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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日记为何易失真

2014-03-10叶匡政

民生周刊 2014年4期
关键词:季羡林托尔斯泰写日记

叶匡政

真正的日记作者,内心深处都隐匿着一种孤独感,才会有自我倾诉的欲望。这种自闭的文体,本不期望与他人对话,所以写作者意识不到读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状态。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论文终于抄完了。东凑西凑,七抄八抄,这就算是毕业论文。”没人想到,这些话出自季羡林之口,20多岁就读清华时所写,出自他的《清华园日记》。季羡林称,“我写日记,有感即发”、“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

这原本这是日记的常态,为何会引来热议呢,无非是做到不易。日记与回忆录不同,它是一种个人的、私密的文体,所以评判一部日记的价值,与评判其他作品不同,关键看它是不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心传世,还是毫不避讳地与自己谈话,让日记总是游走在真实与失真之间。

鲁迅和周作人,都有很好的日记习惯,鲁迅在《马上日记》序中谈过日记,称自己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什么野心也没有”。他们平日连收一封信、外出吃一顿饭都有记录,但偏偏对“兄弟决裂”一事都讳莫如深。

真正的日记作者,内心深处都隐匿着一种孤独感,才会有自我倾诉的欲望。这种自闭的文体,本不期望与他人对话,所以写作者意识不到读者的存在,才是正常状态。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亲友或公众这些可能的“读者”在场,使写作者一旦诉诸文字,就会有刻意修饰的意识。

鲁迅对此也有过认知:“一个人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则不然”,然而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日记作者心目中可能的读者,往往决定了日记被修饰的方向。

可以说,中国流传出来许多现当代名人日记,多数都是变异的日记,也就是说写时就有“立此存照”的想法。如胡适日记,一般被看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一部重要文献,他曾与美国的韦莲司小姐有过一段浓烈的感情生活,但日记中多一笔带过,有过非常谨慎的选择。《吴宓日记》也很著名,他在日记中明确言:“使吾之日记,无不可为人见者,且当有永久之价值”,一旦有了“无不为人见者”的念头,日记的隐私性自然会打折扣。

如果一个日记写作者,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就会使自己的心态发生变化。尤其当他开始用读者眼光,来检查自己的文字时,日记这种文本便有了一种表演属性。托尔斯泰对此有过很深的疑虑,当他向18岁的姑娘索菲娅求婚后,他首先是为日记感到了焦虑,他写道:“我不能为自己一个人写日记了。我觉得、我相信,不久我就会不再有属于一个人的秘密了,她将看我写的一切。”果然,他的预感成了现实,他后来写道:“这个本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为了保存自己日记的真实,他把日记甚至藏在长靴里。

连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可以想象,要写下并不变异的、完全真实的日记,是多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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