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纯之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1)

《唐律疏议》是唐代重要法典,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法典。关于其制作年代,学界有着很大争议。日本著名学者仁井田陞、牧野巽认为是制作于开元二十五年,现存《唐律疏议》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开元律疏。我国学者杨廷福、蒲坚、郑显文等则认为是制作于永徽年间,现存《唐律疏议》就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制定的永徽律疏。杨廷福、蒲坚、郑显文等先生的论述虽然各有理据,但就其论证来看,实际并不能成立,对此,笔者在《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和《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两文中已有专门论述,①参见岳纯之:《仁井田陞等〈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及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史林》2010年第5期;岳纯之:《所谓现存〈唐律疏议〉为〈永徽律疏〉的新证》,《敦煌研究》2011年第4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此处不赘。我在这里要论述的则是吐鲁番出土的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贼盗律》残片(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贼盗律》残片”),这一残片具体而微地揭示出唐律及其疏议在唐代的一系列变化,也从事实上进一步证明《唐律疏议》并不是永徽律疏,而有可能是开元律疏。

一、《贼盗律》残片及其制作年代

所谓《贼盗律》残片,是吐鲁番出土的LM20-1457-20-01、大谷5098、8099号残片的缀合物。其中LM20-1457-20-01号残片原藏于辽宁旅顺博物馆,大谷5098、8099号残片原藏于日本,后我国学者荣新江先生发现这几种残片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遂将之缀合到一起。*荣新江:《唐写本〈唐律〉〈唐礼〉及其他》,《文献》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