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志朋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及其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滕志朋

（广西财经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该地区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生态智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核心精神在特定地区特定民族文化中的独特呈现。西江流域生态文化作为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重要文化成果，具有维护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持续发展的功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做好类似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在环境保护的法制化方面以及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形成社会大众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方法和经验。

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天人合一；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化，从根本上说，指的是一种注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良性运行，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以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存在为前提，以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为保障。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如果失去了自然环境的强大支持，就必将成为空中楼阁、水中幻影！

中国第三大河流西江，是华南地区最长河流。广西西江流域，涵盖南盘江、红水河、黔江、郁江、柳江、桂江、贺江流经的地区。在这片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壮瑶苗侗汉等12个民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中的生态文化，尤为引人注目，或可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

一、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生态智慧的结晶

首先，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该流域生活的各民族长期交流、共同创造的成果。

西江流域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之一。这些民族之所以统称为“越”，是因为他们都使用“戉”这种生产工具或武器。这说明百越各民族间本就有浓厚的历史亲缘关系。[1]有学者甚至认为：广西的土著民族壮、侗、仫佬、毛南、水等族都有同一个根：甑皮岩人—柳江人。[2]以是故，柳州三江侗族有一首名为《本是同源同根生》的歌唱到：

侗汉苗瑶本是同源同根长，好比秧苗共田分几行；通情达理看得宽，元梅愿嫁益阳李家郎。李哥虽是异乡人，忠厚老实人善良；愿和侗家结兄弟，他与元梅情更长。人住哪里惯哪方，美满婚姻愿为上；话未全通心相通，虽远却近乐洋洋。母爱女儿一片心，女念母情常来往；侗汉苗瑶一家亲，共个苍天星星亮。[3]

这首劝世歌是因为一位侗族母亲不同意女儿和湖南益阳一个汉族小伙子的婚事，寨上老歌师劝解这位母亲所唱。歌中的“侗汉苗瑶本是同源同根长”或许是“文学化”的说法，但这首歌透露出的信息，说明西江流域各民族一直都存在密切交流和相互影响，包括他们的生产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礼仪风俗、语言艺术等等方面。

以瑶族为例，我们即可理解西江流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广西是瑶族的最大分布地，桂江、柳江、浔江三江分界的大藤峡瑶山（横跨桂平、武宣、象州、荔浦、蒙山、藤县、平南诸县）是该族最大聚居区之一。瑶族这个山地民族，总体上看长期以来都沿袭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过着“逐地垦殖，居无定冲，亦无租徭”的生活。瑶族有“过山性”，喜欢移民、迁徙。刀耕火种一段时间，土地贫瘠了，就转移到未开垦的另一块山地继续这样的生产与生活。但大藤峡的瑶族因迁入的先后不同，出现了占有土地的不同，其中一部分（长毛瑶）就开始从事水田经营。这是受平地民族的影响所致。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完全靠刀耕火种方式生产和生活的瑶民。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加上找不到未经开垦的新山地，这种生产方式，就面对着收益越来越下降的困难[4]。瑶族人于是只能模仿其他民族，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瑶族的开耕试犁习俗即表明了这一点。“开耕节”本是壮、汉、苗、侗等水田农耕民族的传统，但瑶族在民国以前，也举行开春试犁的仪式。富川一带的平地瑶，在农历二月社日，要祭祀灶王，也叫“开春节”。这一天，家家户户开始犁田训牛。[5]

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历史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相安乐业，这是广西民族分布的特点。[6]这个特点在西江流域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一种多民族社会生态格局，自然而然也促进了各民族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以及风俗习惯的交流融合，因而在生态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呈现出某些共性。

其次，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更是该地区各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文化交流及融合的成果；进而言之，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结晶。

“数千年来，我国农业民族与畜牧业和森林采集狩猎业民族之间始终存在着频繁、密切的经济交往关系，这种交往关系是以相互间的须臾不可缺少而存在的，是任何艰险的地理条件所无法阻隔的。”[7]如果说“舜葬于苍梧之野”（《礼记》）未足征信，周统治者仍把岭南视为“徼外之地”，那么从秦始皇派兵征服和戍守岭南开始，西江流域各民族则真正开始和中原民族交流往来，成为华夏民族版图的一部分。自秦以后，历代统治者通过实行“和辑百越”、“羁縻州制”、“改土归流”等多民族地区管理制度，同时对百越民族倡行文教，推广儒家学说，极大促进了岭南区域的变化发展。由此，中原汉民族的生态文化也不断传播到西江流域。

从某种层面看，文化无非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胡适）。这里“生活”的所指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生活——生产劳动在内。但整体的生活又奠基于经济生活——生产劳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所以中原民族与西江流域民族的生态文化交流（中原民族的生态文化对西江流域传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生产劳动方面的生态文化，即“农业技术”，包括农业工具、耕作法、农作制、农田水利等方面。中原民族比西江流域各民族更早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制工具，以及耕牛；铁制农具以及牛耕技术也传播到西江流域。最终，以这些工具、技术的使用为核心，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实现了对中原民族生态文化的接纳和融汇。

更进一步看，传入西江流域的不仅是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经济生活），还包括政治治理。历代统治者从经济的、政治的层面对南越地区进行改变，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且事实上的确具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对一个社会而言，经济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政治的影响则是导向性决定性的。那么政治、经济形成的合力，经过二千余年的不断作用，就促使西江流域走出了原始荒芜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发展阶段。

种族或族群的迁移直接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9]这种中国历史上民族迁移的基本态势也存在于西江流域。到上个世纪中期，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汉民族已经在广西总人口中占比2/3，超过其余11个少数民族人口的总和。这种人口比例也大体适用于西江流域。这样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导致“西江流域民族生态文化”，已不单为该地区少数民族所创造和完成。“西江流域民族生态文化”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其他民族文化进入它，充实它。最终，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智慧的结晶，成为了传统生态文化的地区样板。

二、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具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特性

生态文化研究人员通常按照物质生产方式的变迁为标准，将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历的阶段或时代划分为三个，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0]或“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11]；另有学者称为“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12]，或“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13]。

从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的主要特点、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方面[14]的情况来看，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属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学者界定人类社会已经历的三个阶段后，都认为目前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或即将步入下一个阶段，即“生态文明”阶段。也有学者称之为“可持续发展”阶段[15]。意即此前的各个生态文化发展阶段，事实上是不可持续、不够“生态（化）”的。不够“生态（化）”，指的是对环境有破坏性，以至于使环境坏到无法让人类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指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6]但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是不是也是一种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使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可持续的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西江流域各民族都能自觉地顺应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并在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中推动民族或族群的繁荣发展。

西江流域各民族是在中原民族——汉民族文化的引导下步入文明时代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以“天道自然”为最高原则的文化。“天人合一”最初发端于原始信仰和崇拜，包括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17]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构成了中国原始崇拜的三大基本内容。其中，由于自然万物供给人们食物，祖先赐予人的生命，所以要报答酬恩，其表现形式便是敬天祭祖。以自然和祖先为主体的信仰于是沉淀下来，作为基础和原则，在后世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以及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18]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造成的礼乐文化，是对三代的世界观的进一步提升和确定，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高追求，这就是“天人合一”观。虽然“天人合一”这个提法并非当时就有，但孔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颜渊》），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

“天人合一”作为抽象的原则，必须通过具体的行为活动而得以呈现和完成。“天人合一”思想，在农业文明时代，在西江流域生态文化文化中，就体现为对土地的崇拜。土地崇拜通过“社祭”制度体现。“社，地主也。”（《说文解字》）社就是土地之神。祭社就是祭祀土地神。但是“社”的标志通常是茂盛的大树或一片丛林[19]，也可能是土石。祭社以祈丰年，社就是保护神。敬重崇拜社神，就意味着砍伐社树、社林，或者破坏社石、社地（地脉）方面的禁忌。社树、社林，在西江流域壮侗瑶民族语汇里，就是保护村寨的“风水树”、“风水林”，所以，我们就从瑶族的《石牌律》、侗族的《款规》里读到严禁破坏林木的文字。例如瑶族《石牌》中是这样说的：

六条讲完到七条，谁若黑心肠，肚藏刀，纵火在山，放火于沟，毁坏山场，破坏森林，他犯天法，他犯大罪。[20]

把毁坏田地、森林，视为“犯天法”的大罪，足见瑶族民众对维护山林田地的殷殷之情。这也表明，西江流域各民族在维护自然环境生态平衡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而且渗透于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态性不单体现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也不限于指自然万物之间的良性关系。生态性主要通过把自然环境作为对象的人类生产活动来实现，生态平衡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如果人口太多，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那么就会导致自然环境恶化，并引发人类生存危机。因而，人本身的生产，也属于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西江流域很早就有从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角度着眼的生育习俗（制度），比如瑶族。金秀大瑶山里的花篮瑶旧俗规定：每家每代只准留一对夫妇，每对夫妇只准留两个孩子，一个留在家里，一个嫁出去。因此，他们的家庭结构一般是“二、二、二”，即一对夫妇生育一对子女，赡养一对老人，很少有七口以上的家庭。每家生小孩，以一子一女为率，子妻女嫁，每家仍保持二人之平均数。瑶族夫妇传统时代都会由长辈暗授用中草药节育避孕。女孩情窦初开之时，母亲就传与女儿避孕节育的方式。子女成家立业后，父母告诫子女最多生两个。如果怀了第三胎，则劝其堕胎。[21]

“每个家庭每代只许有一对夫妇”这样的习俗，在花篮瑶的传说中是经过了“石碑”会议规定下来的，[22]并且在广大瑶族民众中（不限于花篮瑶）有广泛的认同。有研究者询问瑶族同胞为什么不多生养孩子时，他们总是回答说“瑶山田地狭窄，难以抚养多人……”[23]一子一女的生育习俗，在一部分瑶族地区，一直延续至今。在传统时代，即便中原的汉民族，都秉持“多子多福”的观念。西江流域的瑶族人民，就已产生维持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生育习俗——生态文化，殊为可贵！甚至在当代社会，也远远高出很多所谓“现代人”的思想境界，显示出一种超越性和进步性，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概而言之，灌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气神的西江流域民族生态文化，是对农业文明成就的高度总结，是一种能够协调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保障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平衡发展的生态文化。

三、西江流域生态文化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启示

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特征，从外部来观察，可以概括为两点：“富裕”和“浪费”。其实富裕和浪费是一体之两面、一个意思，就是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消耗的自然资源都巨大，而且消费——占有资源（即通常所说的“财富”或“商品”）的欲望更为膨胀更难以遏制。这种膨胀欲望主导的消费——占有，导致了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困境，汤因比不得不惊呼：“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24]现代工业文明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走的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发展道路。这种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否定和超越。

与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巨大生态危机相比，生态文化源远流长并且得到较好保存的西江流域地区，至今仍是生态环境得到最好保护的地方！[25]所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实质是如何做好西江流域生态文化之类的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保护问题，是当代社会应该从传统生态文化吸取哪些经验，借鉴哪些做法的问题。

保护传承传统生态文化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但就西江流域生态文化而言，我们今天仍可学习借鉴的经验至少有两点：一是要抓好法制建设，用法律来保障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做好环境保护法规和知识的普及化，让人们不仅愿意参与，而且懂得如何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西江流域各民族并不是自古而然就懂得维护生态环境，而是通过制定各种规范，来使部族民众逐渐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比如该地区的侗族民众，他们各村各寨联合起来，制定了《款规》这样的“基本法”，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使促使所有人参与。瑶族也有与之类似的《石牌律》。另外瑶族的“破补组织”、“村老制”、“密诺组织”，壮族的“都老制”、“寨老组织”，仫佬族的“冬组织”中，都有它们的习惯法。在所有这些习惯法之中，无一例外都有保护村寨山林水土等周边环境的条文。他们把相关条文刻在石碑上（“石牌”、“款石”），这已是成文的习惯法，或许可以称为民间的“成文法”。侗瑶民族都知道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一代一代的人都要做下去。刻条文于石碑，就是要让后人也都看到和遵守。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是带有强制性的。没有对触犯者相应的惩罚，法律就沦为空文。西江流域地区的“环境保护法”，对破坏环境的惩处是非常严厉的，仅从下面的案例即知：

1901年，广西象州县桂田村（今属金秀自治县）黄春得由于累次偷盗盘进安等家的猪、香草、树木，盘发觉后，告至石牌头人，经调查后，证据确实，捉拿黄到石水山下杀掉，并勒令其家属卖掉田产，赔偿失主。[26]

尽管并不是因为单纯的破坏自然环境，而主要因偷盗行为受到处罚，但由于偷盗行为总是与各种自然资源和环境密切相关，所以这个处罚也可以理解为同时针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人亡”、“家破”，再没有比这样的处罚更沉重更残酷的了！类似的处罚也还有不少；即使犯事者不丢命，大多也要散尽家财。我们这个时代不提倡严刑峻法。但是我们也看到，正因有这样严厉的法律规制，才保证了瑶山地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社会秩序，漫山遍野的森林和土产也得以保护。[27]

西江流域地区的某些具体做法是应当废弃的。但是通过法律化来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这应当是西江流域地区给予当今社会的启示。这又可分解为两点，一是立法，二是执法。立法方面，显然，现代人都懂得把环境保护纳入法制轨道，所制定的法律比以往民间的自然法当然更科学更完备。我们国家就先后颁布了“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等。这一系列法律的推出，确实为治理与预防生态环境的恶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28]但是，赶不上西江流域各民族的地方，就在第二点：执行不力，惩罚不痛不痒，起不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不能令行禁止，法律就形同虚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没有严肃的制度约束，绝无可能！

但仅有完备并且得到有效执行的环境保护法，也还不够。如果社会大众根本不知道这些环保法律，或者不知晓环保的知识（环保法也是一种知识），不懂得怎样做才是无害于环境生态，不破坏生态平衡的，那么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难以取得成效。就是说，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还有个法律法规、环保知识的普及问题。[29]

宣传普及的工作实际也做了，是效果不好。季节性地发几捆书、印一堆试卷给基层单位，每个人一本，每人照着答案填了交上来。在村公所、社区的墙报栏贴几张宣传图片和文章，谁爱看就看，就是做了环境保护的普法宣传。更多的做法就是开会、发文件，然后基层写个报告上来。行动全在纸上，与真实的世界毫不相干。

那么西江流域各民族是怎么宣传普及环保法律和知识的呢？其实，西江流域的人民从没有刻意去宣传普及什么环境保护知识，他们的思维里甚至没有这个概念。他们只是觉得他们在做理所应当的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就是他们的生产劳动——活计、生活方式以及一些其他的风俗习惯，他们觉得都是自然而然的。比如，每天在饭桌上，看到孩子们掉饭粒了，他们就会批评。孩子去放牛，他们会告诫不要让牛吃田里的禾苗、园里的青菜，也不要把小树折断。秋冬时节，他们则提醒小孩子不要在山林里玩火，捉迷藏时不要穿越人家的篱笆。还有，诸如死鸡死鸭不要丢到河里、水塘里，诸如此类，都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不过的情形。这些事情也包括奶奶或妈妈带孩子，总要讲些故事，唱几句儿歌；或者，村寨里总有一些爷爷或伯伯，夜晚在村头、树下乘凉，身边就围上很多孩子，于是村寨的过去，祖宗的英雄事迹，以及村后那座山，寨前那条河，那些传说故事，就从长辈的口中滔滔不绝流出来……

广西是歌海；西江流域各民族都爱唱歌。侗族的约法款、瑶族的石牌律，刻写在木板石碑上，也以歌谣的形式在民众中口耳相传。反过来说，各个民族不论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都有歌谣，都用歌谣来表达、记录和传递。农事歌、气候物候歌、历史故事歌、情歌、祝寿歌、婚礼歌、礼俗歌、叹苦歌、猜谜歌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歌谣里都有环境保护的内容或知识，而这些歌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歌唱，也有各式各样的唱法。但凡重要场合，如过年过节、行歌坐夜、婚嫁、寿诞、生子、迁新居等，必定唱歌。唱的时候，可以是大家合唱某一首歌，也可以你唱一首，我唱一首，或者你问我答。对歌比赛，有时是唱规定的歌，看谁记不住接唱不下去即为输，有时则是临场发挥，斗巧斗智。也有很多时候是按仪式规定，该谁唱，该唱什么内容，走程序。年节或喜庆日子，亲朋好友齐相聚，村头寨尾的大人小孩都凑在一起，唱歌助兴，图个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很多的习俗和风气，就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而形成，并一代代传承下去，包括尊长爱幼、关爱亲人，包括知书达理、维护乡梓。

以下是侗族婚礼上新郎新娘敬舅爷时唱的歌：

树木开花靠树根，稻田禾苗靠水井。我是花来您是根，我是禾来您是井。一杯米酒敬舅爷，米酒难报舅爷恩。[30]

——西江流域各民族，就是经常以这样的形式，生动活泼有趣地，在轻松快乐中，把爱护环境的规约和知识，潜移默化于每个人的心里，口耳相传给一代又一代。那么，在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当代社会，我们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方面，反倒束手无策，如此看来，应该向传统时代西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学习了。

四、结语

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他们合著的《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通过深入分析和研究后指出，战争因素、气候的变化、道德败坏、政治庸败、经济失调、种族退化及领导者的无能，都不是造成一个民族从根本上衰落的原因；而一个民族如果在短时间内耗尽了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表土资源，则无论它多么强盛，这个民族也会很快衰落下去。[31]

中国30多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美名之下“世界工厂”、“全球（生活用品）生产基地”的生产链位置，让我们消耗了大量的资源，也导致了自然环境的全面恶化！正是在这种危急时刻，党的十八大报告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千秋大计，无疑是正确的，但道路也是漫长的。我们能否达到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弘扬我们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智慧，包括西江流域生态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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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陈也奔，张靖硕.文明与自然资源[J].国外环境科学技术，1997，(3)：12.

【责任编辑 谢明俊】

Guangxi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and the Its Implication on the Contemporary Eco-culture Construction

TENG Zhi-peng
(Guangx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03)

Guangxi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is the eco-intelligence created by the people during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progress; it is also a unique reflec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ture and Man Integration”.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achievement, has the functions of protecting the eco-environment, promoting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emporary eco-culture construction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of the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to form a healthy public eco-cultural concept, and to take reference from the way and experience of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Xijiang Drainage Basin; eco-culture; Nature and Man Integration; eco-culture construction

G07

A

1004-4671（2014）06-0030-06

2014-05-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西西江流域生态文化研究》（批准号10BZX081）成果之一

滕志朋（1968～），男，广西桂林人，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副院长。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