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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三言”之言说方式新解

2014-03-12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名作欣赏 2014年5期
关键词:言说寓言立场

⊙吴 琼[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048]

一“、三言”概念辨析

众所周知“,三言”指的是“寓言、重言、卮言”,在《寓言》和《天下》篇中,庄子对这种言说方式进行了阐释: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①(《寓言》)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阐明,首先是“三言”的概念及真实内涵。先说“寓言”。庄子在《寓言》篇中已经对这一言说方式下了定义: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藉外论之”的“论”到底是谁在“论”呢?首先需说明的是,《庄子》寓言中的作者与叙述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叙述者经常根据不同的情形和需要改变叙述立场。也就是说,寓言所体现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庄子本人的。庄子所遵循的叙述原则是不作任何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要求“齐物”的。庄子认为,每种立场和观点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不能一概否定。所以,他尽量在文本中借助寓言的形式来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共同在场,一种“复调”式的构成方式。

再说“重言”。在《寓言》篇里,庄子已经隐微地对“重言”进行了一番解释: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后面应是句号,因为下文是庄子举的一个例子,这个句式同“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是相同的。“是为耆艾”的意思是“这就像所说的耆艾一样”。“耆艾”一般泛指年长的老人。老年人给人的感觉是充满智慧和经验的,所以“耆艾”之言往往容易被人相信和接受。这是叙述者的一个立场。可是,这里还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下文中所说的“陈人”。在庄子看来,没有经怀治世之才和通晓事理之德的老年人,不配生在别人以前而被尊为长者,而没有长于别人的本领和技能,就是没有“人道”之人,是陈腐老朽之人。由此可见“,耆艾”和“陈人”是两个立场的共同发言,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消解的言说效果。庄子在此正是从反面的角度对传统的定义和语言进行了种种消解,看似不合常理,却形成了一种语言的陌生化,一种意想不到的言说效果。

疏通了这层文义后,再回过头来看“已言”。笔者认为,在这里“,已言”的“已”应是“消除、消解”之意。庄子特意举了个关于耆艾的例子,这其实有点正话反说的意味。庄子从相反的思路出发,在言说过程中消解了传统“庄语”所建构的意义和形象,这根本就不是要借长者之话使人信服,相反,是要通过否定一些已有的思维定式和语言习惯来重建庄子本人的“非庄语”。解释通了“已言”“,重言”之意就自然而明了,重言应该就是重复地说。但这种重复又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话,而是对寓言中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立场的组合和拼接。通过排列组合把相同、相近或相反的观点组合起来,形成多种复杂的关系,而不同的组合又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产生了一种意义的张力。

最后谈“卮言”。庄子在《齐物论》《天下》和《寓言》篇中解释“卮言”时三次都提到了“曼衍”一词,分别是“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以卮言为曼衍”“,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可见,庄子牢牢地将“卮言”和“曼衍”联系在一起了。何为“曼衍”?从一般意义上说“,曼衍”就是广延和分布之意,而在《庄子》的特定语境下“,曼衍”主要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不拘常态的洒然情状,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动态的、流动性强的、活泼的,它是变化的、发展的,而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这种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具有强大的张力,没有任何的既成法则和规定性可言。“以卮言为曼衍”,这里的“曼衍”其实指的就是天倪和天均,庄子倡导的是一种圆轮式的立场,一种无是非、无边界、无阶段的过程,是一种浑然一片的天然状态。

在庄子看来,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各自有各自的根据、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和观点,只有像卮言那样日出而新、像圆环般转轮一样无止境、无界限、无是非,才能取得持久的效果。由此可见,卮言是由寓言和重言生成的一种文本效果,其实就是由寓言和重言充分展现的不同立场和观点的组合、拼接、构成和消解所生成的一种无是非、无边界、无对待、开放而流转不息的圆言,它是一种无限循环的过程。庄子哲学的最高追求是回归自然,而“卮言”正与庄子的人生观相通。

二、“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释疑

庄子在《寓言》篇中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那么,何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呢?“三言”作为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不仅是一个语言和文学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观照了庄子的人生观和认识论。“三言”并不能加以对象化和量化,它并不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不是平面化的、固定的话语模式,而是分属不同层面、具有立体维度、能够表现出思想流变的言说方式。

“寓言”不仅是庄子文章的基本形式,更是它文本的基本结构和构成方式。《庄子》文本作为一个有机体,必然是按照某种逻辑顺序进行有机结合和构造的,所以“寓言”就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机制,它还负责着转换视角、调整层次、串联文本等多重任务;“重言”则是通过对寓言的组合,对各种观点进行着组合、拼接、构成和消解。而二者的结合,就生成了与庄子人生观较为接近的“卮言”。庄子的思想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日出而新”的。因此,“卮言”就是一种兼有包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流变性、多义性等众多特点的言说方式。

因此,“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便可得而解了。“寓言”和“重言”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寓言”是庄子文本的基本构成单元,而“重言”则负责将“寓言”的各个段落组合在一起,生成一种新的语言意义。有的是几个寓言合在一起构成一个重言,或者寓言与寓言之间互为重言关系。而二者并不是相互区别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有交叉和融合的对立统一体。

三、庄子采用“三言”这种言说方式的原因

庄子采取“三言”这种言说方式有着一定的外部原因。《天下》篇对之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一方面是政治动荡、社会纷乱、人心思变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又是传统庄语的权威话语模式对“道”的限制。因此,庄子的“三言”就不仅仅是一种游戏荒诞之言,他既要在社会动荡的纷乱现实中保全自己,又要获得一种超越的自由境界,从精神层面上实实在在的享受人生;同时还要保证非庄语时刻处于一种流动的过程中,使“三言”区别于传统“庄语”的僵死状态,获取无限性、丰富性、多义性以及永久恒新的创造力。可以说,“三言”的言说方式并不单纯是庄子建言的媒介,它还体现了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追求心灵之绝对自由的哲学思想。

从内部原因来看,“三言”这种言说方式自身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庄子看来,它既是独特的,又是不可替代的。“三言”具有的“谬悠”“荒唐”“无端崖”“恣纵不傥”等特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戏谑游戏之言,而实际上它的意义不止于此。这种言说方式是在看似荒诞不稽的外表下进行的某种改造和重建,它要人们在这种天马行空、变幻万千的话语模式中去感受和体验那不可言说的“道”。从文学层面来说,“三言”是庄子独立自觉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创造;而从哲学层面来看,“三言”体现了庄子重视直觉和形象的思维方式,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现象,不可等闲视之。

虽然庄子认为“道不可言”“道不当名”,但他还是需要一种言说方式作为手段和载体来阐释“道”。“三言”正是庄子自觉选择和自我创造的成果,它既能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使庄子的思想学说得以阐明,同时其自身的种种特点又能满足庄子“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则阳》)的必然要求。不过,就算要说,也要否定地说、变化地说、开放地说、模棱两可地说,即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说,说出的是隐藏在表层语意之下的那些不易被察觉的东西。这看似是语言的悖论,其实是一种对语言的超越和体道的捷径。

庄子独创了“三言”作为传道的媒介,尽力说出不能说的东西,说出隐藏于言语背后的实质。所以,具有“谬悠”“荒唐”“无端崖”等特点的“三言”是最适合作为庄子哲学独特的言说方式的。清代的叶燮曾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旨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虽然是就诗而言,却无疑也道出了《庄子》言说方式的特征和本质。

[1]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4]止庵.樗下读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5]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 涂光社.庄子范畴心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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