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林峄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大公报》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1902-1916年为创建期，英敛之在天津创建并经营《大公报》。二、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具有安福系军阀背景的王郅隆收购《大公报》，胡政之出任主编。三、1926-1949年为新记时期，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公司的名义续办《大公报》，达到了《大公报》历史上的顶峰。四、1949年至今为改革重组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纵观《大公报》的历程，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演变。在版式设计、栏目设置等方面，从传统的论政刊物向成熟的现代报纸转型。二是大公报人的言论风格，从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到新记时期，在报纸一步步迈向成熟的同时，《大公报》的言论也从“敢言”走向了“文人论政”，保持了其知识分子的言论本色。

一、英敛之与《大公报》的“敢言”立场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于天津正式创刊。它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份极其特殊的报纸，报馆位于天津租界，但又不是一家地方性媒体，其影响力辐射全国，在引领社会舆论上成绩斐然。当时“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1]这说明清末时期，清廷钳制舆论，特别是京畿重地的社会言论死气沉沉，对报纸更是严格控制。“但稍能自立，主持正义者，未有不为官界眼钉肉刺，必去之而后快者也。”[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代报刊开始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舆论始稍有价值，然官场之忌嫉报纸，亦因此而深，限制不已，加以迫胁，迫胁不已，加以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