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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肇始

2014-03-12★文/魏

音乐生活 2014年3期
关键词:传习所社团上海

★文/魏 艳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肇始

★文/魏 艳

20世纪20年代,在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和新式音乐社团的前导作用与影响下,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开始产生。以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国立上海音乐院为代表,分别属于综合大学专业音乐教育和独立建制的专业音乐教育。它们有着共同的缔造者以及相似的教育体制,奠定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基础。

专业音乐教育 音乐社团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萧友梅 国立上海音乐院

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体制逐步确立,普通音乐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此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美育”思潮的传播与影响,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开始确立,各种新式音乐社团蓬勃兴起,为专业音乐教育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蔡元培、萧友梅等高等(音乐)教育奠基人的努力开拓下,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

1 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兴起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对发展高等教育较为重视。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专门学校令》等,规定了创办专业音乐学校等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政治局势多变,社会音乐文化基础薄弱,师资力量极为匮乏,不具备建立专业音乐教育的基础,此后十年间,一直未能建立和发展专门音乐教育。在中国高等音乐教育发展进程中,率先起步的是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五四”以后,随着美育的普及,全国师范类学校普遍实施音乐教育,急需大量学校音乐教师。而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需要大量美育师资,高师音乐教育的创立势在必行。与此同时,一批热爱音乐并致力于推动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积极参与师范音乐机构的创建,培养音乐师资。由此,各类高师音乐教育系科相继建立起来。高师音乐教育成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先导,为专业音乐教育的实践与发展积累了经验。

1919年,在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第一所私立艺术师范学校——“私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得以建立。设置图画音乐专业等,培养中学及普师艺术教师。学校发展态势良好,在当时社会影响很大。1920年,在萧友梅、杨仲子的努力开拓下,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增设音乐体育专修科,最初以音乐为主科的学生,同时还要以体育为副科。次年,音体专修科分为音乐、体育两个学科,音乐专修科独立教学。①《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分组办法》,《音乐杂志》,1921年第2卷5、6号合刊。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由国家兴办的高等师范音乐系科,开设了较全面的音乐技术、理论课程与教育学等课程。

2 新式音乐社团及其音乐活动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社会潮流下,知识和教育变得更易普及,音乐教育理论也得到了很大的推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得到广泛的影响,热衷于音乐教育的音乐家、音乐爱好者积极创办各种新式音乐社团。除了民间艺人组织的传统音乐社团外,大部分音乐社团以“美育”为宗旨,介绍和传授西方音乐知识,组织各种音乐演出活动,为专业音乐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

1919年成立的北大音乐研究会规模与影响较大,前身为北京大学音乐团(1916年),以 “研究音乐,陶养性情”为宗旨,分设国乐、西乐二部,后增加音乐学、音乐史、戏曲三科课程。“从纯器乐扩展至器乐演奏和音乐理论研究兼顾,在当时(1918年)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尚属空缺时期,是中国音乐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②刘靖之编《中国新音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8年,第102页。改组音乐研究会后,宗旨变为“研究音乐,发展美育”,设钢琴、提琴、古琴、丝竹、昆曲5组,先后聘用萧友梅、杨仲子、王露等中国音乐家及一些外籍教师10人为导师,会员最多时达200多人,还举办“特别班”,为外省培养音乐师资。多次举行音乐会演出,编辑出版了当时影响最大的音乐期刊《音乐杂志》。

音乐社团在开展音乐教育和推动社会音乐活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社团毕竟不是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正规机构,活动不够稳定,教育制度不健全,师资力量有限,远不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学习音乐知识的需要,因此,建立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日趋必要。

3 专业音乐教育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我国专业音乐教育正式产生和发展。最早出现的是附设在综合大学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以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建立为标志;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以上海国立音乐院的建立为标志。两所音乐教育机构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它们的共同缔造者萧友梅主张中西并举,借鉴西方音乐教育体制的思想,对此后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1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北大音乐研究会虽然具有开创专业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但作为业余音乐社团力量有限。音乐研究会的重要领导者萧友梅,曾留学日本东京音乐学校和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深受日、德两国音乐文化影响,立志兴办音乐教育,将中国人的音乐水平提高到像日本人和德国人那样。”③同上,第100页。1922年,以研究会的课外性质为由,萧友梅提出“有改组之必要,以为非改称一个正式音乐教育机构,恐不易收效”④“本月十二日音乐传习所补行开幕礼纪事”,《北大日刊》,1138号,1922年。的建议。在蔡元培支持下,由学校组织将研究会改建为北大的正式教学机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是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的雏形,教学体制主要借鉴欧洲现代专业音乐学院。音乐传习所以“培养音乐人才”,学习西洋音乐与发扬中国传统音乐的“中西兼容”思想为宗旨,表达了学习西方音乐技术、培养音乐人才,发展我国音乐文化的进步思想。

音乐传习所纳入北京大学统一管理,由学校拨款,教育部门招生、分配。组织健全,课程独立,自定聘师,但在体制上较特殊,半独立于北大。音乐传习所对外开放,设有本科、师范科和选科三种。本科以培养专才为目的,师范科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员为目的,选科在于为有兴趣者提供习乐的机会。其中,理论作曲专业、选科的设置与国外综合大学专业音乐教育模式相似。传习所还组建了一个小型管弦乐队,定期公开举行音乐会。作为我国最早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不仅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家、教育家,其学制、课程设置、音乐会等皆引领先河,也被后来的一些专业音乐机构效仿。

3.2 上海国立音乐院

早在萧友梅回国之初,就多次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开办独立的音乐专门学校,由于经费问题和北洋政府不断政权更迭,始终未能实现。萧友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科、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等担任管理和教职期间,积累了一些办学和教学经验。1927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撤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音乐系后,萧友梅离开北京,到上海筹划创办音乐学院。

20世纪初的上海首开普通音乐教育之新风,各种音乐教育机构(音乐社团等)数量众多,许多教会学校也培养了不少喜爱西方音乐的青年。至20年代,上海中外音乐家云集,还有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师资和办学基础较为雄厚。“既然有这么多的领略音乐的机会”,萧友梅即主张将音乐院设在上海,因为“学习音乐者必定先有一种熏陶,方可容易领略。”⑤萧友梅“听过上海市政厅大乐音乐会后的感想”,《萧友梅文集》,廖辅叔著,1990年,第238 页。在萧友梅和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下,1927年,国民政府批准在上海成立一所独立建制的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蔡元培兼任院长,萧友梅任代理院长。1929年,上海音乐院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由萧友梅任校长。

建院伊始,音乐院就确立了“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及中小学音乐师资”的宗旨,这可以说是在北大音乐传习所“培养乐学人才”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音乐院初设预科、专修科、选科及特别选科。1931年,改预科为高中班,改师范科为高中师范班,均收授高中毕业生;本科各系改为组,增设师范组。除培养“音乐专门人才和中小学音乐教师”等各类人才外,高级中学专为本科培养预备人才,相当于现在的音乐学院附中。此外,萧友梅还根据社会需要,积极开办了额外选科、补习班等。

上海音乐院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相似,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但是更加完善。根据不同专业成立了理论作曲、键盘、声乐、小提琴、大提琴、国乐等相当于“系”的教学组,并设有一套独立、正规和完善的管理系统。萧友梅还逐渐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培养中国音乐人才的教学、训练课程,如“学分制和技术升级考试”相结合等。此外,萧友梅还不遗余力地为学校聘请了当时国内较高水平的音乐家,包括从国外归来的音乐专业留学生和在华的外国音乐专家等。

由于师资力量雄厚,教学体制规范,课程较为完善,教育水平提高很快,不久,上海音专就能系统地介绍和学习西方各时期的经典音乐作品。上海音专培养了我国现代较早的一批专业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为我国音乐教育发展和音乐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继北大音乐传习所与上海音乐院建立之后,其他专业音乐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如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私立广州音乐院、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等等。它们大多秉承蔡元培提出的“兼收并蓄”方针,仿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不同程度上受到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以及国立上海音专的影响。在我国专业音乐教育初创阶段,这些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部分专业音乐人才,也为满足当时社会需要培养了一定数量的音乐教育人才。

[1] 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廖辅叔著.《萧友梅文集》[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

[3] 章咸、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

[4] 孙继南编.《中国近现代(1840一1989)音乐教育史纪年》[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2000年.

魏 艳(1974 —)女,东北大学教授。

(本文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N1204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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