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我所喜欢的作家中，汪曾祺算一个。汪曾祺怎么会转行搞起科普呢？这也是大时代的小故事，如同沈从文先生弃文而转向古代服饰研究，也是近代文坛的特殊现象罢。据汪曾祺自述，1957年反右时，他躲过一劫，可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到了1958年还是在劫难逃，“补课”补上了一顶右派帽子。那时，他是《民间文学》的编辑部负责人，于是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结论下来了：定为一般右派，下放农村劳动。”他被下放到河北张家口沙岭子，“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是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我下放的单位是一个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他后来在《随遇而安》的文章中如是说。“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不过咬咬牙还是挺过来了。一介书生后来能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走上四十五度那样陡的跳板，说明汪曾祺改造得不错。他说到了1960年，“经所领导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时无接受单位，在本所协助工作”。于是，汪曾祺与科普有了缘分。

也许是为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他的工作主要是画画，这和科普美术沾点边。他说他参加过地区农展会的美术工作，在所里布置过“超声波展览馆”，不过，汪曾祺最得意的还是创作了一部科普作品：“我的‘巨著，是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所里给我的任务。”“这个所有一个下属单位‘马铃薯研究站，设在沽源。为什么设在沽源？沽源在坝上，是高寒地区（有一年下大雪，沽源西门外的积雪跟城墙一般高）。马铃薯本是高寒地带的作物，马铃薯在南方种几年，就会退化，需要到坝上调种。沽源是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研究站设在这里，理所当然。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各个品种的马铃薯，不下百来种，我在张家口买了纸、颜色、笔……就坐长途汽车，奔向沽源，其时在8月下旬。”汪曾祺这一段文字，颇具科普特色。

据说，沽源这个塞外孤城是清代皇帝发配罪臣的地方，称之为“効力军台”，回忆这一段与科普结缘的日子，汪曾祺倒是颇为怀念：“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这时正是马铃薯开花，我每天蹚着露水，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插在玻璃杯里，对着花描画。”“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1962年初，汪曾祺回到北京，只是不知他的“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的命运如何，是否正式出版了。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品读】

汪曾祺是众所周知的作家，这篇文章介绍了汪曾祺与科普结缘的一段人生历程。“汪曾祺怎么会转行搞起科普呢？”文章开头的这一问句，扣住读者的心弦，为文章设置了悬念，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文中大量引用了汪曾祺作品中的原文，增强了文章的真实感和可信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