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星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荀子是原始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以来,荀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涌现了一批学术成果,丰富了荀学研究。历史上的荀学曾广受非议,直至今天，扬孟抑荀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此,客观评价荀子思想及其地位,仍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近读李桂民新著《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感觉视角新颖,创见颇多,是近年荀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作者曾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师从张岂之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多年来静心读书,凭借勤奋努力,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已发表40多篇论文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专著《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一书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也是作者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多年耕耘的重要成果。

通读全书,笔者以为其主要特色有:

第一,选题新颖,突出了观念的临场感。传统的荀学著作,倾向于把荀子思想划分为不同方面,分章别节地进行研究,或者针对荀子思想的某一个方面,做深入的分析。近年出版的几部由博士论文修改成书的荀学专著，多出自研究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的学者之手,真正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荀学的著作较为罕见。

李桂民博士兼治先秦史与思想史,史学功底较为深厚,对先秦社会有着很深入的理解。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先秦社会思潮的分析,认识到礼学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核心范畴,无论是礼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围绕着礼学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把荀子思想与战国礼学思潮联系起来,既避免了传统荀学研究的窠臼,选题又视角独特,有新人耳目之感。

本书是一部从史学视角观照思想的思想史专著,而不是一部单纯理论分析和过多关注形上思维的哲学著作。在这点上,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侯外庐先生所倡导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应用。该书在荀学历史语境的揭示、具体史实的看法和运用史料论证方面的独到之处,是作者在先秦史领域学养的体现。作者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明确的方向和清醒的意识,通过把荀子思想放在当时众多思想流派之中去分析和把握,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现场。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我们不仅要‘回归原典’,还要跨越时空和当时的知识精英对话,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对中,也同时面对他们的所思、所感、所想,面对他们的困惑和抉择。”[1](P14)可见,通过史实尽量还原荀学产生的历史现场,避免了叙述上的单面性,使之具有更强的立体维度,是此书致力的一个方向。全书写作以荀子的礼学思想为中心,旁及荀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力求从动态过程中把握荀子思想的形成、特色、来源和价值等,同时对战国时期礼学思潮的特点及荀子所作的理论回应进行了细致梳理,体现了方法论上的求新意识。

二、取资丰富,左右逢源。资料丰富是该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专著既弥补了一些思想史著作史学功底薄弱的不足,又避免了陷入繁琐考证,对资料的引用和处理颇为灵活。在注重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还能及时关注利用郭店简和上博简等新发现的简牍材料,保证了著作的前沿性。

在利用基本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者还多方搜求、力求实现对国内外已有学术成果的参考利用。全书不仅参考了国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如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霍布斯、马基雅维里、罗尔斯、柯雄文、倪德卫、艾文贺、葛瑞汉、史华兹等人的相关著作,还参考了大量港台学者成果,如台湾学者牟宗三、陈飞龙、翁惠美、周群振、周绍贤、刘子静、蔡仁厚、鲍国顺、王邦雄等人的著作。可以说,对台湾地区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高度关注,是此书的鲜明特色,弥补了近年出版的相关荀学著作的不足。

学术研究离不开对先贤和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取资,薪火相传是学术走向繁荣的重要条件。正是由于作者在资料上做了大量爬梳性的工作,才保证了写作的左右逢源,并时发前人之未发,在诸多方面深化和推进了荀学研究。

三、精心架构篇章结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全书各章节中，大多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行文的流畅自如,显示出作者很好的思辨能力;在论述中能够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表现了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保持怀疑心态,进行系统的和持续的探索,这就是对思维最基本的要求。”[2](P12)可见,培养良好思维习惯,离不开思索者的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从该书可以看出,作者有着广阔的学术视野,并有着西哲的良好学养,无论是在重大学术问题还是细小枝节上,所持观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并有着理论上的深邃洞察力,成为该论著时有创见的重要保证。

近年来,关于论文和专著的“优劣”的讨论,不时见诸报端,原因就在于大多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有着较为严格的审稿程序,所以论文发表出来相对较难。季羡林先生就主张如果没有新意,就不要发表论文:“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3](P294)当然对图书不如论文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一些优秀的图书,其学术贡献并不亚于甚至超过论文,但如季先生这样的看法的出现,毕竟反映出目前图书出版业良莠不齐的事实。《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用力写成的一部著作,与时下诸多论著不同的是,此书每个章节下面的最小单元都是按照单篇论文的篇幅和要求撰写的,也就是说,该书是事实上由几十篇单独论文组合而成的著作;全书每一小单元涉论明确、分析深入,随处可见作者的感悟和灼见。

第四、新说迭出,持论公允,丰富和发展了荀学之研究。不墨守前人之说是本书的重要特点。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说,深化了荀学研究。兹举数端:

首先,系统梳理了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诸子礼学思想的关系,分析了百家之学对于荀学形成的影响,并对先秦诸子礼学思想的内涵、影响及荀子的理论回应作了系统阐述。与一般论者不同的是,作者虽然承认百家之学对荀学的影响,但指出荀学遥追孔子、子弓,其主要理论根据还是《诗》、《书》类传统经典,体现了对“道术天下裂”后的回归意识。

其次,系统阐述了礼、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指出处于礼转型期的战国阶段,其社会变革主要表现为礼法之争,荀子强调礼的名分意识,针对不同的群体分别彰显了礼的伦理和宗教的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形式多样化,而且还出现了“道法”“礼法”“德法”的提法。作者在认真钻研荀子法思想后,提出了不同于学界的新观点,认为荀子之法指“礼法”“政令”和“刑法”,其法思想与法家之法在内涵、用刑理念和原则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其中礼和法家之法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礼的至上性和权威性。正是基于礼是法的根据的认识,作者否认荀子是封建专制始作俑者的看法,指出荀子思想是以礼为中心构建的思想体系,荀子政治思想反对事必躬亲,主张逸君主义,把君主分为天下之君和一国之君,试图以相的贤能弥补君主未必尽贤的缺陷,保留了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其中主张荀子思想属于逸君主义,则属于新提法。

再次,在历史观上,针对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作者在综合了学界不同观点后,也提出了新说,认为法后王为法周,指的是文武成康等西周圣王,这也是一种新提法,其观点言之有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本书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眷恋之情。荀子思想不是媚时的思想体系,荀子本人有着强烈的入仕意识,虽被任命为兰陵令,但由于偏居一隅,始终没有实现自己作为大儒的理想。本书作者有感于中国古代对荀子用其学说而不尊其人的境遇,对荀子这位不走运的圣人,更有着同情的理解。荀子早已故去,化为天空中的星辰,但其深刻的思想,仍能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在对荀子思想的当下解读中,坚持历史语境下的理论诠释,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古人思想的误读或回护。《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是一部思想力与表达力和谐融汇之作,细读此书,其充满哲思的语言足以引起我们心灵的共鸣。

总之，《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是近年荀学研究的一部力作,正如张岂之先生所说,是一部“用力、用心思完成的”的著作[4](P135)。该书在方法、资料和内容上都有诸多创新,出版过程中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的褒扬,相信这部著作的问世必将嘉惠儒林,推进荀学研究的新进展。

参考文献：

[1] 李桂民.荀子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礼学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 约翰·杜威.我们如何思维[M].伍中友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 季羡林.学问之道[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9.

[4]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