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哈尔滨 150025]

作 者：徐志伟，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郭小川的《秋歌》属于“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与当时的主流诗歌样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文革”结束后，这首诗被赋予了很强的反抗和斗争色彩，被认为是诗人有意识地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反抗“文革”的现实主义杰作，但这样的评价显然不够准确。细读这首诗，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有裂痕的文本，其中既有对“大我”的张扬，也有对知识分子身份的瞬间照亮，并非简单的反抗和斗争所能概括。

郭小川的诗中一向多“我”，《秋歌》中也多次出现“我”。曾有读者向郭小川提问：“在你的诗里，为什么用那么多的‘我’字，干吗突出你自己呢？”对此，郭小川的解释是：“我所用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类似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实在不是真的‘我’，诗中所表述的关于‘我’的经历、‘我’的思想和情绪，也决不完全是我自己的。”①郭小川如此撇清个人与诗中之“我”的关系，显然是为了避免受到“个人主义”的指责。因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中，“个人主义”是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集体主义代表着进步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个人主义则代表着落后与渺小。“强调个人与生命本位，主张宽容而反对斗争，实际上是企图把文艺拉回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域中的反动倾向。”②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抒情诗中的“我”就成了一个异常敏感的话题。正如谢冕所指出的：“诗人社会的、阶级的乃至国家的代言的身份，必然无止限地要求着这个‘我’必须从‘真我’中脱壳而出。它必须彻底改变那种自然的、本真的同时也必然是‘狭窄’的‘小我’状态，他必须将此转化为一个实际代表着、代替着无限广大的‘集体’而存在的虚拟的个体——‘大我’。”③正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小我”的否定和排斥以及对于“大我”的肯定和张扬，使郭小川很快修改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诗中间，是可以出现‘我’字的。但这个‘我’，必须是无产阶级或英雄人民中的一个，最好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的代言人。个人是集体中的一员。”④

在《秋歌》这首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便是郭小川使抒情主人公和阶级或人民融为一体的努力。抒情主人公一出场，便摆出了与旧日迷茫之我、颓废之我的告别姿态：“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见鬼去吧，三分杂念，半斤气馁，一已声名，滚它的吧，市侩哲学，庸人习气，懦夫行径”。这里出现的旧日之我是沉溺于个人安危之中的自我，其存在的合法性显然是需要检讨的：人民的乳汁把我喂大，党的双手把我育成，不是让我虚度年华，而是要我参加伟大的斗争；同志给我以温暖，亲人给我以爱情，不是让我享受清福，而是要我坚持继续革命。在经过这样反复的自我反思和忏悔后，诗人在心中重燃了“久久隐伏的革命豪情”，并把目光投向更宽广的空间，从“冰雪辽河”到“风雨长江”，从“南方竹阵”到“北国松涛”，到处都“日夜激荡有声”。在这里，郭小川不再像写作《望星空》时那样向茫茫宇宙去探索生命的奥秘，而是努力让自我消融在“大地”“祖国”“人民”这样抽象的“超我”之中。在诗的结尾，诗人之所以感到“力大无穷”“百倍聪明”，是因为此时他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个性自我，而是“雄强勇健的亿万群众”。从忧郁到热情、从怯懦到激昂、从渺小到高大，这样的过程可称之为“崇高的转移”，即诗人在目睹了自身的弱点之后要委身于一个“超我”。而委身于“超我”之后，“人民”或“祖国”就变成了“自我歌颂的单位”，自我也就因此获得了一种抒情的合法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郭小川在《秋歌》这首诗中极力使抒情主人公和阶级或人民融为一体，但我们还是能从诗中读到溢出时代规范之外的“知识分子”情怀。诗的第一句“不止一次了，清爽的秋风把我从昏睡中吹醒；不止一次了，节日的礼花点燃起我心中的火种”，让我们感受到了诗人“知识分子”情怀的在场。尤其是在“我”被吹醒之后，所建立的是“战士”的身份认同：“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战士的一生，只能是战斗的一生；战士的作风，只能是革命的作风”。这样的“战士”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知识分子是以西方文化为依托向所谓的“封建礼教”发起攻击的话，那么《秋歌》中的“战士”则试图以一己之力“向修正主义的营垒勇敢冲锋”。二者虽然针对的对象不同，但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在当时“去知识分子化”的语境中，敢于建立这样的“战士”身份认同无疑是需要很大勇气的，这种勇气远非“敏锐的政治嗅觉”等说法所能解释。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其视为知识分子情怀复归的历史瞬间。

总体来说，《秋歌》是一首具有内在复杂性的诗歌。无论是从反“四人帮”的角度去对其做拔高理解，还是从歌颂领袖的角度对其进行贬低，都会失之于片面。与其说这首诗是关联“新时期”的萌动之作，不如说是作者的回归之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较之于诗人前期的优秀作品，这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并无新的突破，他仍然在思考诗与政治、诗人与战士、时代与个人的关系，只不过是在新的正义与阴险、集权与民意彼此交织的复杂历史面前，这些关系已经从确信走向了犹疑，从坚固走向了松动。

① 郭小川：《关于〈致青年公民〉的几点说明》，《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80页。

② 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学教研室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18页。

③ 谢冕：《为了一个梦想（中国新诗1949—1959）》，《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

④ 郭小川：《谈诗书简·二》，《谈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