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

[摘 要]1937年5月10日，秦邦宪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苏区组织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秦邦宪对边区党的外部环境、中心任务、工作重点、领导体制、干部教育等问题做了集中阐释，是中共中央对边区党的建设进行直接指导的历史文献。

[关键词]秦邦宪；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战略定位；功能设计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2-0027-03

1937年5月10日秦邦宪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边区党组织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诸多富有针对性的设想，因此成为其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是秦邦宪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结合边区实际情况和边区党组织的自身特点，探索革命战争年代与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推进边区党的自身建设的历史见证。

一、设定边区党的建设任务的特殊性：承担着向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表明自己政治能力的重大责任

1937年间，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外部政治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用秦邦宪在《报告》中的话来说，是“从国内战争的不断的武装斗争的环境转变到在国内和平的条件下，争取实现全国的民主共和制与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1]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及苏区人民面前的责任是更加重大了”，[2]要实现对抗战的引领乃至争得抗战的领导权，必须要依靠全党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边区党的建设必须要在边区政治转型的大背景下不断得到加强。这种政治转型就是“由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转变到普通的民主共和制度”。[3]实事求是地讲，边区政治转型是与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时的一项带有实质性的重大条件，我们党必须完成这一转型。而要让边区党组织从战争环境下走出来，就面临着政治改革的严峻考验。当时的边区留存着战争的创伤，也面临着和平带来的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边区党的“工作的环境是更加复杂化了”。[4]而张闻天、毛泽东在党的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新形势下，要求把边区根据地作为模范特区来建设。[5]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秦邦宪清醒地认识到边区党本身所存在的缺点，比如一些党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甚至边区党的领导人还只会用运动式与突击式的方式来推进工作，等等。在短时间内，这些不足不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边区政治环境的变化、党的政治路线的调整而立即得到解决。更何况在外部政治环境并不单纯的情况下，边区党的失误与缺点很容易被放大、被利用。一句话，“旧的工作方式、习惯、组织形式等等的不能适应新的条件”了，[6]所以秦邦宪在《报告》中给边区党的工作设定了四项重要任务，涵盖了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四个方面。

一是要彻底地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保证在这个实施之中我们党的领导作用，这是边区党所负有的特殊使命，是边区党必须要完成的带有全国性意义的任务。秦邦宪认为，举国动员作迅速与切实的准备以凝聚“民族的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有加无已的”侵略，“争取国内民主制度的实现与这密切的联结在一起”，成为“新阶段的重要的一环”，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新阶段”。[7]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民族之独立；打倒封建专制的残余，求得民权昌盛与自由平等。因此，在1937年前后，中共边区党组织作为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唯一执行者”，中共的政治路线调整是否正确，不取决于自身的政治宣传，而是取决于其生动、丰富的政治实践，边区党的政治实践，成为检验中共中央政治路线调整的“试金石”。因此，边区党组织承担的其实不仅仅是中共一个派出机构、一个大区域党委的责任，而是承担着向中国各个社会阶层表明自己的政治能力的重大责任。

二是“提高工农红军到新的阶段，以战胜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为目标而提高军事政治的训练教育到新的阶段”。[8]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向其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中军队建设事关中共的“政治家底”，是中共以军事上的胜利求得政治上的成功的极为宝贵的“资产”。而中共手中唯一一块较大的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至关重要的平台，所以边区责无旁贷地具体承办中共中央开办的大量军政院校、全力以赴地供养数万百战余生的布尔什维克的将士，陕甘宁成为中共养兵练兵的大本营。

三是“大大的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的水平，特区人民应该成为识字的、智识丰富的文化的人民”，同时“恢复与发展苏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9]秦邦宪提出的任务从当时来说，是解决如何在短时间内恢复边区生产，休养民力的问题，但在更大的层面上来说，是边区党与其他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大区的党委的重要差异性所在。

二、提出边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问题：实际上提出了党务公开与领导机关工作程式规范化的问题

秦邦宪在《报告》中论及边区党的建设的多个问题。一方面提出边区党要加强纪律建设，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其工作，必须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铁的纪律。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区域的党组织，边区的环境毕竟相对宽松，秦邦宪对边区党内民主给予了较多关注，他既强调边区党的各级组织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明确指出委派、指派党内负责人的方法，只能用于薄弱的组织，为加强特定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的领导能力而派出的党员，应该取得当地党组织的同意。与此同时，规范党的常委会制度，“在严密的分工和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一切工作应经常委会之集体的讨论与决定”。[10]

尤其可贵的是，秦邦宪实际上还提出了党务公开与领导机关工作程式规范化的问题。关于党务公开，秦邦宪提出了积极分子会议的制度性规定，要求边区党必须“保证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及地方问题，都经过积极分子的会议讨论”。与此项制度规定相配合，秦邦宪还细化了党内会议的程式化、规范化问题：“一切会议必须在事前的准备，会议的日常、文件、决议草案等等都应该在事先供给会议的参加者。”[11]积极分子会议这种组织平台就是与党的委员会制度相补充的，用于保证在一定的、可控的、必要的范围内将党的重大工作、重要安排与重点任务向党内外公开。在此基础上，秦邦宪还细致地规定了会议主题、会议材料、会议议程、会议决议草案等适度公开的规范性规定，以更好地让积极分子会议平台发挥作用。在边区这样一个小生产的区域、这样一个家长制占优势的文化传统中，通过公开的、规范的、互补的制度性规定，可以确保解决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问题。而边区党内适度的、规范的、可控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切实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出现破坏纪律的散漫无序与放任的倾向。

三、提出边区党要注意群众组织、群众工作：群众组织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靠

秦邦宪很注意“转变到民主共和制，更加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组织”的任务与作用。他告诫党的干部，“群众组织是民主的人民政权之最重要的支持与依靠”，决不允许任何党的组织、党的干部轻视群众组织、群众力量的作用。

1937年，对于那些从瑞金几经坎坷走到陕北的共产党干部而言，对于那些从革命战争环境下九死一生的边区党员干部而言，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边区的党面临全新的挑战，它在边区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它所面临的边区内外环境，都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为了“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提醒党内同志重视群众组织、群众工作、群众力量从而赢得崭新的局面，就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秦邦宪对于边区群众组织的活动方式、领导方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一切群众的组织必须在他们本身的民主化的基础上，活跃他们的工作”，改变党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方式，才能为群众组织活动方式的改革提供宽松的环境，“经过每个组织本身的特有的任务的完成以吸收和动员群众来巩固民主共和的制度与人民政权”。[12]秦邦宪的指示为其后边区党组织群众工作指明了重要方向。

边区党组织开始自觉地、深刻地检讨一度存在的群众工作方式“行政化”导致脱离群众的危害，转而采取“社会化”工作方式，抵制“衙门化”的官僚作风。从基层到边区党委，各级党务工作者正视不同类型的基层群众的不同需求，依托不同的组织体系和服务载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采取非强制性的说服、合作、共赢等手段开展工作，竭尽全力解决群众面临的开荒、植棉、运盐、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将千百万的群众吸引到共产党的周围，党的基层组织也在自身工作方式转变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实现角色的转变。

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开始自觉地、深刻地检讨一度存在的群众工作方式“动员式”导致疏离群众的危害。各级党务工作者转变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改而采取“协商式”的工作方式方法，在运盐等项工作中，一改“动员式”的强迫命令，充分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透过合作社等组织平台和群众票决等项制度性保证，将更多的利益主体纳入平等对话的协商过程中，充分利用基层社会中日常生活、人际网络等社会资源，通过强调“合作”实现“领导”，通过强调“协作”实现“共赢”，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和态度让群众自愿接受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采取柔性融入的途径，在群众能够接受的社会存在形式中开展基层党的组织建设。

局部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回应战时经济快速发展与转型、社会变革和利益重建的复杂条件下对党的群众工作的复杂调整，在功能和角色转变的同时确立党的各级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也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经验。

四、探索边区党的干部教育等问题：理论的训练教育，应该和革命的实际工作渗透一起

秦邦宪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是苏区党的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13]为了培养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悉边区实际工作的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干部，秦邦宪对边区党的干部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指示。在培训内容上，“理论的训练教育，应该和革命的实际工作渗透一起”[14]，这就改变了纯粹的理论教育带来的教条化倾向。在培训格局上，“建立党内的教育网（除中央党校外，各县区应按期开训练班，党的补习学校，新党员训练，及党员理论自习的帮助）。”[15]秦邦宪的指示对边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换言之，在交通、通讯等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西北党校根本无法完成、创办者也许根本没有奢想它能够一家完成地方性干部的培训任务。在秦邦宪的指示下，在1939年前后，以西北党校为轴心、各种训练班为枝干、国民教育学校参与的地方党组织的党内教育网基本建成。干部脱产培训被划分为三个层级，马列学院与中共中央党校，西北党校，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的基层干部培训班，再加上在职干部教育，边区党委设计的干部教育体系尚称完善，在这个体系中，连鲁迅师范学校等国民教育机构也承担了部分党员干部培训任务。

边区党组织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的方向是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定下的，这个方针是对的；搭建边区党的干部教育网的政策也是秦邦宪代表中共中央定下，而这个政策又反映出他对地方党的建设实际情况的精准把握。中共中央符合实际的方向与政策得到了边区地方党组织的积极响应。

对于边区而言，秦邦宪在《报告》中涉及的不仅仅是前述几个问题。这份文献透露出，秦邦宪等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边区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新式政党政治与战时动员体制的矛盾、传统经济生活与新式的经济组织的矛盾、供给压力下的政府财政与资源禀赋窘困的根据地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等等，他们有了这种理论上的自觉，已经从思想上认识到，边区的党面临着领导制度、领导能力、领导方式、领导艺术方面的艰难转变问题。

秦邦宪提出的各种问题、各种动议、各种政策，见证了政治大变局的关头中共自觉探索自身建设转型的努力。对于这份文献折射出的思想、理论与时代价值，值得研究者从更大的视野、更多的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2][3][4][6][7][8][9][10][11][12][13][14][15]秦邦宪：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1937年5月10日）[A].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C].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2.213.212.213.213.211—212 .212—213.217.217.214.218.218.218.218.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311-312.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研究》（项目编号：12XDJ015）与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保持党的纯洁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