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新的改革大门已经开启。

这无疑是新一轮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决定》提出了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论述：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非国有经济提高到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此次改革的愿景目标、战略使命和战术安排，比起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92年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WTO等几个关键时点立意更加高远、内涵更为丰富。

不难发现，中央改革的决心是巨大而坚定的。然而，平心而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仍有一系列沉疴和矛盾亟待解决。有学者这样总结我国面临的五大问题和矛盾：经济干预过多、贪污腐败盛行、民营企业挤出；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发展方式瓶颈；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公平正义不足；伦理道德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信任关系瓦解；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加重、资源约束趋紧。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了60项具体改革任务。综观这些改革任务，脱离不了“三个转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

改革创新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勇于牺牲和冒风险。而如何走出改革的困境必须用好改革的方法论。

首先，中央政府要发挥权威、核心作用，在改革的顶层设计方面起到引领和主导作用，让上下形成共识，有理念、有步骤地推动全面改革。新一轮改革方案，已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其次，要解决好改革的政策目标落地、具体实施等问题，而这些目标的达成需要政绩考核激励机制的跟进。否则，往往沦为文件和口头上的说辞，于改革无益。

再者，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文化是具有价值牵引、人文塑造的基础性的软实力，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关系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对“五位一体”的系统改革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中国社会的重建亟待共同价值观的牵引，而共同价值观的塑造要关注人本身，使之形成最大的共识。

最后，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廓清对于改革来说有很大的作用。世界上除了朝鲜和古巴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只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松开，才能够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治理的边界，也才能够厘清公私领域的边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里的“善者”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之衡量，当下的中国政府尚有很大差距，还存在很多与民争利的“最下者”情况。

改革，需要气势磅礴的勇气，更需要细致清醒的智慧。

（摘自《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