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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州公安的“街面行动队”

2014-03-03滑璇

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7期
关键词:警种抢劫案巡警

滑璇

2月10日凌晨,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的街道上已经少有行人和车辆。34岁的警察陈锐卿和同事将车停在一家小旅馆的对面,悄悄地蹲守起来。不远处,同一个小组的其他同事也把车分散停开。

陈锐卿眼睛紧盯着对面的小旅馆,这一次,他们埋伏守候的是3名涉嫌盗销摩托车的嫌疑人,隶属于一个16人的作案团伙。

就着车窗外并不明朗的月光,他从一排对讲机中挑出一个,向特别行动队总指挥李少锋汇报案情。

与许多刑事案件的跟踪、抓捕现场不同,陈锐卿一人随身携带四部黑色砖头式对讲机。其中三部固定在不同频段,对应身处不同地点的三组同事。而最后那部对讲机,陈锐卿不仅能与总指挥李少锋通话,还可以和刑侦大队长陈春生、便衣大队长礼志权、巡警大队长岑祖杰交流。

在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的特别行动队,陈锐卿负责分析研判,队里每个小组收集到的信息都要在他手上汇集、融合、处理,并报送给李少锋。利用这些信息,李少锋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再将指令下达给由刑侦、便衣、巡警等多个警种组成的行动队成员。

自2013年4月组建以来,端州分局的“打击街面犯罪特别行动队”先后侦破各类案件200多宗,打掉犯罪团伙2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多名、在逃人员60多名。在近一年的实践中,行动队“情报主导,多警联动,合成作战”的破案方法,也逐渐形成模式固定下来。

“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很多犯罪都有作案快、流窜快的动态特点,固有的侦查方法有些跟不上节奏。”端州公安分局指挥中心主任冯均汉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所以要想快速解决问题,就要组织一支特别的队伍,充分发挥各个警种的优势,专门打击那些系列性、团伙性、跨区域性的犯罪。”

首战告捷

位于珠江三角洲西端的广东省肇庆市,以秀美的山水和名贵的端砚著称于世。社会治安的优劣,对于这座旅游型城市来说,至关重要。2013年初,肇庆主城端州区连续发生抢夺、抢劫和机动车盗窃案件,严峻的治安形势,让肇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端州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陈卓立有些头疼。

“当时,刑侦大队一共只有80多人,手里的案子已经很多了。要想全部侦破,确实需要时间。”陈卓立说,在人员短缺的现实条件下,找到足够的人手参与刑事侦查,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道考题。依据30多年的从警经验,陈卓立认为,端州分局的700多名警员中有能力参与案件侦破的远不止一个刑侦大队。下一步,就是想出一个方法,把其余的破案力量组织起来。

其实,早在2012年底,陈卓立便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刑侦模式。他多次到下属的各个大队和派出所调研,一边了解实务中存在的问题,一边听取来自基层的解决建议。黎志权是端州分局便衣大队的大队长,老刑侦出身。他的便衣队伍,日常工作就是徒步或者骑着摩托车在路面巡行,发现嫌疑人后尾随、跟踪,等其下手作案时一举拿下。平日里,20多人的便衣大队经常需要其他大队警种支援自己的行动,或者需要辖区派出所设卡拦截嫌疑人。但由于往往事发突然,且各大队、各派出所行政级别相同,所以真正能够获得的支援并不多。调研中,黎志权和巡警大队长岑祖杰曾向陈卓立反映过这方面的问题。他记得,陈卓立当时便谈起了多部门综合作战的构想。不过,那时,一切还只是不成熟的“构想”,并没有变成现实。

2013年4月初,端州区在几天内连续发生多宗发廊入室抢劫案、银行柜员机抢劫案,性质恶劣。陈卓立坐不住了。

4月9日下午3点,端州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少锋和刑侦大队、便衣大队、巡警大队、指挥中心情报中队的负责人和几名辖区派出所所长一起被叫到局里,召开柜员机抢劫案的案情研判会。会上,陈卓立宣布成立“打击街面犯罪特别行动队”,并任命李少锋为队长。行动队侦办的第一宗案件,便是系列性的柜员机抢劫案。全队40多名成员中,包括全部20多名便衣民警、4名指挥中心情报中队民警、13名派出所的刑侦副所长、数名巡警和一名刑警。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李少锋,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压力特别大。心里想的也很简单,万一案子破不了怎么办?如果侦办期间再次发案,有群众受伤甚至死亡怎么办?”李少锋说,如果发生上述情况就彻底没法交差了。

与此同时,先于柜员机案一天发生的发廊抢劫案,交由刑侦大队全权侦办,由另一名副局长主管。两队人马调动各种资源,竞赛一般地对案件展开调查侦破。陈卓立认为,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种激励。

事情的结果有些出人意料。特别行动队侦办的柜员机抢劫案在48小时内收网成功;接下来的一天半,刑侦大队侦办的发廊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

化学反应

两宗系列案件的庆功会上,陈卓立对外宣布了“特别行动队”的成立。由于破案迅速,这支尚处磨合期的队伍瞬间成为端州分局的亮点。

对于成立特别行动队,陈春生的心情格外复杂。陈春生来自河南,是端州分局里少见的北方人。由于在刑侦大队工作出色,2008年组建便衣大队时,他成为首任队长。后来,他又辗转巡警大队,直至2013年5月才重回刑侦大队任职。刚刚重掌刑警队伍,就碰上特别行动队的巨大冲击,陈春生称心理压力巨大。“说心里话,我们和行动队都在破案,如果那边的案子破了,我们还没破,就会觉得特别惭愧。”陈春生说。“当时,局里很多人还不知道行动队今后的定位,对它的未来走向十分好奇。”

不过,经过近一年的摸索实践,陈春生的担心不复存在。常规的刑事案件,依然由刑侦大队负责侦破。去年,他们运用专业技术,通过DNA、指纹等犯罪现场遗留下的痕迹,侦破了4宗十几年前的命案。在全省2013年命案卷宗考核中获全省县级公安机关第一名,命案积案破案数、抓获命案积案逃犯数也名列全市第一。而整个端州分局从上到下,也对特别行动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位。“现在,特别行动队负责的主要是那些系列性的、团伙性的、跨区域性的案件”,陈卓立介绍,“一旦发生了这几类案件,分局党委就会走一个程序,研究决定是否交由行动队负责。”

一旦特别行动队开始工作,队中的刑侦、便衣、巡警三个警种以及情报分析人员就会联合出击。而多渠道全面收集案件信息并加以整合、分析,是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前期收集信息时,每个警种都会利用传统优势,扩大信息接收面。在案发现场,刑侦往往主动承担起最为细致的工作,对现场遗留的各种痕迹进行提取和勘查;巡警利用自身熟悉现场的优势,可以走访周边群众,得到更多的一手消息;便衣则会到案发现场周围查看,寻找附近的公共摄像头、私人摄像头拍下的视频资料。全部信息,都会在陈锐卿手上进行专业化的分析研判。

有了从各方综合得来的信息,总指挥李少锋会与陈锐卿,以及参与行动的三位大队长形成一个指挥小组,共同商讨对策。他们会在李少锋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开个小型会议,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案情复杂时,陈卓立也经常参加分析研究,这种会议可能持续一个通宵。结束后,就会有A计划、B计划、C计划等等多种应对措施同时出炉。不过,更多的时候,会议只能通过对讲机隔空进行,因为包括李少锋、陈锐卿在内的所有指挥人员都在一线,现场指挥,现场决策。

陈锐卿手下有两名“85后”的警员,是特别行动队中绝无仅有的两个女孩儿。过去,她们只承担简单的内勤工作。但自从行动队成立,她们就成了支援前线的大后方。每到行动队出外勤时,两个女孩儿便在办公室中忙碌起来。利用电脑、小黑板以及各种纸质资料,她们向前方实时提供所需的信息。比如,前方发现一辆不明来历的汽车与嫌疑人车辆进行接触,她们就会根据车牌号对车主的身份、是否具有前科、与嫌疑人的关系等展开全面搜索。

如果说公安系统中“严打”“专案组”的做法,是简单地抽调出一部分人员集中办案,形同一种物理变化;那么,特别行动队就是对各警种人员进行有机融合,他们打破一切行政建制的壁垒,各自发挥所长,最终达成一种有益的“化学反应”。

不过在陈卓立看来,这一切变化都来得十分自然。因为从原始初衷到最终目的,特别行动队的建立,都是为了顺应不断流变的警情。就像2008年,便衣大队在肇庆的初次建立一样,公安机关的工作模式就应该随着犯罪的特点相机而行,相时而动,每隔一段时间总要重新调整,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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