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宁++马瑞丽

摘 要：安德烈·高兹继承了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论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把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视为实施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缘由，把资本主义教育视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再生产的基础，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分工理论的视野。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能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缩小体脑、城乡差别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高兹；马克思；劳动分工；社会批判

人的生活需要的丰富多样性和人的劳动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由来已久，狩猎时代就存在以性别和年龄划分的原始分工，此后产生了农业、牧业、工业等一般生产性分工。亚当·斯密非常强调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认为劳动分工可使工人专职于某一工序的劳动，使某种产品的生产分成若干工序并同时进行，提高该产品的生产效率和整体生产能力。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人天生就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1}，劳动分工符合人的天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劳动分工在促进人的能力专业化发展的同时导致了人的片面、畸形发展。马克思把研究劳动分工问题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相结合，将劳动分工与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等联系在一起。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分工的消极后果被掩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理论，揭露和批判劳动分工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极后果。卢卡奇不仅注重马克思对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积极作用的论述，而且强调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消极后果的批判，提出劳动分工直接导向异化的观点，将劳动分工与异化联系在一起，认为劳动分工使工人变成局部工人，失去了独立生产能力，更加依赖资本家；马尔库塞认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摧残工人的论述，指出高科技状态下的劳动分工使工人只从事一些单调而无聊的、翻来覆去的动作，变成机器或机器的一部分，被资本主义技术所控制，只能履行一种预定的功能，而不能满足工人自己的需求，成为单向度的人。安德烈·高兹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将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揭露和批判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对照，重视马克思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部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认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要求实施劳动分工，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主要出于资本主义的控制需要，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技术，也是一种统治关系、等级关系，拓宽了马克思劳动分工理论的研究视域。

一、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高兹的影响

马克思结合资本主义现实，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给人带来的异化危害。从生产力角度看，劳动分工反映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形式和人类改进生产工具的能力，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劳动分工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能促进人的能力专业化和人类的多样化活动方式的发展。劳动分工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是由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把人限制在特定的狭小范围内，剥夺了至少是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机会，使人“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2}。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的这种片面、畸形发展变得更加突出。在马克思看来，当社会中存在着强制性劳动分工、私有制、阶级以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分裂的时候，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固定的活动范围，作为人类劳动运作方式的分工，对个人来说却成了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成了人片面发展的“罪魁祸首”。马克思结合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说明劳动分工，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劳动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揭示劳动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阐述劳动分工对社会发展及人的个体自由实现的意义。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3}，劳动分工的本质是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的异化和外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中发现了劳动分工的起源，即“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4}马克思指出，劳动分工和所有制都是生产关系的内容，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两者的内容总是一致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5}。在马克思那里，“分工被还原为具有鲜活的具体内容的社会规定性。与分配、交换、所有制……一样，它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客观事实”{6}，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因而，“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7}。劳动分工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合点，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杠杆，又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一方面，劳动分工使人的能力获得专门发展，从而增大了人类总体的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分工把人的活动长期限制在某一种工作上，制约了人从事劳动的内在兴趣和主动性，造成人的个性能力片面、畸形的发展，致使人受到劳动的奴役。马克思强调，劳动分工真正成为人的生命的异化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消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对人的限制，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8}。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不是以财产公有制而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分工”{9}，废除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用自愿的劳动分工取代对抗性的劳动分工，人们不再局限于各自的社会角色，也不再因劳动强度、劳动时间或工资的差异而感到不平等。

高兹将异化归因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述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的（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都被资本从工人那里夺走，加以没收，并把它们溶入于它的机器、它的劳动组织和它的技术之中。‘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体力和脑力的分离‘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10}。与马克思一样，高兹由批判劳动分工对工人造成的片面发展入手，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剖析劳动分工是如何造成异化的。高兹强调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观点：只要劳动工具仍然是工人手中的工具，那么，同时它也作为固定资本控制着工人；是机器取代了工人的技术和力量，它自己就是个巨匠，有着自己的灵魂，工人的能力降格为一种活动的抽象性，全面地由机器的动作所决定和调节，而不是相反。控制着无生命的机器的肢体的科学并非存在于工人的意识当中，而是通过机器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的力量而作用于他们。工人成了机器的活的附属物，工人的劳动简化为程序和机械的管理，劳动对人来说不再意味着是一种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而确证人的存在方式的活动，而是意味着把人降为毫无差别的物进行计算和安排，劳动成为征服工人的异化活动。在高兹看来，尽管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高兹受马克思的启发，分析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对工人阶级尤其是科技工作者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1}，劳动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制约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高兹指出，劳动的技术分工产生了专家型的工人精英，创造了大量科学技术，带来了微电子革命和生产的自动化，工作变得更加有尊严，劳动者似乎变得更能干了，但实际上劳动的技术分工使劳动建立在多价性与组合性的基础之上，让资本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重组，体力劳动者不仅要依赖于资本，而且要依赖于技术以及掌握这种技术的专家工人阶层，加剧了科技工人与体力工人的分化。高兹反对把科技工作者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使把产业中的科技劳动者视为被剥削、被异化的生产性的劳动者似乎是正确的话，那么认为他们纯粹地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错误的。……科技劳动者与资本之间有着一种工人阶级与之不可能具有的关系。……科技劳动者还在生产着其他劳动者因之而受剥削和压迫的手段，从而必然被其他劳动者视为资本的代理人。……就科技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交互的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制的关系”{12}。高兹把科技工人的阶级属性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和技术联系在一起，指出科技工人既生产着其他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手段，组织、监督体力劳动者；又被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是神秘化的工人。

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也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3}。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就要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的劳动分工，实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4}高兹认为，人性就是对自由、解放的追求，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对人性的损害，使人在劳动中只从事一些“单调而无聊的”、“翻来覆去的”的动作，成为机器的零件、工具，被捆绑在生产线上。高兹主张建立未来社会主义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由于这种未来社会主义更关心的是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个人自由，体现了新的乌托邦精神”{15}。

二、高兹劳动分工理论的内容

高兹从多个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16}。从工人自治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阻碍工人自治实现的障碍。高兹认为，工人自治最直接的目标是实现权力分散和自主，但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内造成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而且使工厂由一个独立生产商品的经济单位变成为一个和其他单位融合在一起的生产单位，依赖于其他的工厂，这种生产的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从根本上决定了权利的分散和自主的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看，劳动分工是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的工具，造成工人的强迫劳动。高兹指出，资本家拥有对全部有效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工人势必抵制这种不平等，为了控制工人、强迫工人劳动，实现追逐利润的目的，必然要对工人的劳动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并强制推行这种劳动分工。在追求获得活劳动的最大产出的劳动分工中，劳动成为一种强制性劳动，“这种强制劳动和它的必要性是出于劳动的社会分工”{17}。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劳动分工使工人丧失了对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的控制权。高兹提出，技术被理性地设计为资本服务，劳动的资本主义技术分工使工人不可能在没有工程师、技术专家、维护专家、领班等人的辅助下开展工作，劳动以“科学化”的方式摧毁工人控制劳动的可能性，成为否定工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控制权的有效手段。从资本主义的统治需要看，劳动分工服从资本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工具。高兹强调，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同工人是冲突的，但在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工人感到对产量最大化的追求是机器或事物本身的内在必然性，从而使自己的劳动服从于劳动工具的统一动作，形成一种兵营式的秩序。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保证工人不偷懒，消除了工人的自主性，消解了工人以及技术专家的反抗能力和反抗意识，能更好地控制、监督工人。

高兹认为，科学技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体系后，不断地消灭一部分生产部门，同时又催生新的生产部门，改变劳动分工的格局。“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工作的分工、专业化和分离不是劳动在资本主义分工的先决条件，而是由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技术强制所必需的。……工作的碎片化是劳动的技术分工的理性化的结果。……非技术的、反复的工作需要由全面或部分负责复杂产品或劳动过程的技术专家来协调、监督、计划和定时。”{18}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实施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缘由，加剧了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也加剧了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其成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高兹从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延伸到批判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以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工业的特征而被组织并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研究是以那些能够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并可能降低成本、保障公司的技术垄断和超额利润的知识和技术为目的的。”{19}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可以被资本化的科学技术比关注于人们的健康、幸福的技术发展快得多。这种增长的一个客观结果显然不可能消除贫穷与满足社会的和文化的需要，而且还创造一种新的贫穷，即导致环境的破坏和城市住房、医疗服务、公共健康、公共交通等的严重问题。资本主义最为重视产品更新技术的进步，“科学研究和革新的重要目的是抵制利润下降的趋势，并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新的机会”{20}。高兹所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包括带来高额利润的生产技术和对劳动者的统治技术，它们都服从于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科学技术不能被视为是意识形态中立的”{21}。高兹批判“技术中性论”，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自动化和机械化的实施，使工人不可能理解和控制生产的过程，越来越从属于机器，“从整体上说，资本主义的技术史可以读作直接生产者地位下降的历史”{22}。高兹反对把掌握科学技术的劳动者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科技工人在执行他们的技术功能的时候，也再生产资本统治劳动的条件和形式”{23}。科技劳动者所造就的科技与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断生产着其他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手段，“他们被委托不仅规划劳动过程和使生产跟上既定的技术标准，而且最主要的是，保持劳动力的层级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永恒化，使生产者与他们的集体劳动的成果以及生产的过程相异化”{24}。在高兹看来，科技工人是资本统治的结果和进一步统治的工具，客观上执行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不能归属于工人阶级。

高兹从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延伸到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指出资本主义教育直接生产资本主义工厂所需的“人的原料”，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再生产的基础。高兹分析大学和技术、工程院校的区别，认为“大学教育是自由的、统一的，而技术、工程院校的教育则是严格纪律化的并且是准军事化的。大学教育传授知识，把学生培养成为知识上自力更生的人，而技术、工程院校的教育既是知识教育又是实践技能教育，并把学生的个性塑造为能够适应工厂和官僚机构中的权威制与等级制”{25}。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要逃脱乏味、重复的低级工作，只有通过获得更高的教育才能实现，但“对于维护社会的等级关系来说，制造失学者和制造能毕业者一样重要的”{26}，即使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也不是人人都能获得更高教育的。资本主义教育具有强选择性，对人实行分化，它所产生的“失败者”和“成功者”在工厂中就成了科技劳动者和普通工人。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工厂劳动的需求和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紧密相连，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再生产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不是也从没有被当作学校的目的，……如果人们接受学校教育，那么在教育（偏向明显的目标）托词下这个体制急于用某种方式使他们社会化”{27}。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不是使人之为人，而是为了使人社会化而实行的一种特定教育，在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利润动机下，教育必须产生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特定类型的人，“技术、工程院校和类似机构是生产一些特定类型的个体的工具，这些个体能够忍受被统治、被压迫、严格纪律和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工作，以符合资本主义需要”{28}。资本主义教育竭力向人灌输的是被分割成旧的、死板的、古董的知识，排斥人自由独立的思考与无限多样的个性，摧毁人的创造激情，为人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从事某个固定、单一的工作做准备。高兹指出，资本主义教育作为生产工厂劳动分工中所需要的“人的原料”的机构，造成人的分化，压抑和摧残人性，成为奴化人的方式，体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

高兹主张改造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反抗资本主义教育、废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实现社会主义。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是一切的母体和终极原因，只要生产组织和技术不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不会发生变化，共产主义也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立在由资本主义生发出来的技术基础上，“……‘生产方式不仅是工厂和机器，而且是技术和科学……”{29}，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兹指出，简单地唤醒无产阶级意识不能战胜资产阶级进而真正建立社会主义，而应扩大斗争的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斗争，因为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及其产生的社会矛盾具有革命的潜在性。反抗资本主义教育不是控制教育而是消除其促使文化和生产、科学和技术、脑力和体力劳动分离的社会功能，以实现教育对劳动生产与社会发展、实践与理论、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促进作用，“如果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教育和生产、工作和文化的统一是绝对必要的”{30}。在高兹看来，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抗资本主义教育的斗争能消灭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观念和行动的分离，解放工人的创造力，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社会主义。

三、高兹劳动分工理论的得失

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延伸至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批判，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分工理论的研究视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来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看不到劳动分工在提高生产率背后的消极后果。高兹吸取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揭露劳动分工带来的消极后果，提醒人们重视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批判。高兹敏锐地观察到劳动分工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看到了劳动分工造成工人阶级分化的再生产的基础是资本主义教育的强选择性，揭露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的消极作用。但高兹忽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教育而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他全盘否定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积极社会意义，只看到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消极社会作用。科学技术和教育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杠杆。人类依靠科学技术不断地增强自己驾驭自然的能力。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和广泛而成功的应用，人类拥有了更为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是培养人的，既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又能使人掌握科学知识，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手段，“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1}。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可以为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提供各种水平的劳动者和科学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能提高人的技能水平，促进科技的应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教育能培养高质量的劳动力，提高人的劳动能力，把一般劳动力加工成为专门的劳动力，将经验型、手艺型的劳动力转化成知识型、科学型的劳动力，将可能的劳动力变成现实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教育是科学知识形态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途径，具有高效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科学技术的功能，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科学技术和教育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我国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使劳动者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通过和谐的劳动分工给人以均等的机会去寻求发展，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我们也必须正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根据我国实际合理地应用科学技术和发展教育，避免科学技术和教育在体脑、城乡、收入差距上的消极作用。

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压制和束缚，启示我们要扬弃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劳动分工源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需要，是根据人的天赋以及才能对人类劳动能力的优化组合，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一个客观产生、发展直至扬弃的历史过程。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促进生产工具的专业化，节约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扩大劳动规模，创造大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丰富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发展奠定坚实丰厚的基础。中国生产力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不高，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和闲暇时间的利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自觉的、非固定的劳动分工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积极推进器，它使不同种类的生产由不同的劳动者来承担，又使不同的劳动者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生产总体；只有当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已很充裕、阶级差别彻底清除的时候，自发的、固定的劳动分工才能为自觉的、非固定的劳动分工所代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现阶段，我们一方面要避免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所有制、阶级、阶层和职位的分化，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城乡差别和社会分化；另一方面要注重发挥劳动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合理实施劳动分工中实现就业类型多样化，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激发劳动者的兴趣、特长、热情，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是在西方现代化的完成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批判，为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能照搬高兹在西方语境中对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批判，必须具有本土意识，既要防止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消极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劳动分工、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实现和谐的劳动分工，实现脑体分工和城乡差别的合理化，为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条件。

注 释：

{1}{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5页，第5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

{4}{5}{8}{13}{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第68页，第84页，第85页，第85页。

{6}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8页。

{10}{12}{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ur”，England：The Harvester Press，1978年，序Pvii，第167页，Pvii，第56页，第168页，第163页，第164页，第165页，第57页，第162页，第168页，第179页，第180页，第58页，第180页，序Pix，第1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2页。

{15}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5页。

（责任编校：文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