徯晗

这个社会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她成了这个时代的同谋。她陷在生活的泥淖里而不自知，他不是没有提醒过她，她却要等到他用生命做出警告，她才会悚然止步，才会懂得后退与观看。

鲍玲已经不记得是多少次来海岛了，可从来没真正留意过这里的天空，尤其是晨间，天像被海水洗过，催人泪下地蓝着。以前每次来，她都嫌这里的日光太烈，照得她头晕，要迫不及待地把眼睛藏在墨镜后。陈曙晖寻找着她墨镜后眼睛的暗影，说，墨镜会过滤掉部分色彩，我们应该在晨间来。儿子就起哄，指着不远处的一群别墅说，对，白天太晒了！下次来我们就在这海边住一夜，早上起来看朝霞，还有日出。鲍玲扫一眼儿子，说：别想得美，那可是人家的私人别墅，不对外出租的。陈曙晖看一眼鲍玲，拍拍儿子的肩膀，说，下次我们早点起床，早点出来，就不会这么晒了。鲍玲在心里哼一声，知道父子俩是嫌她起得太晚，可出来就是度假的，身心均要放松，起那么早干嘛呢？

晨间的海边，海水露出清冷的暗蓝色。风从无边的海面掠来，竟有丝丝的凉意。这可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八月。鲍玲收起半裸的肩膀，下意识地去包里掏墨镜，拿出来又放回去了，眼下感到的是凉意，不是炎热与刺目的阳光。她在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小条装饰用的丝巾，这是陈曙晖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时在上海买给她的。蚕丝的面料，暗紫色的花纹，不算太好看，但特别舒服。她把它小心披在肩上，又怕面料太轻，给海风卷走了，在颈前小心地打了个结。

这一次，她没有先回海岛的家，而是把行李寄存在机场，打车直接到海边来了。就是想认真看看这里晨间的天到底有多蓝，海水到底有多清澈。如果不出意外，她应该可以看到日出，天边已经露出了浅浅的红霞，那是日出前的征兆。她把目光转向儿子先前指过的那片别墅区，心里打了个寒战，目光猛地抖了一下，便逃也似的收回来了。她把视线投向海面，清凉的海风顿时把她的眼眶吹得有些热，她睁大了眼睛，努力阻止那里面企图冒出来的液体。

2006年的年底，她和陈曙晖带儿子来海岛度假，坐的是椰香公主号。那时椰香公主号还没有改线开三沙，那时地图上还没有一个叫三沙的城市。他们一家人从广州家里出发，前往黄埔登船。他们要的是一个特等舱。所谓的特等舱就是一个包间。里面有洗手间，有床，配有相应的盥洗用具，正合适一家三口人住。那时儿子还不到六岁，刚刚会涂鸦，会写妈妈是坏蛋，爸爸是坏蛋几个字，“蛋”字画的是圆圈。但他们都知道，那个圆圈在儿子笔下就是个蛋。椰香公主号是专开广州到海口的航线。鲍玲要坐飞机，说飞机简单，又省时间。陈曙晖坚持要坐船。陈曙晖说，坐船慢是慢一点，可在船上可以一路看大海，看海上的景观，还可以看日出，想一想，坐着游轮在海上旅行，多好呀！鲍玲哼一声，还游轮呢，也就是条破船。陈曙晖说，这东西你要哲学地看，你不能拿它和那些豪华的海上游轮比，它的本质就是一艘游轮。鲍玲说，别跟我提什么狗屁哲学，现在只有傻瓜才研究哲学。陈曙晖没说话。陈曙晖在广州一所大学的哲学系任教，前一年才刚评了副教授，工资少量地加了一些，但仍不及鲍玲的一个零头。在经济上，陈曙晖没有话语权。但鲍玲也就是一说，她并没有凌驾于陈曙晖之上的意思。况且她陈述的基本是个事实。哲学如今是冷门得有些令人寒心。他们系每年都招不满，每年都要降低录取线，换在他们那个时代，这是不能想象的。

到底还是坐了“游轮”。船上的父子俩高兴得很，一会儿出船舱，一会儿进船舱，有几次儿子兴奋地冲进来，冲鲍玲叫：妈妈，我看到飞鱼了，真的，鱼会飞，你快去看看吧！鲍玲拗不过，走出舱去看了一次飞鱼，真的有好多飞鱼。海面上不时有鱼腾起，跃出海面，在空中划过一道几十米长的弧线，又嗖地落入海中。但是甲板上的人很多，有人嘴里呱叽呱叽响亮地嚼着东西，再把吃剩的垃圾往海里扔。还有人抽烟，往海里扔烟头。这让鲍玲很不舒服。她看了一会儿飞鱼，就躲进船舱里看书去了。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在路途中看书。看的都是一些实用性书籍。公关的，人际交往的，管理的，或者金融证券投资之类的财经书籍。她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在路上，潜意识里早已丧失了对各种景观的好奇。鲍玲在一家大型的生物科技公司任销售总监。这是她努力了十年的时间获得的职位。她本科学的是中文，研究生读的是英语。如今做的却是与她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工作。专业有什么用呢？这个时代，没有几个人是靠专业吃饭的，但专业仍是一个人获取成功的隐性资源。如果她学的不是英语，她就不能进这家外企工作，如果她没有中文的功底，她的销售就不会这么成功。如果她选择像陈曙晖那样靠专业吃饭，他们现在就不是在这艘被他称为游轮的椰香公主号上，很可能还在他所在的大学的某间教工宿舍里熬日子。

父子俩进进出出地闹腾了一下午，晚饭后又到船舱顶层去看日落了。鲍玲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十年来的经历。鲍玲是1995年来广州的。她提着两个空拳头来投奔男友，来的路费还是找小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借的。那时，男友在广州一所大学里读博士。学校很人性化地给在读博士生每人分了一个单间，鲍玲很自然地住进了男友的宿舍里。先前扭捏保持着距离的身体，只有毫无保留地对男友开放。男友能提供给她的就是富有性生活的单人床和食堂里一日三顿的便宜饭菜。鲍玲倒没什么抱怨。毕竟男友还在念书，没有工资收入，只有一个月两百多元的学生补贴。读了十来年的书，他们总不能再伸手向家里要。

性生活与饭菜只是中转，鲍玲的目的是找工作。不到一个月，鲍玲找到了工作，在一家报社当临时工，合同上写的是聘用记者。因为没有本地户口，一来就得办理暂住证，向当地管理部门缴交管理费。他们戏称自己为流浪记者。那时，不单是广州，整个南方媒体都充斥着这样的流浪记者。这个队伍很庞大，是南方传媒的生力军。他们干着主角的活，拿着配角的钱，吃着盒饭，住着城中村，一见面就调侃：“最近没进去吧？”这里的进去，是指收容所。忘带暂住证或暂住证过期，碰上查证的，都有可能被弄进去。只要身上揣着一张记者证，通常都不会受什么罪，通知单位或亲友来交钱领人。那时鲍玲是写过一些东西的，也有一些文章见刊见报，否则她进不了报社。干了半年，男友博士毕业分到广州的一所二流大学当老师，单人间变成了双人间，他和哲学系的一名年轻教师同住一间宿舍。学校的便宜饭菜还可以享用，和男友的性生活就中断了。偶尔一次偷食，男友也担心舍友会突然回来撞见，两个人的状态都差了很多。这倒算其次，鲍玲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供她通宵赶稿的地方。鲍玲工资低，租不起房。她向单位说明了困难，主任倒也通情达理，帮她申请了单位的集体宿舍。可惜是四个人一间，和读研没什么两样。要命的是，宿舍是单位租的，在白云山附近的一栋农民违建里，每次回去都像走迷宫。头一次去，是司机小袁带她去的。小袁把车停在路口，就带着她往一条肮脏的小巷里走。小巷曲里拐弯，却“四通八达”——到处都是楼与楼间留出的一米缝隙。大白天里，小巷里也是暗无天日。由于没有统一的下水道，地上淌满了污水，被人随便扔下的垃圾泡在污水里，半尺余长的老鼠目中无人，在巷子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在垃圾里觅食。鲍玲以前从未见过如此肥硕的老鼠，顿时吓得魂飞魄散。鲍玲后来知道，这些楼就叫亲嘴楼，是南方城中村里特有的景观。这里究竟有多少楼，鲍玲估计没人能数得清。这些楼分不清前后，东一幢西一幢，大小不一，高低不同。农民只要是块地皮就盖楼，全然不管是否需要规划。那时，广州最不缺的就是外地人。外地人源源不断地奔赴这里，住进这些光线黯淡的楼群里。endprint

怀想起此前男友在大学的单身宿舍，鲍玲觉得是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来回走了十多次后，鲍玲还是不能单独找到自己住的那幢楼。尤其是外出采访回来太迟的话，鲍玲就没有勇气回去。有几次干脆自掏腰包住便宜的旅馆。有天夜晚刮狂风，鲍玲正蹲在水房里洗衣服，突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块大铁皮，当空落下，锵的一声砸在她的洗衣盆里，只差一个厘米就可能削掉她的一小片鼻子或一大块头皮。原来是给他们搭建的洗衣房屋顶被风掀翻了。她惊魂未定地看着空了一片的屋顶，任骤然落下的暴雨把自己淋了个透湿。

住了不到两个月，她几乎崩溃。见面就和男朋友吵架：你要么买房子，要么租房子，否则我们就分手！男友被吵烦了，开始想“出路”，终于联系上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去读博士后了。男友在那边找了一份兼职，把省下的澳元寄回给她，鼓动她去租房子。她房子还没租上，一次受命去男友的宿舍帮他找一本书，正碰上他的舍友陈曙晖炖了一大锅鸡汤，还炒了一大盘葱爆羊肉，买了啤酒正准备独自享用。她惊奇地看着他，说：想不到你还会下厨。陈曙晖说：如果不会下厨，哲学家就会饿死。鲍玲问：为什么？陈曙晖笑道：因为这个时代哲学一无用处。鲍玲想了想，笑着点头：是这么个理，看来你还没被哲学弄糊涂。

陈曙晖邀请鲍玲留下来吃饭，她就留下了。两人吃着聊着，就聊到了各自的困境。陈曙晖说，这个时代，诗意地栖居，只能是一种理想。鲍玲说，我没想什么诗意地栖居，我就想有个能安静地写稿的地方，不要每次回去都跟走迷宫和打地道战一样。

陈曙晖喝了一口啤酒，看住鲍玲，突然说：“这房间有你男友的一半，你也有一半的居住权。你如果不认为我是趁人之危，住进来也行。”又说：“住他的床，住我的床，都行。”鲍玲看着他，笑了。又突然陷入了沉默。她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陈曙晖，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陈曙晖笑，说：“我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句真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句假话，或者说玩笑。就像真理和谬误，在它们没有被证实和证伪之前，它们都不是它们自己。”鲍玲说：“收起你哲学的那一套。你说的是真话，我就搬进来。说的是假话，我就当它是句玩笑。就这么简单！”陈曙晖也认真起来，说：“选择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鲍玲放下筷子，环视了一下房间，说：“我选择前者。”陈曙晖说：“我看行。”鲍玲笑了，问：“你不会觉得这样做有些荒诞吧？”陈曙晖说：“世界是荒诞的，人是孤独的，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有限的自由选择。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我是个坚定的存在主义者。”鲍玲说：“那好，我一会去把书给他寄掉，然后告诉他，我准备搬进来。”吃完饭，鲍玲去给男友寄书，顺便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以后不要给我寄澳元了，我准备搬进你的房间去住，和陈曙晖一起住。”说完，她对站在一旁的陈曙晖做了个鬼脸，不等男友反应过来就挂了电话。

他们一起去那栋违建楼里搬家。起先，他们各睡各的床，然后，鲍玲觉得没必要端着，陈曙晖邀请，他们就把两张床合在了一起。因为鲍玲觉得，陈曙晖其实比男友更值得她爱。男友究竟跟陈曙晖怎么发泄的，她没问，反正他们都接受了这个现实。男友没再回来，他留在了澳洲。

和男友的舍友同居，或者和舍友的女友同居，他们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陈曙晖似乎很安于这种同居状态，他每天研究菜谱，琢磨着怎么把图片上的菜肴搬到他们的桌面上来，他乐意做，鲍玲也乐于吃。但鲍玲的心里到底是有些失落的。她借住在陈曙晖处，每天出去采访，在大街小巷奔走，出入现代化的工业区，或者豪华的写字楼。羊城的高楼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扇窗口属于她。每到入夜，华灯初上，拥有一扇窗口的强烈愿望就折磨着她。不久，她奉命去采访一位外企工作的经理人。被采访者是一位女性，采访很顺利。习惯使然，对方嘴里不时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和短句，鲍玲都接住了。对方起先似乎对自己的语言习惯还有些不安，尝试蹩足地去修正，很快就发现有些多余。鲍玲显然不需要。采访结束后，对方突然饶有兴趣地邀请鲍玲去附近喝杯咖啡。鲍玲欣然接受了。这给了她某种自信。和她交往的人都能从她这里感受到某种愉快。她知道这一点。这与她与生俱来的性情，她所受的教养与内在的节制有关。

这次聊天的唯一收获就是，对方向她提出了一个反问：你为什么不尝试着改变一下工作呢？

改变？鲍玲不是没想过，可怎么改变？

“你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善于倾听，又很懂得揣摩他人心理，应变能力很强。也许你可以学做销售。”她的被采访对象说，“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在我们公司给你提供一个销售的职位。薪水肯定会比你现在的多。当然，挑战也会更大。”

鲍玲说：“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她心里想的却是更多的薪水，她不能永远向一个男人借房子住。鲍玲回去认真地完成了这篇采访稿，然后就带着见报后的采访稿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从此，她的房间换成了不同的城市的不同酒店。她不再需要一个固定的房间写稿，去陈曙晖那里似乎只是为了做爱。奇怪的是，在这种间隔性的造访中，她对陈曙晖情感上的需求却增强了，渐渐有了和这个搞哲学的男人相伴一生的想法。陈曙晖身上有种奇特的定力，他对房子与物欲的需求远不如鲍玲强。鲍玲想，也许是他的专业背景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心理支持。作为人生的伴侣，鲍玲需要一个能给她提供这种定力的男人。销售是一份忘掉自我以他人为目的性的工作，有时遇到刁钻的客户，鲍玲的内心也会失去控制。但她必须牢牢地把这种情绪压制住，不让它冒头，不让它冲出自己的身体。只有到了陈曙晖那里，她才像发泄自己的性欲一样，让它们流淌个干干净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她的销售业绩非常棒。

“看来我没错，你的确是个做营销的人才。”年终会上，经理递给她红包的同时，亲切地揽着她的肩，强调道：“天生的。”

鲍玲拿到了不菲的奖金，但这样的赞美比奖金本身更鼓励人。

回去，鲍玲把奖金摊在陈曙晖的桌面上，说：“这只是奖金，还有公司规定的利润提成。按这个速度，我明年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

陈曙晖说：“怎么这么多？你没有出卖色相吧？”endprint

鲍玲说：“如果要出卖色相，我应该换一种职业。你说呢？”她冲着自己的胸部做了一个下流动作。

陈曙晖笑起来，说：“你太形而下了。”

鲍玲说：“我们俩有你一个形而上就够了。我必须从形而下开始。我不能一直借住在你这里。”

陈曙晖受伤地看着她，说：“你不是向我借住，你是向你的前男友借住。这间宿舍有一半是他的。”

鲍玲说：“别那么敏感。我还打算嫁给你呢！”

陈曙晖说：“在谬误变成真理之前，我还是相信它是谬误吧。”他没敢奢望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孩子嫁给他。虽然她不算漂亮，但表象不代表本质。他仔细研究过她，她的五官普通，搭配算是协调。身材较为高挑，说不上苗条，但是性感而有活力。她的魅力来自于她的嘴唇。不是唇形有多诱人，而是从里面吐出的声音，语感，节奏和说话的分寸。用两个词概括就是：亲和，优雅。

鲍玲说：“算了，不说这些。我们做爱吧，我要一辈子和你做爱。”说完就去解陈曙晖的衣扣。羊城的冬天不算冷，室内又烧了电炉。那一刻，身体是温暖的，美好的。至少比真理温暖和美好。鲍玲怎么会想到他们不会做一辈子爱。不会有时间做一辈子爱。

海水是清凉的，鲍玲把脚浸在晨间的海水里，慢慢地她有了一股游进海里的冲动。远处的天空不再蓝得让她心碎。霞光越来越红，涂染的区域越来越大，海面上终于露出了一小块太阳的潮红。来海岛这么多次，这还是她第一次在海上看到日出。

那一次在椰香公主号上，她没有看到日出。平时为了工作，她总是早起奔忙，不工作时就总想睡懒觉。那天在船上，她照例是睡了懒觉。她听到丈夫和儿子在小声说话，儿子的小声音里压抑着兴奋。小东西平时在家里是很难叫醒的，总喜欢赖床。船上却不一样，陈曙晖只推了他几下，在他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他就一溜起了。怕吵醒她，父子俩小心地洗漱完，就拿着相机出了船舱。她知道他们是去船上看日出。前一天晚上，他们就开心地计划过了，还邀请了她，可她没兴趣加入。等她睡醒，父子俩还没回来，她洗漱完便去甲板上找他们。此刻，太阳早就悬在海面上空了，把一片湛蓝的海水泼出了大块的金红。甲板上的人很多。鲍玲望了几眼，没有看到他们父子，正打算回船舱，却听见头顶上传来父子俩的说话声。父子两个正从顶层的舷梯上走下来，原来他们是去了船的顶层。

“你们真有劲头。”鲍玲冲他们挥挥手，一家三口回船舱吃早餐。

在船舱里，儿子把相机拿出来，让她看他们拍的日出。儿子说：“妈妈你太懒了，我们三个人没有和日出一起照合影。”

鲍玲笑起来：“你和爸爸和日出照合影就行了。”

陈曙晖说：“没关系，儿子，你妈妈就是日出。我们三个已经合过影了。她睡着了，灵魂升上了天空，变成日出和我们合了影。”

鲍玲说：“什么话，我又没死，灵魂怎么能升天？”

儿子说：“就是，如果妈妈是日出，那她就和好多人都照合影了。妈妈怎么能和好多人照合影呢？她又不是别人家的人。”

鲍玲说：“胡说八道不管用了吧？你不是哲学家吗？咱儿子现在都可以挑战哲学家了。”

鲍玲眼前出现船舱里陈曙晖那张讪讪笑着的脸。儿子当时的样子却有些模糊了。她眼前浮现的是他长大后的样子，十三岁，上唇有了淡淡的暗影，那是一些需要仔细注意才看得见的细小绒毛。两颗大板牙，酷似她小时候的样子。挺直的鼻梁，像陈曙晖。额头光滑饱满，也像他。儿子算是继承了他们俩的优点。

鲍玲把头埋进海水里，她本能地想体会一下那种溺水时失去呼吸的感觉。憋了一会儿，她听到自己的心脏里发出一声尖叫，然后就呛了一口水。海水的盐分让她的肺受了一点刺激，喉咙也有点刺痛。她抬头向远处看去，太阳似乎挣扎了一下，瞬间就跳出了海面，整个大海上一片壮丽的红光。鲍玲呆住了。她想起儿子递给她相机，把相机里的照片放给她看，她当时并没有觉得他们拍到的日出有多壮丽。那就是一个被固定下来的浓缩图，和她在许多摄影书上看到的海上日出图片没什么分别。但眼下她是震慑的，甚至有点惧怕。她使劲地甩了下头，把被海水浸湿的头发甩到脑后，似乎这样她就可以甩开一些不愉快的画面跟念头。

椰香公主号靠岸后，他们在海口港上了出租车。没有目的地，先找个酒店放下行李，住下，再考虑去哪里度假。当出租车开到滨海大道国贸段时，鲍玲突然叫：“停，停！师傅停下！”陈曙晖莫名其妙地回头看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里了！我们就在这里下车。”鲍玲从后排付了钱，拉起身边的儿子就下车，一边敦促陈曙晖去尾箱取行李。陈曙晖抬头往右侧看了看，说：“这里没有酒店啊！”

“可是这里有楼盘。”鲍玲抬头看一眼右侧的几栋高楼，说：“我们进去看看。”

陈曙晖皱了下眉，说：“你是来度假还是来看楼啊？”

“度假。也看楼。”鲍玲不容分说，一手牵起儿子，一手拉住其中的一口拉杆箱，就往一家豪华楼盘的售楼中心走去。这里的售楼中心和广州不一样，门口没有绚丽的彩色气球，也没有招摇的广告牌，外表冷清低调，里面却装修得像一间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鲍玲问了问售楼小姐，果然是香港某富豪在这里开发的楼盘。再问了问楼价，随便看了下楼盘的资料，被带到指定的楼层看了看，鲍玲就要刷卡落订。陈曙晖说，你怎么不多看几家呢？你这是买楼，不是买衣服。鲍玲说，不用看了，这地头，这楼价，就是它了。说完头也不抬地和售楼小姐签购房协议。她签的是一套正面瞰海的大户型，一百六十多平方。陈曙晖说，要这么大吗？鲍玲说，可是面海景的只有这个户型。陈曙晖摇摇头，叹口气。见陈曙晖无奈的样子，售楼小姐抿着嘴直笑。签完协议，售楼小姐说，我们还有一处楼盘，在海甸岛，现在才两千多，投资前景非常好。鲍玲说，不看了，买这套就够呛了。陈曙晖说，相差一倍多的价钱呢，你为什么不去那里看看再落订呢？鲍玲说，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原因，我做了这么多年的销售，你相信我的眼光，不会错的。陈曙晖无可奈何，说，半个小时不到就买套房，不看第二家，不作比较，跟个暴发户似的，我现在才知道你不只是形而下，还非理性。鲍玲不理他，只是微笑。说，下次我们再来海南度假，就不用住酒店了。又低头问儿子：你在刚才的房间里看到大海了吗？儿子说：看到了，原来在房子里也能看海啊！鲍玲又问：喜不喜欢？儿子说：喜欢。可是妈妈你有这么多钱吗？鲍玲说，妈妈赚啊，妈妈很快就赚到了。儿子就举起两个手指，开成V型，说，耶——endprint

鲍玲说，听见了吧？儿子喜欢。

陈曙晖说，谁不喜欢啊，可是钱呢？你把钱花光了，儿子还要受教育啊！

鲍玲说，我们不都在赚吗？钱赚来就是花的。你放心，儿子的学费很快就会存够的。再说，现在只有海南的楼价还处在洼地。经历了上世纪末的金融风暴，海南至今都没恢复元气。相信我，这只是暂时的。海南是我们国家唯一的热带岛屿，你觉得国内还有比这里更好的环境资源吗？

事实证明，鲍玲的决定是对的。两年后，“国际旅游岛”概念的推出，把海南的楼盘炒翻了几倍。他们的房子，处在海口最黄金的地段。鲍玲倒手就把它卖了。这一次，陈曙晖没有阻止。在她精确的市场判断面前，他的话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陈曙晖说，你不是说我们再来海南度假就不用住酒店了吗？

鲍玲说，你和儿子不是想住在海边看日出吗？以后会有机会的。她心里想的是海边那些别墅。

陈曙晖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欲壑难填。你就是一口欲望的深井。

鲍玲说，别摆出一副穷清高的嘴脸，穷人就没有道德优势。

事实上，陈曙晖只是说说而已。婚后，鲍玲和他之间的共同话题就越来越少，她和他谈得最多的是她的工作，她在外面的种种艰辛，偶尔的不顺与烦恼。她把他当成了自己理所当然的垃圾桶，全然忘了他是一所大学的哲学副教授。他劝她不要向生活索取太多，“起码的衣食住行解决了，人就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他悲哀地看着她案头的书柜，那些原本应该摆放世界名著和经典读物的地方，现在堆满了一些实用性书籍。她四年的中文系教育白受了。三年的英语研究也只是成了她获取财富的工具。她的确很能赚钱，她的每一步计划几乎都能按期实现，很少落空。与她当初的构想一样，她果然在他们同居后的第二年就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的角色调换了。不再是她向他借住，而是他向她借住。她对自己的新家充满了热情，又不想失去他们共同的性生活。他们只有结婚。事实上，她乐意和他结婚——结婚的提议是她首先提出来的。“这样，你就不觉得是在向我借房子住了。”她戏谑地说，语气里透出的却是对他的自尊心的爱护与理解。

婚后，他的大部分时间仍留在逼仄的教工宿舍里。她出差的时候，他就不回家住，仍留在宿舍里看书，备课，偶尔研究一下菜谱。他不明白她对赚钱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她永远有理由，以前是房子，现在是孩子。她说他们将来得有一个孩子，得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孩子出生后，她又有了新的理由：他们得有一台车。然后是二套房，度假房……

孩子的出生挽救了他们渐趋冷淡的感情。陈曙晖喜欢孩子，他对家庭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孩子身上，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他，像一个最出色的母亲一样写了一本育儿手记，并将它顺利出版了，还获得了可观的版税。不像他出版那些学术类书，还要倒贴。这让他很有一点成就感。

鲍玲的热情在工作上，陈曙晖喜欢孩子，她正好把带孩子的繁琐和责任都推给他。她的工作越干越好，收入越来越高，他在教学岗位上却乏善可陈。现在，没有谁还热衷于哲学研究，专业冷门，拨下的课题经费也极少。系里有一份学报，他是主要的编者之一。投入的精力多，除了被需要，还因为他喜欢。他不指望能出什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只是觉得做着一份自己喜欢的事。出于习惯和某种必要，学校还保留着这个系。他想，只要这个专业还在，他的岗位就有存在的必要。系里其他老师都想方设法去外面找活干，开讲座、搞活动、给报刊开专栏。他没什么兴趣，乐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同事们说他是幸福的奶爸，言下之意他找了个会赚钱的老婆，衣食无忧，当然不用像他们一样去外面■。同系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三十出头了，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她没有谈男朋友，却喜欢有意无意地和他接近。他明白对方的心思，却不敢给对方太多的希望。一个女人只要想把自己嫁出去，找个男人结婚是不难的，问题是她要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女老师愿意把自己剩下，一定有她不嫁的理由。他知道，像她这种曲高和寡的女人，是不太肯向生活妥协的。儿子上幼儿园后，女老师有时会来他的宿舍探讨一些哲学问题。但他知道，真正的哲学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相信对方一定也这么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们只思考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不是哲学家，她也不是。可他们都深谙哲学的本质。谈哲学只是个幌子，那是为了掩盖情欲。女老师显然对他怀有情欲。谁没有情欲呢？身体是人自身的牢笼。人对情欲的追求不是罪过，罪过的是他的方式。如果女老师不介意他的已婚身份，对他也没有婚姻的幻想，他为什么不可以满足她呢？满足她也是满足他自己。

他犹疑着把自己的想法流露给她后，对方的脸上露出了机智而聪慧的笑容。她说：“你以为我会像那些耍赖的女人一样缠住你么？别忘了我们的专业是干什么的。选这个专业的同时，就意味着某种牺牲：对俗世的快乐的理解和追求。这就是我不嫁男人的原因。”

他轻松了，有了出轨的勇气和决心。这算不算虚伪和自私？一直以来，人类对婚姻有着诸多道德上的规约，但很多规约又是与人性本质相悖的。他赞成萨特和波伏娃的不婚之爱。他们相爱一生却没有结婚，在爱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对彼此忠诚或背叛。事实上，他们的爱情超过了很多终生相守的夫妻。所以，对他而言，身体的背叛不算背叛，心灵的背叛才是真正的背叛。他确信自己的内心还是爱着鲍玲的。他们有共同的爱的结晶，他们都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他们。这就是家庭保持完整的意义。

遗憾的是鲍玲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她的自信来自于她对财富的绝对把握。她在外面保持着良好的教养，有时回到家中却会冲他发作。“我要不找最亲的人发泄一通，我会疯掉的。”她说。他容忍了她，并且怀着宽谅的心态。这至少说明她是爱他的，否则她何以把他介定为“最亲的人”呢？

陈曙晖把所有这些想法跟经历都写进了他的电脑日志中。文档的密码他有些恶作剧地设成了鲍玲的生日——他心里有种坏坏的想法，或者渴望，希望她能看到这些内容。但是他的想法落空了，她根本就无暇打开他的电脑，更无意窥探他的日志与隐私。与其说这是她的教养，不如说这是对他的存在的一种深刻漠视。这才是让他在婚姻中感到弱势的真正原因。endprint

他和他这一类的人，是这个时代的落魄者。他们选择了哲学，或者一些更冷寂的学科。他们被这个物质的时代深深地摒弃了。尼采认为，只要有权力的社会、政府、宗教或舆论——总之，只要有任何种类的暴政，都憎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给人们打开了一处暴政所不能到达的避难所：内心的洞穴，胸中的迷宫，这些触恼了所有的暴君。那就是孤独者的存匿之地。但是，也就在这里，遭遇到了他们最大的危险……

鲍玲最终还是看到了这些日志，只是太迟了。如果不发生后来的那些事，她永远都不会看到这些文字。到死，她都不会知道他这些痛苦和秘密。

海面上的日光在变强，温度开始上升了，鲍玲又一次把脸埋进海水中，希求再一次体验那种溺水似的惩罚。

事情发生时，没有一点预兆。他们把车停在内环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他们的车前还有一辆奥迪车。他是先开车去学校接儿子再绕道去接她的。她偏偏要在路上停一下，就为了看看橱窗里的一个小包。那个包小巧而别致，是最新款的手包。他把车停在路边，她下车去看了包，问了价钱，就买下了。她上车时，父子俩都没说话。儿子进入少年期后，话就少了，目光有些凝滞，似乎总在陷入某种沉思，样子越来越像他的爸爸。和她在一起时，有了明显的性别意识。只有在单独和他的爸爸在一起时，才会露出某种孩童时的活泼。

那辆大货车疯子似的冲过来，陈曙晖一定是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辆车的疯狂，因为他下意识地打了方向盘，显然是想逃脱那辆大货车的撞击。方向盘后排的那个座位，在他们的下意识中，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最安全的位置。他们总是把这个位置留给儿子。她则坐在儿子的一侧或者副驾驶位上。最近几次，她总是坐前排的副驾驶位，因为她发现儿子似乎并不欢迎她坐在后排。他似乎有点抗拒她对他的问来问去。母子俩坐在一起不说话她又做不到，干脆就把空间留给儿子，坐到前面去了。事后证明，当重型车从后面撞来时，儿子那个位置是最不安全的。因为她只往后扫了一眼就昏了过去。

她是第一个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的。事实上，她只受了点轻伤，右手腕骨折。气囊适时地弹了出来。她昏厥不是因为伤，而是那回头的一眼。她再没有见过儿子，只在医院里见到了丈夫。陈曙晖的身上插满了管子，躺在急救室里手术。除了她，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台无望的手术。他的腹腔全挤坏了。有一刻陈曙晖睁开眼睛，用眼神暗示她，她把头俯下来，耳朵贴在他的唇边。清晰地听见他说：孩子，生一个……孩子。

这是他留在世间最后的声音。随后，他进入了深度的昏迷，再也没有醒来。她记住了他说的话，想起不知在哪里看过的一篇报道，说男人死后，体内的精子短时间内还活着，还能使女人受孕。于是她疯狂地恳求那个手术的医生帮帮她，她要一个他们共同的孩子。

医生充满同情地看着她，说：“我理解你，可我恐怕没有能力帮你。有些现象只是科学的奇迹。理论上可以做到，或者特殊的条件下可以做到。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帮你。”

她再三地恳求，终于让手术的男医生落泪。男医生最后把自己的电话给她，又把自己一位朋友的电话给了她，说，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你会有需要的。然后，他像丈夫一样抱着她瘫软的身体，一遍一遍地安抚她。事实上，他才三十岁出头，博士刚毕业不久。比她小了整整一个年代。

后来，男医生主动联系过她几次，小心地询问她要不要和他一起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羊城一位有名的心理医生。

她谢绝了他的好意，说，我能应付，谢谢你。

大货车是自制失去控制。理赔的事是她哥哥和单位的一位同事去办理的。所有这一切，她都懒得去过问。现在，她账户上的钱已经足够可以买下海边的一幢别墅了，可她买来给谁住呢？两年前，当海南的楼市又一次出现低潮，她擅自做主，再下海岛，在海口的西海岸花不多的钱买下了一个套间公寓——她答应过父子俩，他们再来海岛度假时不用住酒店。她心里想的却是那些别墅，让他们在海边醒来就能看见日出。这一次，陈曙晖未做任何置喙。事实上，这几年她对任何资产的处置，包括股票的买卖，他都保持沉默，由着她去折腾。她认为这是他对她投资行为的信任，内心里还有小小的得意。却没想到他内心对这一切都产生了深刻的厌倦。人们总是对他所得到的东西产生厌倦，无论是财富还是性，只有新的占有，才会引发内心的兴趣。这是他日志中的原话。原来，他早就看透了她。一个自诩和被他诩为沟通能力极强的人，怎么恰恰忽略了与身边的人沟通呢？是她忘了，还是在他面前她根本就没有这种沟通能力？她觉得自己的内心锈蚀得太久了，以至淌出了铜绿色的液体。

这个社会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她成了这个时代的同谋。她陷在生活的泥淖里而不自知，他不是没有提醒过她，她却要等到他用生命做出警告，她才会悚然止步，才会懂得后退与观看。也许，他一直和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就是为了看清它的本质。而她却介入得太深。她被这个世界的欲望卷走了。

现在，她有太多的不明白。

她在外跑了十多年，一大半时间都在路上奔走，她比他们父子俩有更多的机会遭遇意外，为什么活下来的却偏偏是她？为什么她非要下车去买那个手包呢？为什么他们的车只是停在路边等红绿灯（遵守交通规则）却会遭遇危险？虽然她见证过一些死亡，可她一直认为死亡离她很遥远。她认为所有的交通意外都只是一些偶发事件。她想不通这样几百万分之一的偶发性为什么会发生在她身上。她开始重新阅读文学书籍。她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菲利浦·罗斯的《凡人》。她似乎明白了一些，但却有了更多的疑问。

过去她认为一个作家把他的人物写死，是一种无能。现在，她开始改变这种看法。死亡就潜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它只是在寻找机会和时间。在文学中找不到的答案，她最终还得向哲学去寻求。

可是，生活是多么残酷。它把那个知道答案的人带走了。她得用她的余生去独自探求……日光越来越灼热了，海水升腾起来，轻轻地拍打着她腿上的皮肤。裸露的地方已经晒红了。她迎着海水看去，远处的波浪迎着日光颤动着，闪烁着。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纸袋，里面是丈夫和儿子的骨灰。她把手伸进纸袋，抓出一把撒进海水中。看着他们在海面上浮动，散开，直到轻轻地没入海水中。

她在沙滩上躺下来，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凉凉的沙子里，不是为了逃避，是为了体会内心的疼。

责任编辑 何子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