大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旨在改进我国大学的管理现状，充分发挥教授的主体作用，使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管理与决策中发挥重要影响，推动大学学术又好又快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优化与提升。历史和实践的经验表明，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大学组织的根本属性，大学学术的繁荣与卓越依赖于具有专业修养和学术智慧的教授，因为教授是学术的化身，是大学学术发展的活性资源。正因为如此，充分尊重教授的学术权力，发挥教授的主体作用，保障教授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支持条件，不仅是大学内在逻辑运行演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大学学术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此外，现代大学早已告别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行会模式，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组织严密、体系完备、功能齐全的“巨型组织系统”。与之相应，大学的学术生产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者个体远离社会的“书斋型”模式日益没落，学术团体与社会紧密结合的“需求型”模式全面走向胜利。在此情况下，大学学术发展规划的编制、学术关系的调整、学术资源的配置、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等一刻也离不开教授的参与和决策。也就是说，我国提出教授治学理念充分考虑了现代大学学术生产模式发展的新趋势，不但强调教师个体或教师集体从事学术研究，而且强调教授应当全面参与学术管理和决策。因此，教授治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理念，其推行和落实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学术治理关系，优化大学学术生产结构，提高教师个体或教师集体参与学术管理与决策的积极性，激发教授从事知识传承和知识生产的热情，而且作为上述结果的副产品，它还会带来大学学术的全面发展与繁荣。

结语

教授治学是一种重要的大学管理理念，它的提出，一方面是参考了国际先进的大学管理理念，另一方面也是深刻意识到了我国现代大学管理存在的不足。理性地看，教授治学对于我国大学发展具有多重意义，它不但可以促进大学管理理念的变革和更新，实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而且能够发挥大学教授办学的主体作用，推动大学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无论是大学管理理念的变革和更新、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还是发挥大学教授办学的主体作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大学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大学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既离不开大学管理理念、内部治理结构的与时俱进，也离不开大学教授办学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就教授治学的上述几重意义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管理理念是前提，治理结构是保障，教授作用是关键，学术发展是目的。充分认识教授治学于我国大学发展的上述意义，不仅有利于落实教授治学理念，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1][英]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吴元训，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37.

[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3][英]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M].任宝祥，吴元训，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30.

[4]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5]别敦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权力结构改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2(1)：3-4.

[6]别敦荣.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大学权力结构改革[J].高校教育管理，2012(1)：3-4.

[7]别敦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权力及其结构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2)：55-61.

[8]别敦荣，唐世纲.论教授治学的理念与实现路径[J].教育研究，2013(1)：91-96.

【责任编辑 潘琰佩】

On the Significance of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TANG Shi-gang
(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It was not a long time ago when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was introduced in our university management, but it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university. Specifically,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can promote the changing and updating the ideas of our university management, help to optimize and perfect the university’s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and let professor play as the main role in running the universit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se not only can better implement the professor academic ideas, but also can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concept; academic governance

G642

A

1004-4671（2014）06-0096-05

2014-02-20

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治理结构中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关系研究”（编号：2010B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唐世纲（1979～），男，湖南江华人，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高校课程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