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的计时工具可谓日新月异。从传统的日晷、漏壶、沙漏到西洋钟、电子表；从传统计时更、刻、“一袋烟”“一盏茶”“一炷香”等模糊概念到因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引进转变成乘车坐船的定点定时……这些都促使人们的活动趋向定时化,作息时间趋向区域化、同一化。近代以来，钟表的普及使人们有了可以精确掌握时间的工具。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伴随着计时工具的更新越来越强，生活节奏亦越变越快，这一切正是适应这种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需要。近代中国以计时工具的更新为起点，发起了迄今近二百年的“追赶”西方的变革，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不懈追求的迫切心情。

1 近代计时工具在中国的出现

近代中国在遭受外来侵略与反抗侵略的这百余年来，与西方国家的摩擦碰撞层出不穷，表现在社会领域则是样式各类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冲突中，观念的冲突往往是最严重的。近代以来，特别是伴随着大批传教士的来华，中西交往日趋频繁，使得中西之间观念上的差异愈加明显。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观念，中西双方时间观念上的矛盾则首当其冲地表现出来。当时的中华帝国没有赶上两次工业革命的潮流，从而在外国人眼中，西方民族较华夏族人历来都是“精力旺盛、行动急促的”②。反观近代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往往思想老朽，跟不上时代，而且最令他们无法忍受的是中国人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常常浪费大量时间在做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事情。这种时间观念上的剧烈冲突也使先进中国人认识到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源所在，也因此开启了效法西方、奋起直追的自救历程。

1.1 中国人的旧式时间观

在有着千年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里,时间始终未被充分社会化,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随意和模糊。钟表普及之前的中国人常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一顿饭工夫”等模糊的说法来表示时间。概括来讲，中国人的时间概念只能算做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大致的估量,既是最没有时间效应的守时方式,又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守时方式。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显著表现是缺乏准确时间观念和严重浪费时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曾集中介绍了中国人的个性特征，其中就有“缺乏时间观念”“缺乏精确习惯”两点。自诩“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国家里”的明恩溥，笃信“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箴言。深知“现代社会里，生活节奏急剧加快，事务安排也日益复杂”更需要合理规划、节约惜时。然而在明恩溥在华的四十余年中，他接触的中国人大多缺乏时间观念，并浪费大量时间做些无用之事③。

事实上，中国人缺乏准确的时间观念完全是由于其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生产结构所决定的。靠天吃饭的自然农耕需要的只是“不违农时”，然而“农时”恰恰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概念，在守时、计时和用时上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模糊性。那种精确到时、分、秒的时间概念对于他们来说大多是无甚用处的。正是，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使中西双方对时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觉和态度。

一方面，中华民族是最早发现时间之珍贵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又是在社会生活领域最不讲究时间价值的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这最恰当地反映了时间的价值。然而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和惜时的社会风尚。故当充满“近代气息”的西方人涌入中国时，时间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就首先冲击了中国人的神经，并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试图通过仿效、学习以缩小差距，从而弥补落后于西方近百年发展的“空窗期”。

1.2 新型计时工具的舶来

常谓“有对比即有差异”。近代中西之间各方面实力的对比，使中国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落后的事实。然而中国人对于自身理性、深刻的反省又需要通过一面历史的镜子，这面镜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那些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了解自己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通过反省完善自身，从而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曾三次向国人推荐过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这本书。并警示后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④

认识之后，便是孜孜不倦的学习过程。中国近代计时观念的出现最为明显的标志莫过于西洋机械钟表的舶来。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自鸣钟作为贡品献给明朝万历皇帝，揭开了中国人使用机械时钟的序幕。至清康熙年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表进口国，来自西洋的珐琅钟、玩具钟及各式打簧表大量涌入中国。康熙皇帝本人也对西洋钟兴趣浓厚，为此还专门下谕旨，令皇家内务部制造局成立钟表处。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造钟局，开始自己生产机械时针。19世纪末期，我国造钟工艺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1875年，由上海“美利华”作坊制造的南京钟为屏风式样，钟面镀金，镌刻花纹，以造型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鲜明和报时清脆、走时准确而闻名于海内外，并于1903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特别奖。从那时起，中国人传统的计时工具开始逐渐被精确机械钟表占领，华夏九州上钟表的嘀嗒声由此声声不息。

1.3 计时新法的推广

将近代新式计时工具狭隘地认定为西洋机械钟表，严格来说并不准确，然而我们却无法找出比它更有资格来准确代言近代中国计时新工具的产品。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深入，国门大开，东渡而来的西洋物什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一度呈不可抵挡之势。随着新式钟表制作工艺的进一步成熟、生产的进一步流水线化，钟表生产的数量、质量均远超越从前。此外，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被迅速运用到机械钟表制造当中，使钟表一改粗糙表质，不仅体积也越来越小，外观越来越精致，实用性也越来越强。西洋钟表也渐渐走出中产阶级的“王谢之堂”，流入数以万计的“寻常百姓家”。

随着西洋机械钟表在近代中国的大众化，对其感兴趣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的中国人开始从探究钟表准确计时的原理入手，通过结构的探究、原理的解密来积极地向本国同胞宣传最新研究成果。《科学画报》⑤第十五期(1934年)曾刊登《古代计时和现代准确计时的成功》一文，向人们详细介绍了新发明的合金材料“意林瓦(Elinvar)”应用于制造准确、不受冷热和磁铁影响的表的详细原理与过程。这篇文章的刊载清晰明了地反映了近代国人对于计时工具的关注已达到一定水平，显示出先进国人积极介绍西方并师夷长技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新式交通工具与通讯方式的引进与使用，在新型计时工具与精确计时方法的进一步推广上发挥着根本的作用。新式交通和通讯工具引进后，势必会在运行上做到定点定时，这就要求广大乘客和通讯人员改变过去散漫、模糊的时间观，严格遵守精确时间。对于有条件使用新式交通与通讯工具并有相关需求的中国人来说，为满足自己出行、通讯的需要，也必须从主观上摒弃传统时间观，强迫自己去适应新型精确的时间观念，促使了近代中国人时间观念的强化。

一言以蔽之：计时工具的演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科技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时至今日，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可以通过测量原子的周期来计时，但是任何先进的计时工具毕竟只是记录时间流逝的工具，其背后隐含的那种时不我待、须珍时惜时的警示更值得我们重视。近代先进国人正是在这不间歇的滴答滴答的督促声中，不知疲倦地驰骋于师夷长技的大道，夜以继日地奔逐在追欧赶美的征程上。

2 近代国人生活节奏变迁

生活与人类共生，须臾不能分离。马克思也将生活视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笃信：“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⑥。所以说，生活是一个窗口，它所展现的时代风云、社会变迁、思潮起伏，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近代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城市人群在计时工具革新环境下，其生活状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体现在作息起居、工作学习、娱乐休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2.1 时间观念的更新

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人通过比较中西作息习惯的异同,对中国传统的作息习惯开始有所反省。如，当时有识之士指出：“西人办事,功课之密、规则之勤,胜我国几百十倍。而我国人乃误认,反以为逸于我。辄曰：‘若西人治事,但须每日上午几点钟至几钟,下午几点钟至几钟,而礼拜日悉停工。是其赴工之外,余皆归自用,较之我国逸多矣。’”⑦

然而千百年来的农业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于工作节奏的缓慢从容,习惯于生活方式的自由自在。要使中国人在自然状态下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时间观念，短期内并不是一件易事，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渐变适应的过程。可是，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同时，在这种时间观念更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层次化特点：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通商口岸更新快一些，封闭地区相对缓慢；政客、学者、商人更新快一些，农民相对缓慢。

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下，人们的时间观念慢慢向西方靠拢，越来越重视时间的价值，努力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争取早日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昔日盛世境况。张骞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之经济。”并指出，“我国本以爱惜时间著”，同时通过列举中国古时“夏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文王不遑暇食，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终夜不寝”等事例进一步阐明中国有着惜时传统，今日落后的局面不过是由于“专制以来骄怠成风，玩时愒日，毫不爱惜光阴，甚者花天酒地，俾书作夜，泄泄沓沓，醉生梦死。”故长此下去必然会“小则贻误事业，大则腾笑友邦”⑧，近代中国落后与国人不爱惜时间，终日浑浑噩噩于毫无效率可言之事务有着莫大关系。清末以后，中国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缺陷。他们从身边简单计时工具的更新开始，亦步亦趋地尝试近代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开启追逐西方的“加速度模式”。

2.2 生活节奏的加速

回顾以往传统的农业生产及家庭手工业生产,都是个人或家庭成员依据自然昼夜及农时季节等进行活动。人们的所有活动往往都在昼夜的自然调节之下,节奏缓慢，比较随意，因而人们没有精确定时地安排活动的习惯,也不需要精确的时间观念。闭关锁国下的天朝人民从事着缓慢发展甚至趋于静止的生产活动，过着田园牧歌式的近乎散板节奏的日常生活，这种缓慢、闲散的生产、生活方式一直持续至国门被西洋坚船利炮攻破才告一段落。

开口通商以后，通商城市的人们最早看到了西人的作息习惯与我国不同。西人做事定时,注重效率,一定的时间里集中精力于一事。这一习惯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珍惜时间与注重效率的重要性。在通商城市的一些与外贸相关的商业和事业团体,由于受到洋行中西人作息的影响,时间观念也有所增强。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商业和事业团体还仍然沿袭着作息不定、自由自主的传统习惯。至于通商城市以外的广大城乡,人们的生活作息更是沿袭传统习惯而少有变化。

进入20世纪以后,各地大城市工商业及新式事业开始普遍发展,人们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增多,节奏加快。工厂做工、车船运行、商务接洽、商品运送交接以及与公共社会事务相关的一些群体协作性活动增多，使人们对于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互动增多,活动的时间安排更加精密与短促，如何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更高的效率成为人们的当务之急。科技的应用与进步大大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新式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引进与推广大大节省了人们出行和交往的时间。如果说，“往来如织密如麻，满眼汽车与电车”在十九世纪之前还只是人们的梦想，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已经成为改变人们生活节奏的重要现实。

3 由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引发的思考

西方先进计时工具的引进和传入，对近代中国社会面貌的改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的生活节奏仿佛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跃进”。难怪伟大领袖一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慨叹，引发了六亿神州人民内心深处的共鸣。这场对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的研究，使我们深深地感到作为物质文明范畴的近代西方计时工具，对中国的影响却远不止于1840年至1919年的“近代”时期。“五四”以来，经历了两次国共内战和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直至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载峥嵘岁月，近代计时工具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无论是时间观念的改变还是生活节奏的调整均可用“深刻”来形容。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崛起过程，其主旋律之一就是建设者的主观速度与客观时间“赛跑”的过程。其中，两次最为深刻的“集体记忆”—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带来的震撼，另一次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迎接改革开放新时期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完成，“15年赶超英国”的“跃进”战略设想也随之被提出。这种“跃进”思潮的确是当时中国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到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也深刻地反映了长期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一旦形成一种新型社会制度后渴求迅速崛起的迫切愿望。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自1949年开国大典礼炮鸣响的那一刻，当毛泽东主席用洪钟般的声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刻，时间就仿佛凝固了一般，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正等待人们去开创，而这一切都时不我待，必须“扬鞭跃马奔向前”。1952年诗人袁水拍信笔写下《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经作曲家瞿希贤谱曲后广为传唱，成为一代人的心声。虽“大跃进”过后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但人们内心深处追求“高速度”“快节奏”的时间观念仍然延续下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创作于1962年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些走》，其诞生后不久即被指责为“右倾”，原因竟是因为歌曲名称“马儿啊，你慢些走”有象征着减缓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含义。可见，如果不是指责者别有用心的话，只能说明“大跃进”的时间观念在当时一些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对于经历严冬过后的中国，人们对于“春天”的盼望之情无比迫切，这也进一步促使当时已是“八亿神州”的中国人民珍惜点滴光阴，把十年“蹉跎岁月”期间逝去的青春加倍补回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断传诵，以鼓舞人们忘我工作；“深圳速度”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样板和标杆，激励着城市的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铸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当时的人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再唱“马儿啊，你慢些走”了，取而代之的是《金梭与银梭》，那活泼跃动的旋律配合着歌词流露出珍惜每分每秒的思想情感，提醒着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别消磨”“快发奋”，“黄金时代莫错过”。还有一首歌曲直接以《时钟》为题，用“时钟可拨回到昨天，昨天却不再属于你”的警句告诫人们要珍惜时光，“莫让年华付水流”。自近代以来，人们开始形成的“守时”“惜时”的时间观念和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内涵，并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正能量”。

不过同样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新时期提倡惜时、追求速度的观念也需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片面地追求“快”而忽略了“好”。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时间观念都不是我们应当提倡的。我们必须清楚，“效率”是主观速度与客观时间相适应的结果。这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不能一味地贪多求快，而是应当讲究与“效果”和“效益”的统一。我们同样欣喜地看到，中共十七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由之前的“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把重点放在“好”字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性。这对于我们当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树立正确的时间观、效率观和生活节奏观大有裨益。

结语

总体来说，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影响是全面、深刻而久远的。西方近代计时工具的引进和传入充分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帮助中国人从传统的模糊的时间观念当中走出来，全方位地适应了快捷、准确、高效的全新生活节奏。在百年奋进的崛起道路上，如何利用现代化的计时工具指导自己的工作、学习与生活，完成时代与人民交付的建设目标，仍是新一代青年人需要不断探索钻研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会理性看待时间，合理安排时间，在建设祖国的人生旅途中既不能片面追求“飞一般的感觉”而过于冒进，也不能因为过于追求稳妥而彷徨踯躅、裹足不前。只有把握好主观速度与客观时间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的建设工作才能更加平稳、健康、有序前进。

【注释】

①此句出自毛泽东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此词是在1963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撤走了大批援华专家，我国与苏联交恶后的大背景下创作的．

②[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③[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④[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匡雁鹏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序言”，第3页．

⑤《科学画报》1933年8月由中国科学社创办，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本综合性科普期刊．

⑥转引自：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页．

⑦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6—57页．

⑧此部分参考自张骞：《政闻录》，《张季子九录》(001政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31年，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