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菲

去年12月12日，“2013年度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厉以宁荣获“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界，厉以宁较早地提出了“企业实行股份制”这一著名理论，被誉为“厉股份”。一个名字与伟大的改革实践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幸运。但对厉以宁而言，这种幸运意味着辛勤的劳作与思考，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股份制改造第一人

说到厉以宁，人们往往把中国股份制改革和他联系在一起。更多的人说，没有厉以宁的股份制理论，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股份制改革。的确，经济学家掌握经济规律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影响、指挥或操纵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但作为一位社会人，厉以宁同样有着普通平凡的一面，在生活、事业上也有道不尽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

厉以宁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要写千余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摆放得有条不紊，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角便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尽管他的写作工作繁忙，社会活动也很多，但厉以宁始终把讲课放在第一位。

厉以宁曾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北大学生的心目中，他是最受好评的教授之一。学生们不仅推崇他的经济学理论，对他的风度也是钦佩不已。厉以宁的课颇受学生欢迎，他讲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数时间他不用讲稿，只是在一张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溢出轻松的笑容。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一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课程后发问：“你们看有没有道理？”他常常侃侃而谈，同时也要求学生们畅所欲言。同学们都说听厉以宁的课就像是与他在畅谈。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的课总是堂堂爆满。

厉以宁从不希望把自己的经济学说变成象牙塔里的经院学术。改革开放允许厉以宁追求自己的学术思想成为经世致用的学问，允许厉以宁追求纯理论的研究与实际经济发展的契合。厉以宁之所以能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与他长期养成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有很大关系，他被人们称道为“厉股份”就说明了这一点。早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劳动工资和劳动就业座谈会上，厉以宁就第一次提出可以在中国实行股份制的主张，此后一有机会他就会谈起股份制，并成为他一贯坚持的观点。

厉以宁的经济思想常常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应该以人为目标。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大批知青返城，就业需求突出的问题，他提出试办股份制企业的建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的股份制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主张将股份制用于增量改革，也主张将其用于存量改革。

矢志探索经济规律

厉以宁出生在古城南京一个职员家庭，4岁时随家迁居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他不得不再次随家迁移，辗转于江苏扬州、湖南沅陵等地。扬州震旦中学、湖南雅礼中学及扶轮中学都留下了厉以宁求学的足迹。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这里的读书生活是厉以宁命运的转折点，鉴于他出色的数理化天赋，加之他后天的勤奋努力，高中毕业时厉以宁以品学兼优、总分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深造。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工程系。这是他立志做一个化学家的新起点，是他实现工业救国伟大抱负的第一步。1949年4月，南京解放。12月，厉以宁到湖南沅陵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县教育用品消费合作社会计、县修建委员会事务员。

1951年夏，已参加工作两年的厉以宁又参加了高考。8月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拉开了他终生致力的经济理论学术生涯的序幕。在大学的4年中，厉以宁寒窗苦读。当时，代理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陈振汉教授非常喜欢这个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给厉以宁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更从这位学者身上获得了“闹中取静”的读书习惯。刻苦、努力和勤奋的厉以宁，与中学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和领域，那就是探索经济的规律。

自从厉以宁学上经济学以后，他的兴趣就逐渐转移到经济学方面。他对罗志如教授讲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情有独钟。罗志如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课下把英文原版书刊上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场“计划与市场”的论战文章交给厉以宁读。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关注起历史上国外经济学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论战，并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学说。他通过聆听著名学者的授课，通过广泛涉猎中西经济学名著，为自己日后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领域中有所建树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在坎坷中潜心修炼

1955年，厉以宁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这对一心想在经济学科研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岗位。但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利用在资料室工作的这段时期，为以后能有所作为积蓄能量。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国经济环境使我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任何一个不曾亲自经历这段时期生活艰辛的经济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学阶段，厉以宁曾对兰格提出的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的观点产生了兴趣，但文革中的经历使他看到了照搬苏联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弊端，也发现了兰格理论的局限性。这些感受可以说是他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磨难后的最大收获。多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积重难返的贫困。他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政策、方针、路线感到怀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习的那套东西同现实之间的距离太大了。要让中国富强起来，要让人民过上好生活，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模式了。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改革的春天来了，厉以宁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随后，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开始成为政府决策的一种参照。

和妻子患难与共见真情

您知道厉以宁所写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是谁吗？就是他的夫人何玉春。何玉春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却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哪里还不够简明，还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所以，读者读完我的书，如果感觉到符合深入浅出的要求，那么夫人的功劳占一半。”

1958年2月新春的日子，厉以宁与何玉春喜结伉俪。婚后第5天，厉以宁要赴北京的农场劳动，何玉春须赶回辽宁鞍山上班，两人不得不含泪告别。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厉以宁常借着烛光给妻子写信。1970年12月的一天，何玉春终于接到调令，高兴得泪水盈盈，慨叹不已：岁月悠悠，从燕尔新婚天各一方至此已13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13年？

1971年初，何玉春终于以技术干部变成农场职工为代价，换取了夫妻团聚。返京后，厉以宁夫妇继续到北京大学大兴农场劳动了半年才回到学校。

近些年来，夫妻俩几乎形影相随。厉以宁无论到外地考察还是出国讲学，多有何玉春陪同前往。这些年来，他们除了到工厂参与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还走访了许多农村乡镇，尤其是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其经济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厉以宁在赴港讲学期间，一些香港著名经济学教授提出了不少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刁钻古怪的问题与他探讨，何玉春暗地里为丈夫捏着一把汗。她知道，这不仅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也是香港教授想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内地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到底知道多少。后来见丈夫侃侃而谈，从容作答，她才放下心来。她为博学多才的丈夫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