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

中国的事情是很无奈的。先前，一当了官，能上不能下，终身制。这毛病很多，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堵了后来者的路，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于是，改革，领导干部的任期有了限定，你只能干一届，最多两届。应该说，这是一大进步。

可是，问题又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时间就是那么三五年，或是八九年，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啊！于是，这一任上马了，立即圈地，搞一个什么园区；另一任开始了，还是圈地，搞一个什么基地；再一任又来了，在江的两岸大开发……这么三五任过了，新来的似乎无处下手了，怎么办？好办，拆了旧的，重新来过，有的还不旧，刚刚盖好的学校，还没开学哩，也拆，立刻就拆！

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说：“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调换了。每一调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

“流寇”“坐寇”之类，我们略过不表，鲁迅由“流寇”生发出“流官”，却颇值得玩味。“流官”，像饿着肚皮的鸭子，他刚吃饱，又要走了；新来的，又是饿肚子，接着抢，搜刮民脂民膏，没有了时。鲁迅还说过大意如此的话：阿Q如果革命成功了，他比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之类更能抢。阿Q不是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想跟谁困觉就跟谁困觉吗？活生生一只饿极的鸭子。

如此，倒不如让这些“流官”变成“坐官”，他吃饱了，也许不接着抢了，也比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流”一下的要好。

当下，官员们是另一种饥饿的鸭子，那就是“政绩饥饿”。你前任在这座城市留下了丰碑，比如修了机场，我如果不修更大的机场，我还混不混了？至于在出政绩的过程中，像刘志军一样顺便抢些碎银子，也只是偶尔为之，“中国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不到万分之一，几乎等于零”，刘志军完全是一个偶然现象！雷政富工作累了，像阿Q要与吴妈困觉一样与赵小妹困觉，这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

总而言之，不断地“流”，不断有“政绩饥饿”，就得不断地折腾。

那么，回到过去，回到“坐官”时代，废除任职年限，再行终身制？不言而喻，“开历史倒车是没有出路的”。真是难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其实呢，问题也简单，就是选举与提拔的问题。不论“坐官”、“流官”，谁让他当官，他为谁负责。选举者，是大众选出来，举起来的，他当然要对大众负责；提拔者，又是提又是拔，力气都来自上头，他也只能为上头服务，上头需要政绩，而且需要短时间内出政绩，他只能这样玩命；上头自己虽然极廉洁，但他的亲友们需要项目，他只能把项目包给上头悄悄指定的人，如此这般。

选举是大众授权，是权力的大众化，也就是权力的公有化，所谓“公权力”是也；提拔是上头授权，是权力的上有化，上头不是抽象的，通常情况下是具体的个人，权力的上有化，实际上经常造成权力的私有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