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执敏［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关于陶渊明式隐者与张衡式田园的思考

⊙刘执敏［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0］

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两个作品均是表达作者在经历宦海沉浮后，面临隐与仕抉择的特殊心迹。脉络相似，依次交代了归隐原因、归隐后的日常生活以及作者对人生意义、理想至境的探索。但两者同中有异，具备不同的内涵和外显形式。

归隐 田园诗 《归田赋》《归园田居》

隐一直是古往今来中国文人作品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绪。关于隐逸之士的动机，《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纵观其甘心吠亩之中，憔悴于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世道幽隐难以发挥作为之时，归隐成了士人最好的选择。隐于自然，这是一种主流选择，隐士于山水田园间劳作休息，由自然提供他们的物质生活所需。关于归隐情结，不得不说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苏轼《与侄书》中写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对该词句有一个最精炼的概括，叫作“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张衡和陶渊明是分别亲历过了官场的，不管是否是绚烂之极，张衡的《归田赋》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两个作品中，明确地包含着一种对平淡生活的追求。两个作品明显表现的一个共识，便是二者都对田园生活有着极度的向往。张衡的《归田赋》有云：“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陶渊明《归园田居》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尘网”“羁鸟”，推敲词意显而易见，二者都是因为经历了黑暗世俗的官场生活的才会转而走向山水田园。但是，二者在旨趣相同的同时，各有千秋，值得人仔细体味。

一、说情结——“寻求解脱”与“质性自然”

唐《昭明〈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两首诗中，虽然张衡与陶渊明二人内心表现出来的均是对当下生活的厌恶以及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但二者系之情结显然不同。《文选》李善注：“《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做此赋。”张衡原本受儒家思想浸润甚深。作为传统儒学的接受者，积极用世、济世救民仍是张衡思想、行为的主流，一生先后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每一个阶段都恪尽职守。但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迫于现实压力，他只能从道家的思想去寻求心理平衡，寻求心灵的慰藉。自己既“俟河清乎未期”，又“无明略以佐时”，使他从《思玄赋》所宣泄的精神反抗中顿悟到“徒临川以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于是决心“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他也想以归隐田园的实际行动表示对黑暗政治的决绝与抗争了。正直刚阿的他最终选择归隐田园，寻求解脱，“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陶渊明的田园诗，皆以“田园好”为基本主旨，他从“质性自然”出发，毕生热爱田园，乐此不疲，并愿终老其中。《归园田居》（其一）是他辞官归田后写的第一篇作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是他最明确的自白，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也正体现了作者久思得归的喜悦，所以对田园的一切都感到特别的可爱。在他的《饮酒》诗中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士”，《归去来兮辞》序说“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说明做官原本是出于生活的压迫。在陶渊明归隐之后，他甚至能躬耕劳作，可见他的为人真的与一般隐士不同，不是简单消极避世，是真正的“质性自然”。

二、说境界——“意隐”与“身隐”

《后汉书》本传并不曾记载张衡归田之事，所以，张衡《归田赋》所描绘的田居游览弋钓之乐，显然不是自己身处的真实环境，而是通过想象刻画，构筑情感浓烈的精神田园，抒发对大自然和田园的喜爱之情。作者只是借此抒情言志而已。然而这看似美妙的田园，只是存在于他心灵和想象深处的一种无法企及的美好追求和愿望，是驰神运思的想象之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迫于现实压力，士人们只能从道家的思想去寻求心理平衡、寻求心灵的慰藉。张衡的归隐，只是为了体现在外戚交相干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其实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归隐，只存在于美好的想象之中。而陶渊明却不同，其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而且，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其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陶渊明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家里藏书多，给陶渊明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在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上，经过好几次出仕和归隐的反复，最终在不断的滤除思想杂质中逐渐变得澄澈，还是回到了其朝思暮想的田园故居，走上了以躬耕为乐的道路，回到了丘山田园的“自然”。没有亲身经历，是断不能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其中的田居滋味的。

由此可得，虽然“隐”为两者的共同追求，但二者追求的人生意义和理想境界是不一样的。前者“隐”的想法只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意在面对沉重的现实前得以喘息，但只是一场心灵的简单旅行，最终还是要回归官场，或者说他终究不远离开官场。而后者，“社会现实”与“质性自然”的双重效果倒是让作者找到自己的归属，他不再执着于官场的喧嚣，而是走向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这便是他的理想境界。

三、说角度——“独乐乐”与“众乐乐”

首先，“一人之成”与“众人之成”。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归园田居》与《归田赋》是一脉相承的。姜书阁《骈文史论》有云：“以田园为题材，抒作家内心情志，专从抒情而提名曰赋者，自张衡《归田赋》。”《归田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田园为题材、以描写田园美好来抒写作者抱负和情志、个性鲜明的杰作。文中情景相生，亦虚亦实，开拓了深邃的意境，让人在自然的光景中，心游神驰。于是物我两忘，荣辱无知。写作手法和寄托田园的思想，为后世的山水田园作品创作定下了基本格调。而陶渊明的创作是继承了《归田赋》田园诗一体，进而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由此可论，张衡所做《归田赋》是一人声言的田园文学作品时代，陶渊明《归园田居》却是众人响应之中的集大成者。

其次，“一人独隐”与“众人皆隐”。在《归田赋》中，张衡向往的归隐境界是热闹中的寂寞者。描写中体现的所有的欢乐都独在其一人。在他田园生活的蓝图中，无论是欣赏山水，还是吟啸射钓，蓬庐诵曲，咏书挥毫，都只有作者一人，而且各种景观的描写却并不具体，可以看作泛指。而在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中，他是从田园生活的角度来抒写情志，我们看到的是农家的众人躬耕之乐。作者过着热闹闲适的田园生活，又更加重视艺术技巧上的惊喜雕刻和艺术风格上的精细微妙。随着行文展开，我们仿佛随着作者来到了田间，看到“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极目远眺，炊烟融入暮霭；侧耳谛听，依稀听得犬吠鸡鸣。眼前堆案盈几的文牍案卷不见了，代之以心爱的“清琴”“异书”。和谐静谧的生活美丽如画，仿佛一幅徐徐打开的画卷：人在画中，人随画行，人越聚越多，好不热闹！着色的文字、清楚的视角，一切就那么娓娓道来，使读者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渐渐地，仿佛陶公与农人们的寒暄就在耳边。这也是两者外显形式的不同，两者均在向往田园生活，但二者生活的“具象”是全然不同的。

四、说定位——“具化”与“泛化”

关于“田园诗”，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牧人、渔夫等的劳动为题材。《归田赋》《归园田居》两首诗虽都被誉为“田园诗”的典范，但如果加以细作论断，在张衡的《归田赋》中，“田园”只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泛指，涵盖纵身游玩于山水之间的情态，“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作者放眼所见、俯仰所得，全然是局外人面对大自然的新鲜感，并不是旨在表现村民生活，所以不是单指田园生活。而在陶渊明《归园田居》中，描写的就是田园间躬耕自足的农家生活的具体写照。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其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其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其三）等均可看出，作者不仅仅是站在村中农人角度描写田间景象，更具体到了农家生活细节。《归田赋》之成，在于它能“控物自富”“信手拈来”，以宏大的视野表现出为洗涤心迹纵身山水的悠闲情态，“田园”一词早已泛化，囊括万千。《归园田居》之成，在于无数个农家生活细节的刻画，具体到了农耕生活的每一幕，是真正地去描写田园生活。

综上所述，从《归田赋》和《归园田居》两篇诗作来看，尽管张衡与陶渊明旨趣相近或相同，但两者在归隐的态度、境界和归隐角度上有若干不同，这些都是和两者的生活经历及个人本性等密切相关的。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长城出版社，1999.

[2]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姜书阁.骈文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作 者：刘执敏，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对外汉语本科生；指导老师：刘传启，文献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汉语史、敦煌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