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越予 方 忠[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2]

作 者：郑越予，文学硕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忠，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华裔文学。

一、引言

“双性同体”又称为雌雄同体，在英文中用“androgyny”表示，是希腊文andro，男性和gyny女性两个词叠加而成的词汇；①在文学创作中则用来指称一种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作品的美学风格，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自1929年伍尔夫发表《一间自己的屋子》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双性同体”理论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女性写作及其评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界，在多元并存的女性文学创作格局中，真正受到“双性同体”潜移默化影响且在此理论范围内探究实践得比较充分，也比较特殊的是迟子建。本文从“双性同体”的内涵出发，在探究迟子建作品中两性性别书写史后，力图展现其对“双性同体”独具个人特色的接受与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迟子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对“双性同体”理论的改写与超越。

二、迟子建对“双性同体”的接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就在中国文坛受到了强烈的关注，《一间自己的屋子》等著述也被多次翻译，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研究，“双性同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华语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国当代女性作家迟子建的文学创作蕴含着丰富的女性文学意蕴，笔者通过对其作品的文本细读、探究其独特的性别书写史后发现：迟子建将大量的笔墨集中于揭示社会变迁中男女两性的关系，主张维护一种两性和谐共生的性别格局。她的这种主张使人们自然地联想到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重要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双性同体”。由伍尔夫所倡导的“双性同体”理论消解了旧时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其精神实质便是追求两性间的和谐。正如卡罗林·海尔不伦在《走向双性同体》中所认为的：“双性同体”表达了伍尔夫将两性差异消融的理想。②男性与女性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摆脱两性社会对自己的限制，进而迈向一种没有性别差异的理想社会形态。虽然迟子建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双性同体”理论，但她作品中展现出的呼唤和谐、倡导温情的话语模式却与“双性同体”的内涵不谋而合。

梳理迟子建的性别书写史发现，从80年代末蜚声文坛到近年来创作的臻于成熟，迟子建始终秉承着这样的一种性别观：两性和谐。与当代中国主流化的女性文学作家，如陈染、林白类强烈的反抗男权主义、强调女性自省意识不同，迟子建持有的是一种更加温和的性别观——她从古老中国的儒家文化入手，强调阴阳的平衡互补、和谐。在《宽容和无私》一文中她就曾这样写道：“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它们紧密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持平衡状态。”③而对于两性间真正性别平等的实现途径，在《阿央白》一文中她这样回答：“只有男性的手才能使女性的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同样的，“也只有女性的手才能使男性的美获得正在意义上的解放”。④迟子建展现出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女性主义作家以超越、颠覆男权话语为基础的女性观，而是在捍卫女性意识、权力的同时，给予男性一种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理解。她将“两性和谐”的创作理念贯穿于自己的创作之中，既不执着于对“批评男性”，也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一味让女性形象“雄化”，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种理解和宽容来探讨男女两性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谐。纵观迟子建的性别书写史发现，对男女间“两性和谐”美好图景的描绘一直是其创作的重点，如为展现和谐家庭生活而谱写的歌颂夫妻间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温暖之歌：《亲亲土豆》中的李爱杰与丈夫秦山彼此理解与爱护的情感感动人心，《盲人报摊》中怀抱着温暖与爱生活的盲人夫妇等；此外，也不乏许多展现非夫妻两性关系间的和睦与友善的篇章，如《逝川》中的吉喜不计前嫌，为了帮年轻时曾辜负了自己的胡汉的孙媳妇接生而错过了捕捉象征着好运的泪鱼的最佳时间；《清水洗尘》中善良的父亲在年关之时帮镇里的蛇寡妇补澡盆、掏火墙。在迟子建创作的作品中除了对“两性和谐”美好期望的直接呈现外，就算是力图展现广大女性悲情苦难的作品也往往被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如《树下》中的七斗在少女时代就不幸遭受了好色姨夫的侵犯，但她也没有一味地怨恨报复姨夫，反而是在梦中不断地缅怀死于非命的姨夫一家；《逝川》中吉喜因为记恨年轻时曾辜负了自己的胡刀而拒绝出席他的葬礼，但她仍发自内心地为胡刀孙子的出生喜悦着。身为女性，迟子建自觉地以女性的视角进行文学创作，她用大量的篇幅写女性在男权制社会中被压迫、压抑的生活状态，但由于迟子建敢于正视男女两性差异、提倡男女和谐共生，即使是展现女性情爱生活悲剧的作品也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男性，相反坚信着“人性善”⑤信念的她自始至终始终包容着男性、深深理解着他们的艰难与挣扎。《伪满洲国》中的土匪出身的胡会因为耐不住寂寞，一次次地与女人厮混，背叛妻子，但当他看见妻子不堪生活重负憔悴的模样时，便在良心上受到了强烈的谴责，觉得五内俱焚，暗暗下决心改邪归正与妻子好好过日子。迟子建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彻底打倒男性，而是在尊重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男女和平相处的局面，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男女两性关系最完美的境界——“两性和谐”。

三、迟子建对“双性同体”的改写

作为东西方两位优秀的女性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迟子建与伍尔夫都追求着女性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都意识到在倡导女性觉醒、颠覆男性“菲勒普斯话语”之后更重要的是消解两性二元对立的模式、建构“双性同体”下男女两性双性和谐的理想王国。她们二人都极力推崇这样一个论调：人类社会的和谐繁荣必将依赖男女两性的和睦相处、共同协作。因此，在迟子建与伍尔夫的作品中不难发现有许多主题相同、形象相似的作品出现。就题材而言，迟子建与伍尔夫的大部分作品多以婚恋家庭生活为背景，如迟子建的《亲亲土豆》《白雪的墓园》《清水洗尘》等，以及伍尔夫笔下的《到灯塔去》《达洛维夫人》；就女性形象而言，她们二人也都塑造了众多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并透过这些经典的文学形象展现了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成长与命运，如迟子建《逝川》中的吉喜、《麦穗》中的西西，以及伍尔夫《远航》中的雷切尔和《奥兰多》中变性后的奥兰多等等。正是由于迟子建与伍尔夫在其创作中对“双性同体”展现出的这种相通性，使得对其二人的比较成为可能。不同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深刻洞悉女性生存现状、强调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伍尔夫，从小就成长于浸润着和谐中庸思想中国的迟子建有着更加温和的女性观，其作品中更多的是展现人性的美好。家庭、社会以及天生个人气质的不同让迟子建在无意识间对“双性同体”理论进行了一种改写，这种改写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整体氛围以及对小说叙事策略的改写两个方面。

就作品的创作基调而言，迟子建用和谐宁静改写了孤独虚无。伍尔夫在其作品中多展现的是在有了“双性同体”的体验之后出现的一种自觉的、清醒的难以排遣的孤独与虚无处境，而迟子建则从其独具个人特色的温和的女性观出发，忠于人性的真善美，让整个作品的审美意蕴延伸到了一种和谐宁静的氛围。由伍尔夫所倡导的“双性同体”理论颠覆了传统男女两性领域中旧式的女性情感价值，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种对男权话语世界颠覆性的创新。但同时这种“双性同体”也在一定层面上折射出西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的生存上的虚无感与孤独感。从古至今，女性总是期望能从男性那里找到一种“榜样力量”，然后再以其来提升、改造自己，这让女性在获得相当强的男性化身份色彩的同时，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自我认知的内涵——自强与自信。但当女性真正独立到与男性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了男性时也失去了男性欣赏，不得不陷入到了一种更大的失落与哀伤感之中。如《到灯塔去》中“不愿感到自己比丈夫优秀，哪怕是一秒钟也不行”的拉姆齐夫人，她常常感到“他（拉姆齐先生）的思想像一只举起的手一般，给她的思想投上阴影”⑥。《海浪》中的不甘成为男性附庸品的罗达是这部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角色”，但由于她的思想始终与其置身的社会大相径庭——不愿成为贤妻良母或是宴会的花瓶，罗达只能游走在社会的边缘成为“圆圈”以外的人。从这个意义层面上来看，西方“双性同体”理论下塑造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其实是一群在理性身份独立的同时也遭受着情感滋味失落的女人。

相比之下，迟子建改变了其作品的叙事策略，把男性的“消失”或死亡作为女性独立的重要媒介，而温暖与爱带来的温情模式又让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在男性的“消失”之后仍能够俘获一种内心的平静。这种把“消失”作为整个小说叙事中转折的巨大情节力量，使得迟子建的作品在染上了浓浓哀伤之情后仍能给予读者一种温暖、愉悦的阅读享受。如《逝川》里阿甲的男人们都欣赏喜欢聪慧美丽的吉喜，但是却没有哪个男人愿意娶她，原因竟是她过于能干：男人在她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⑦。没有男性可依靠的吉喜是孤独的，但她并没有一味地悲伤而是凭着坚强独立“在逝川岸边的形象犹如一株株粗壮的黑桦树”⑧，生活得更富生机与活力。迟子建没有把《逝川》简单地图解为“男性辜负女性”这样一个庸俗的故事套路，更没有让吉喜一味地怨恨胡会对自己的薄情寡义，而是用吉喜的谦和、宽容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展现了人类世界温情的一面。《伪满洲国》中在王金堂被抓丁后，先前衣食住行完全依赖“罗锅子”的王金堂老伴在被迫独立生活后，凭借着一股顽强的信念奇迹般地度过了十年岁月，最后终于盼来了自己和老伴的团聚。类似这样的女性形象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如《鸭如花》中守寡独居的徐五婆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在丈夫死后学会了丧葬冥活以及养鸭子来维持生计，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丈夫的思念全部寄托在所养的鸭子身上。迟子建作品中的这些女性们并没有因为缺失男性的依托与照顾就变得阴郁消沉，而是秉持着一种人性的真善美更好地生活着，从而让整个作品笼罩在一种和谐宁静的氛围之中。

四、迟子建对“双性同体”的超越

时代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女性作家，在阅读伍尔夫与迟子建的作品时，可以清晰地觉察到二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关注重点的不同。在“双性同体”理论的大背景下，一个关注的重点是性别，而另一个关注的重点是人性：伍尔夫把性别身份视作创作载体，而迟子建创作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寻求人类灵魂的归宿。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差异以及历史因袭的惰性，让迟子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双性同体”在人性层面上远远超越了西方伍尔夫的性别层面，这种超越并不是一种哲学意义或理论意义上的超越，而是一种文学审美本性上的超越与回归。

于20世纪初蜚声文坛的伍尔夫，正置身于一种西方文艺界哲学化、思辨化的大氛围中：从乔伊斯、艾略特到庞德，他们不仅仅是积极的文艺创作者，更在自己的创作中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理论概念。受时代背景下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与熏陶，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更关注性别层面上的东西——人物的性别身份以及性别的冲突与和谐，“双性同体”只是她探究写作的一种载体，而她最终的目的是探讨人的归宿。相比之下，生于有着阴阳互补、和谐中庸传统中国的迟子建，其作品中最浓郁的东西是一种情感体验，即灵魂上的苦痛与渴望。迟子建笔下的“双性同体”并不追求哲学层面的上升，而是寻觅一种对生命的真实呈现。她的创作展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本真的情感体验，这既不同于“双性同体”理论影响下，西方女性的孤独、虚无的生命存在感，也有别于中国主流化女性作家“躯体写作”带来的情感层面的断裂，迟子建的作品中萦绕着一种温情下的凉意——她让和谐回归女性自身且哀伤也产生于女性的自我和谐，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完善。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多扮演着妻子、母亲角色或是兼及二者共同身份角色的女性形象，且迟子建笔下的这些女性较之西方“双性同体”下的女性形象，更多的获得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和谐而不仅仅是理智上的和谐。她们有的在丈夫逝去后带着绵绵的思念与哀伤，化身为一个永恒情感的守护者。如《亲亲土豆》中的李爱杰在丈夫秦山去世之后，之所以避开当地的习俗用土豆来掩坟，就是因为她知道丈夫对土豆的喜爱，此时的土豆早已成为她和丈夫相濡以沫数十载爱的象征。《鸭如花》中徐五婆的丈夫是自杀而亡，为了弄明白丈夫自杀的原因，三十年来她一直保留着丈夫居住的旧屋和遗物，徐五婆把自己对丈夫的爱与思念全寄托在这里的桌椅笔墨之中。还有的女性在失去了男性的依靠后仍能坚强地站起，勇敢地挑起责任的重担，化身为一个家庭的守护者。如《白雪的墓园》中，虽然父亲的“离去”是在年关之时，但这并没有击垮母亲，她在悲伤中继续操持着家务，维持着家庭的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些作品中的女性都经历着丧偶的伤痛，但往往读者在阅读完整个小说之后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哀伤、难过，反而有一股温暖之情萦绕于心。这是因为迟子建并没有把她笔下的女性塑造成一个独自承担所有生活苦难的形象，而是让这些女性在自我的回忆与咀嚼品味中达到了情感上的和谐、人性的自我完善，从而不断地让她们自己的生活归于平静。

五、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的“双性同体”在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女性作家对于“双性同体”的选择与接受是与中国当下的时代背景、社会需求以及女作家们创作思想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的。虽然主流的女性文学一直将迟子建排除在外，但作为一个本着自我本真创作的作家，她在接受外国文学思潮、理论的过程中，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在吸纳借鉴之后还勇于融入自己的创作新质。她的作品在无意识间客观呈现出的那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双性同体”现象彰显了其创作特色和主体性，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写并超越了西方的“双性同体”。迟子建对西方以伍尔夫为代表的“双性同体”的改写和超越，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界的意义都极为重大，她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女性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既面向世界又忠于自我的珍贵品质。

①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

② John Mepham.Virginia Woolf:Criticism in Focus.NewYork:St.Martin’s Press,1992，p61.

③ 谭湘、荒林：《雨花·飞天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页。

④ 迟子建：《一滴水可以活多久·迟子建散文精品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版，第97页。

⑤ 李丹梦：《欲望的语言实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⑥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太太 到灯塔去 海浪》，谷启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0页。

⑦⑧ 迟子建：《逝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第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