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

很多人认识胡成是因为他名为“弗虑弗为”的博客，上面记录着他将近7年的行走。胡成的人生颇为跳跃，生于1976年安徽淮南，从小热爱篆刻书法，喜读历史古书，中文系毕业，却做了两年平面设计、三年程序员，经过最后艺术品经纪人的三年，2007年辞职，开始行走。

历史与行走

他的出发与常人不同，因为岑参的一句诗奔赴塞外；喜欢唐朝，抬脚跟着安史之乱的唐玄宗一路向西奔逃；深爱着《围城》，按图索骥从上海走到湖南。

他仿佛生错了时代，“如果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我对未来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未来不管有什么变化，跟我没有关系。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所在的资讯时代我们都能看到，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关于过去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你生活的世界里，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在过去。”

他像一个古老的行者，因为一篇文字来选择要去的地方，非要带着满满的想象和萦绕许久的疑问来实地印证。他称自己是探险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前辈们”对未知领域的猎奇、对异域的遐想。他从未去过，却早已对那个地方的过往谙熟于心，除了必要的预订，无需太多准备，随时便走，但也许是他早已准备了太久。

每次行走，客观留下的只能是图片和文字，像考证的方式，像唏嘘地记录。单看图片，少有人能跟随他的脉络，他的点不在盲目的惊叹、风景的豪美壮阔、人文的悲天悯怀。他进入的时间线不是横切的现在和现在的对话，他让自己与过去处于相同的物理位置，不管是岑参、唐玄宗还是方鸿渐，面对着他们当时所见的城墙，安坐在同样的院子里纳凉，某一刻真的会进入前人的思维。如自己所想，“如果四维空间真的存在的话，我们只错开了时间这一轴。”

“并不涉及怀旧，就是探知真相，要去体验一种时间交错的震撼人心。但前提是你必须在那里。”

而他所面对的“险”也许就是各种的“不在场”与“物是人非”。而这样的“险”是不想面对，却早有预料。他去走那一遭，为了必须给自己一个交待，他到了那里，看那人看的风景，体会那人的感受。而那些至今还在的风景，看过几百年前的他们，也看着现在的我们。他记录的真相，并不是在与不在的考古。更多的是一个现在的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孑遗，这种幸存的地方，它身边的人的生存状态。”好像是生在这个时代的他给过去的一个答案。

摄影与文字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摄影者，他的影像离不开文字，就算最简单的照片数据，他也有数据工作者的考证癖：时间、地点、机身、光圈、直到显影药水的温度和晃动了几分几秒的时长。他记得饱满。他总是记起《明室》中提到拿破仑幼弟Jer？me的照片，罗兰巴特感怀于他正看着的照片里的眼睛也曾看着拿破仑，“我想如果我是作者，会附在照片后面，告诉人们这个人是什么时间看到过拿破仑，也许就会更感人，有些东西也许就是你当时少说了一句。”

他有当天写行记的习惯，因为有些功课无法事先准备，“摄影可能是一瞬间，1/60秒，1/125秒，随后可能带来的时间就是60分钟，125分钟，我会花很多时间在资料的收集和考证上，让这张照片变得更可读。”古物代表着过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辨别什么是过去，大部分人不知道背后的故事，那些事物只能被遗忘在角落里直到被拆掉。

“我所感兴趣的都不是著名的摄影师，但他们都会在史料上文献上有一些价值。他们的照片单独看都不是特别美，但是如果放在文献里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在当下的环境里拍摄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如果100年后会怎么样？不会去写那一笔，加那一笔，有一天它会变得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写很多就是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别让人忘了。”他少有地说起未来，也是为了未来的过去。

偷拍的朝鲜

这个游走于时间、历史、回忆中的旅人在时间中横向的游荡就是共产主义。有人会把原因归于胡成父辈的上山下乡，他说自己找不到原因，要有也许是脑中没来由时时响起的从前大喇叭里“报纸与摘要”的音乐。这个情结让他对父辈和那个时代极具悲悯，称他们为“被辜负的一代”。

他想去拍摄曾经和现在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我最想去朝鲜。它吸引我是因为它拥有最多的社会主义表象。最多的社会主义宣传画、社会主义口号、最多的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这个国家已经不真实到被他称为“主题公园”，他没有因为“方便”先行他国，第一站必须是朝鲜。他像小孩子一样在2012年3月终于拿到入园门票，就在金正日逝世不久之后。

以一个普通的游客的身份参团，没有任何邀请和特权，虽然带了相机，但只能拍摄安排好的地区。两个导游一个摄影师全程跟随左右，不知是陪同还是监控。胡成带了一个小数码和一个胶片相机，好像必须要把眼前最最普通真实的朝鲜拓录成像，还给漂浮了多年的虚影一个原形。

而这个国家是不允许随意拍摄的，所以大多行程只能偷拍。地平线不平、曝光不准、虚晃、遮挡，看着他的照片，仿佛能跟着他乘坐的车一起颠簸，一同转弯。最最无聊的清冷的街景，就算是酒店的电视节目，都让人倍感好奇，我们像在看一次家庭录影的截图，断断续续，时常黑屏。没有影像的时候，幸好有他的“画外音”响起，讲述着我们看不到而他“有幸”目睹的画面：“新义州火车站送站的人潮涌动却鸦雀无声如一部默片，国际友谊展览馆外藏在露台外的暗哨，火车道旁穿着红衣服远远地用力挥手瓢虫一样的小姑娘”。而他想做的不只是简单地向她挥手回去。

他称这次行走是在与自己的肾上腺素旅行，全程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必须在导游、摄影师和面对的人都没注意的时候才能掏出相机，拍照，并迅速地塞回去。往往要预判作决定，“有一个场景出现了，没有人在看着你，但是由于你犹豫、担心，你误判了形势，你没有拍，过去的时候他没有回头，一直没有人看你的时候更痛苦。”越往后越害怕“一开始就是无知无畏，见得越多就觉得越可怕，比如我偷拍了一个特工，如果我事先知道他是特工，我肯定不敢拍，慢慢地你会发现他的权威、严厉、不可置疑的制裁权，这么一个人，我用的55mm的镜头，很近，幸好他没听到快门声。”

只是胡成最后还是被抓住了，不是特工、不是导游、不是摄影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乘客在回程的火车上揭发他拍照。“这就是最可怕的，全体人民都会有意无意地变成领袖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样。”幸好这是一个连导游都可以呵斥的路人甲，幸好这是最后一天，幸好他用的是胶片。

《朝鲜闻见录》

在胶卷洗出来看到照片之时，胡成决定归结成书。与他以往的旅行方式不同，没有电脑、GPS、连地图都难得，没有每天记录的可能。他看着照片回忆，2个月17万字，有人以为他去了很久，却只有四天三夜的行程，也许他真的去了很久，从他的关注开始，从各种资料收集开始，从“报纸与摘要”的声音在脑里响起开始。

书在香港出版，胡成坚持用“朝鲜”而不是“北韩”，“因为我是大陆人。”他坚持自己的身份和视角。“只有我们去看，才能看懂朝鲜人的表情，你会知道那个表情后面的意思，因为我们也见过那个表情。而且我想跟别人说，一部分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看朝鲜和自己的。”题目纠结了很久，最后套用了一本古书的名字——《朝鲜闻见录》——本是清末民国初年阎锡山出资请他的幕僚走访朝鲜写的一本小书，很薄很短，浮光掠影，“闻见，按理说应该有很多听的说的东西，而我那本书里听的东西很有限，仅限于导游。照片也只是一路上的偷拍。”而也就是这样的偷拍，不同于Gursky悬在高空的阿里郎，不同于Damir Sagolj荷塞开篇的沉静，不同于David Guttenfelder日常朝鲜的instagram，因为他们的影像里都透着平稳和安全，而这两点不属于朝鲜，不属于来到朝鲜普通的游客。2013年1月，朝鲜允许外国人入朝。2月，开始向外国人提供3G网络，美联社的David Guttenfelder成为“首位在朝鲜境内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即时发布带有地理标记的Instagram的外国人。”而胡成，也许是最后一个用胶片偷拍朝鲜又成功出版的游客。

芭芭拉·德米克的书里写着朝鲜是远东地区卫星照片里唯一的黑暗区域，而胡成却深爱着这个没有光亮的国家的首都。“你如果问我最喜欢的城市，我会说平壤。我太迷恋这个城市，他几乎有我想象中一切关于社会主义的表征、符号化的东西，极其梦幻。我喜欢它的表象，而厌恶它背后的东西。所以当我真实地看见它时，这种东西分化地就更加严重。走在那个城市感觉像走在一个你从没见过的异度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空间里。”

结语

他仍然走着，一年至少九个月都在路上，继续着历史，酝酿着《围城》轨迹划出的民国的书，继续着共产主义，去了莫斯科、河内、万象，准备着一步踏入封存在1986年的普里皮亚季。他像一个时间里的行者，文字描绘着他出发前脑海中的旅行，影像在恰到好处之时揭开眼前的谜底，我们读着看着他的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一个一个重合的瞬间，像在精神和物理世界往复不断的循环。Google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穿起他走过的一程一程，那些曾经用双脚、马车、汽车、火车负载的历史和故事一层一层地被压缩在一张数码时代的平面图上，像是可以破解的时空密码，让他有天真的可以摆脱当下维度的捆负自在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