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虎

(西安外国语大学思政部，陕西西安 710128)

一、引 言

如果我们相信英国一位智者这样的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支配的，那么，“而今，在以往数百年内影响大众或个人的那些观念中，没有一个会像进步观念这样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也没有一个像进步观念这样能对未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1］。这种自16世纪开始兴盛的“进步历史叙事”相信，人类将朝着一个确定而理想的方向前进，并认定这种进步会无限地延续下去，人类普遍的“至福”最终将会实现。但近代以来冷酷的历史现实却给予这种推断以无情地嘲讽:以此种进步观念所支撑的线性的、目的论式的启蒙历史不过是使我们“堕落到了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如果说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写作《恐惧与战栗》时，表达的是对隐藏在工业化繁荣背后的隐忧，那么，当布热津斯基以《大失控与大混乱》对20世纪做结时，则直接把克尔凯郭尔的精神焦虑坐实为一种赤裸裸的物化记忆。曾经用“血和肮脏的东西”写就的资产阶级发迹史历经“文明与法制”的资本主义新发展阶段漂白过后，产出的也只不过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变种。至此，人们发现原本力图将人从神话、从对外在恐惧和膜拜中解放出来的启蒙理性自身却演绎为了另一种束缚人的神话，它所开启的工具理性不是确立起了人的主体性存在，而是导致了主体性的丧失——在“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再次成为自我创造物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