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静［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 201204］

从鼎形状的演变看人类思维观照方式的变化轨迹

⊙潘 静［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 201204］

本文通过对三足圆鼎到四足方鼎形制和功能变化的探究，跟踪人类认识视阈由“天上”转向“人间”的位移，发现了以三足圆鼎为特征的祭祀仪式所追求的精神慰藉偏重于以个体体验为主的宗教境界，展现的文化是“神”的宇宙，表现出“神治”的特征；而以四足方鼎为特征的祭祀仪式所追求的精神抚慰偏重于以集体体验为主的道德境界，展现的文化就是“礼”的世界，呈现出“礼治”的特征，它们中间均蕴含着一种意识深处的政治信仰追求。但是无论怎样，两者又都属于实现人类本体存在的心灵境界范畴，是人类某种心灵事实的象征，其根本意义都是在于解决人类的心灵问题，在于安顿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切实贴近人类心灵的人文关怀。

鼎 天 地 神治 礼治

对于一个时代，我们关注其文化，主要是关注那个时代人们情感和生活等作为生命体的内在留痕，尤其是对那些凝聚在具象器物身上作为时代延续性思维发展的关注将为我们拓宽新的视野，“鼎”似乎正是这样一种承载物。倘若我们从三足圆鼎到四足方鼎的形制和功能的变化细细探究，不难发现，它的演变是伴随着人类认识视阈由“天上”转向“人间”的位移，其中承载着人类思维观照方式变化的轨迹，蕴含着一种意识深处的政治信仰追求，是人类某种心灵事实的象征，它包含着一种心理文化的存在。

王羲之在《兰亭集序》写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信可乐也。”其中，“仰观”“俯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两种观照方式，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伏羲氏传说时代，其特点：一是远古人类已经对所观之物作了自“天上”而“地下”有秩序的分类观照；二是主观视点已经借助类化了的意象由远及近有序游移的轨迹去表述或传达蕴含其中的意义。倘若我们从鼎由“圆”到“方”之形态演化这一视角切入，探究人类思维“仰观”“俯察”观照方式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些与人类认识发展相互契合的关系。本文拟循着“鼎”形状和功能发展演变的历程探究人类思维发展变化的轨迹。

一

从概念的定义来看，三足圆鼎是鼎的原始形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谓：“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揭示了最初鼎的器型和功用特征：第一，形状是三足、两耳；第二，用途是重要的烹煮和盛食容器。

从考古文献来看，陶制和青铜的鼎都显示鼎最初呈现为三足圆鼎的形制。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把世界分为“天”“地”和“人”三个主要层次，早期人类在这三个层次中更加偏重于“天”和“人”的层次关系，这两者的往来、沟通常常通过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来实现。当人们展望辽远的生存空间时，异域绝地展示的遥远距离便在其心中升起莫名的神秘和恐惧，惊恐之余人们便逐步摸索、设计出疏通两个层次内容的一整套巫术仪礼，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仪礼增强并调节自身和上天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天”的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它制约着“人”的方面，而且人们认为，“天”的形状是圆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早期呈现出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周髀算经》首节：“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吕氏春秋·圜道》记载：“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①

“天”在远古时代人们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方面，中国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农业文化，谷物的丰登，畜牧的繁盛，人丁的兴旺，氏族的壮大，农业方式的更迭，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靠着天的眷顾来实现。那时，人们关注的视阈在于“天”，人们会把对天的情感和祈盼寄寓在一些家用的祭祀仪式中，即实际的“天”“人”沟通发生于使用这些器皿的宗教仪式上，传统的“天圆”观念就折射在日常的饮食器物上，特别是折射在由于一些祭祀仪式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器物上，三足圆鼎作为原始食器便承载了人们地上多量的祈愿，有与“天”相沟通的意蕴，同时，人们通过它祝祷祈福，“圆”的形态又具有圆满的寓意。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原始意象：用三足圆鼎盛满的食物来奉献给上天，向上天祈祷与祭祀，以获得祝福、保佑和庇护，三足圆鼎成为沟通天地的媒介，以此来整合现实存在中人们心灵遭到的破损，达到心灵的圆融。我们说这种祭祀仪式其实正是包含着整合人们心灵分裂的一种存在方式，在整合中人们更加接近生命的本体。最初的三足圆鼎从某种程度正满足了这种传递与保存的需要，从而演化为一种具有传承文化延续性的文化符号。

另一方面，在农耕社会里生活着一个个封闭的氏族部落，氏族内部的每一个个体的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等同样受到上天的制约，人们会通过自己对天象的观察达成在精神方面的共识，人们更依赖着天的意旨自发地造就地上的文化共识，这也使人们把关注的视阈锁定于“天”。在远古先人的观念里“天”是具有超自然的神灵，它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现象或人事现象具有影响乃至控制的力量,所以，表现出“神治”的特征。

二

周人用“方鼎”称这一型的青铜器，大概是根据“鼎”的原始功能所引申出来的。商周时期，鼎主要的形状由“圆”逐步转变为“方”，功能由家庭日用食具逐渐转换为国家重要礼器，从百姓之家移入庙堂之上，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在这段距离中承载了更加丰富的文化蕴涵。

从文献记载来看，四足方鼎在先秦文献中的记载似乎与禹铸九鼎的传说在同一时期发生。其中，夏禹铸“九鼎”使“九鼎”始有“政权”的涵义；到了周朝，“九鼎”已经成为周王室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商周两代，在“天”“地”“人”三个层次重要性的划分中更加偏重于“地”和“人”的层次关系，这两者的往来常常通过一整套的祭祀仪式、道德引导和行为规范来实现。为了确保统治阶层对民众政治、经济的长期占有权，统治者在上层建筑领域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并通过系列的供奉、祭祀活动来实现其政治道德秩序的内化，于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对上天与祖先的祀典与祭礼得以确立。所以，我们说，祭祀在商周时期主要有两个用意：《国语·楚语下》所谓的“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②；《礼记·郊特牲》所谓的“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③。在周朝，统治阶级把它视为宗周“礼治”能否实施的根本保证。“当上天的通途为上述权力的拥有者所垄断时，古代的艺术和礼仪就成了政治魔力之源，艺术和礼仪活动的结果是提出了社会等级制度的构成并以此对政权予以支持。”④如果说，殷商的祭祀在一定程度上是原始时期人与超自然力量沟通行为的延续，那么，周朝祭祀的本质已经真正转换为一种政治仪式，庄严的程序、严格的排列给人们带来了灵魂的震撼，使人油然而生对权威的敬仰、畏惧和折服，从而凸显统治者在世俗社会的权威，亲历祭祀仪式所带来的感官冲击能激发人们对统治者所持有的信仰，能满足人们内心渴望的终极关怀，通过这种仪式的传递而不断地迸发出力量，从而使统治者有效地整合了诸多复杂关系，理顺了等级森严的权力秩序，控制了各种社会力量。周朝统治阶级正是通过一系列祭祀仪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实施价值观念的设计和精神信仰的导引，将上层建筑领域制度化，将上下尊卑等级关系礼制化。从而，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增强了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有效调控，周代的礼制是集行为、观念和制度三为一体的，因而，周人的“礼”从形式上看是各种等级身份的礼节、仪式，从内容上看又是贯彻血缘宗族原则和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两者的统一就是“别贵贱，序尊卑”，维护王治天下，表现出浓郁的政治礼制色彩，透露出其上层建筑中“礼治”的文化内核。范文澜先生曾说：“周文化是一种‘尊礼文化’。”⑤王国维先生也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⑥，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⑦。

周礼实质上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它以强大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信仰与是非观念。正如张灏先生所说：“礼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是殷商文化所遗留的‘宇宙神话’的延续。所谓‘宇宙神话’是指相信人世的秩序是植根于神灵世界和宇宙秩序的一种思想。这种神话相信宇宙秩序是神圣不可变的。因此它也相信人世秩序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可变的。不错，周初的天命思想，透过‘德’的观念，已把王权与宗族血缘关系分开。也即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任何特定的宗族所垄断，而是由道德的培养所决定，因此有其开放性。”⑧在“礼治”时代，人们关注的视阈由天上上帝转入地上民众，统治者便把对统治地上民众身边世界的情感和心愿表达寄寓在祭祀仪式中，而传统的“天圆地方”中的“地方”的观念就折射在根据祭祀仪式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器物四足方鼎上，方鼎的青铜材质本身的凝重厚实对应着礼的庄严齐一，狰狞的饕餮猛兽暗合了礼的威严狞厉，“礼”成为维系人世秩序的各种宗教、宗法和政治制度，当这些意识形态物化的具象一旦凝固在供奉和祭祀的器物四足方鼎上，它就被赋予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特殊时代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四足方鼎实际成了“器里藏礼”（《左传·成公二年》）的礼器，一种被视为具有宗教礼制性质的名物礼器，这种礼器既束缚了使用者，又为礼制所规范。因此，四足方鼎既成了为“礼治”服务的工具，是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社会等级制度和身份的重要标志物，又是君权和地位的象征，其逐渐向显示威严与震慑力的礼器功能过渡，原始的实用性已经大大消退了。

如果我们说青铜器中三足圆鼎展现的文化是“神”的宇宙，那么四足方鼎呈现出的文化就是“礼”的世界。

三

“圆”和“方”积淀着不同的文化和审美意蕴，“圆形表示生生不息、循环不断、周而复始、无始无终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方形代表严肃正直、刚直不阿、稳定安乐、静穆威严的面世情怀。圆、方各行其势，表现出不同的文化韵味与审美韵味。”⑨鼎的形态由“圆”演化到“方”的规律基本上契合了人类文化由“天道”转入“人道”的节律，在这一转换中体现了文化的实质性内含：“人化”发展的过程，这是人类主体超越本能、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客体和社会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文化结构创造的过程。

通过对三足圆鼎到四足方鼎形制和功能变化的探究，从伴随着人类认识视阈由“天上”转向“人间”的位移，我们发现了以三足圆鼎为特征的祭祀仪式所追求的精神慰藉偏重于以个体体验为主的宗教境界，四足方鼎追求的精神抚慰偏重于以集体体验为主的道德境界，蕴含着一种意识深处的政治信仰追求。但是无论怎样，两者又都属于实现人类本体存在的心灵境界范畴，是人类某种心灵事实的象征，其根本意义都在于解决人类的心灵问题，在于安顿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切实贴近人类心灵的人文关怀。

② 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9页。

③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④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449页。

⑤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页。

⑥⑦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5页，第477页。

⑧ 张灏：《思想与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⑨ 朱自荣：《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9页。

作 者：潘静，上海海关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思想。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从多维视野探究庄子‘道’之‘心’的原型意蕴”（编号：11YS28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