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逢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北京100005)

近15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总是与国家的危机或昌盛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拥有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及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自秦帝国横空出世至晚清辛亥之役，2000多年来，古代中国的世界帝国体制，辅之以“华夷之辨”、“内中国而外夷狄”的理念，使得中华帝国在政治地缘上始终衍生着一个长久的中心与恒远的外围，进而在意识形态上，逐渐生成“中原中心主义”，并长时段地主导着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的内政及对周边事务的政策走向。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陆的确立，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的理念逐渐确立。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旧史观”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在各种论著里，“中原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在不间断地流播。

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文学视角研究西域，既有研究古代边塞诗者，如张晓明对整个20世纪以来的边塞诗研究，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与评论[1]。也有研究清代西域边塞诗[2]及西域诗中的天山意象的[3]。还有学者从区域史视角着眼，提出了重构“天山史”的尝试[4]24−30。本文主要探讨“中原中心主义”产生的产生脉络。在此基础上，考察它对古代中国边疆观的影响，以及透视古代士大夫、文人如何通过诗词等文学作品勾画了“天山意象”，并将“天山”等地名塑造成“边疆”的代名词。最后，谈谈我们应如何将边疆与内地、将居于内地的多数族群与居于边疆的少数族群统合到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之中、 从而平稳地加快现代化国家建构之路等议题。

一、“中原中心主义”产生之根源及表现形式

“中原中心主义”胚胎于“华夷之辨”理念。而“华夷之辨”思想则肇始于殷周时代中原农耕民与北方农牧猎采混合经济人群在农牧交错带上的资源争夺之战。特别是自春秋以降，伴随着北方游牧经济形态的逐步形成，一些游牧部族开始强盛，中原诸侯国因感受到威胁而产生了同仇敌忾心理，并由此自然衍生了华夏一体感。于是，“尊王攘夷”便成为中原诸侯国相互支援，向北拓展防卫圈的口号，“内诸夏而外夷狄”上升为意识形态，进而凝结在保护与垄断中原农业资源的农牧交错地带上[5]114。

迨至战国晚期，伴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原，中原农耕文明力量因聚合而处于上升态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代趋于鼎盛，而武帝也顺势承接秦始皇帝之余绪，使汉帝国势力在东亚终于“达到了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6]。

基于对秦始皇与汉武帝不世之功的评价，有两种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截然不同的思想在两汉时期最终形成。这就是“王者无外”的“大一统”思想与明“华夷之辨”的“中原中心主义”。关于前者，主要体现在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繁露》二书之中。

作为汉代今文经学派的主要经典之一，《春秋公羊传》对“大一统”思想做了精辟的阐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于夷夏观，《公羊传》有一段精彩的概括：“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而“自近者始”者，乃“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7]也。也就是说，“诸夏也好，夷狄也罢，均被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以往的内外之别，而今演化成远近之别、施政先后之分而已”[5]152−153。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大一统思想与夷夏观的阐释，也是借助对《春秋》的诠释。董仲舒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名言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同谊也。”[8]当然，董仲舒并非空喊口号，而是将公羊家的大一统思想纳入其建构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之中，并推演出真正的“大一统”之君主，即成为真正的王者的前提是“爱及四夷”[9]225的结论。这是他利用《春秋》的外壳，但将其中的种族、族群之间的华夷之辨，置换为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最终达到泯除华夷之辨的高妙之处。这高妙之点，具体体现在以下的缜密的逻辑论证之中：“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9]46也就是说，在董仲舒那里，衡量“夷狄”与“华夏”之标准，已不在种族本身，而在于文化属性。

但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儒教世界里，高举“夷夏之防”的大旗，批判秦皇汉武者居多。这种倾向及思想主要始于西汉中后期的夏侯胜，中经西汉末年的扬雄，最终成熟于东汉时期的班固。

夏侯胜认为，“汉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泰奢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10]扬雄则认为，“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汉武帝虽然屡屡兴师，每次以数十万计，前后数十年征讨，“然而未肯称臣也，······真中国之坚敌也，······未易可轻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所以对匈奴应“羁縻之，计不专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11]3812−3813。

至于班固，他更认为汉武帝征“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12]。为此，班固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夷夏之防”理论：

《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1]3834。

这种”夷夏之防”理论，后来被历朝广泛地运用到对边疆地域及边疆民族的政策之中，形成了所谓的“羁縻之策”。这种政策的过度实施，必然缩小绝对君主制控制的郡县地域，扩大半封建制的土司、封建制的属国的范围。如五代与北宋放弃了汉武帝开拓的中南半岛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所管辖的广大领域，明朝最终放弃了汉武帝开拓的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临屯二郡大部、玄菟郡一部分领域，分别将其变成属国领域。

对于秦汉时期“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政策的产生与衍化，学界多有论及，而邢义田深得其趣旨：“概略言之，当中国国力丰厚，充满自信的时代，如汉、唐、明、清之盛世，以天下为一家的理想往往抬头，使中国文化或政治力量有向外扩张的倾向；当中国国力不振或遭受外来的威胁，如唐安史之乱以后，两宋以及明清易代之时，闭关自守、间隔华夷的论调又会转盛。”[13]

关于“中原中心主义”的研究，在欧美世界，1960年代以降，经过费正清等人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风靡于欧、美、日，乃至于中国的结论，即清代中后期的中国之所以保守与自大，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中国-中原中心观”或“中国的世界秩序”理念[14]。该观念或理念直接来源于大体上肇始于战国时期，成熟于秦汉时代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大体上呈同心圆（政治中心）形式，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地向外围扩展，水波越来越小，浪花越来越弱，最后形成了中心区域（内圈）、半边缘与边缘区（外圈）。内圈文明而外圈野蛮，内圈先进而外圈落后。这种同心圆式层级统治构造，使得秦汉以降，无论是华夏-汉人建立的中原帝国实施“内诸夏而外夷狄”[15]政策也好，还是游牧-渔猎民族建立的北方帝国实施的“内北国而外中国”[16]方略也罢，均预设着一个内圈，一个外圈。

“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原中心主义”，恰恰是“天山意象”形成的内在源泉。

二、中原中心主义映衬下的“天山意象”

这里的“天山”，代指西北边疆，有时会转化为整个古代中国边疆的代名词。从先秦至清末，西北的天山、西域、楼兰、青海、陇头、陇右、祁连山、昆仑山、大漠、玉门关、阳关、嘉峪关；北部的大漠、燕然山、贺兰山、敕勒川、阴山等，都成了中原文人墨客及普通的人们比拟、隐喻、幻象异域风情、苦寒他乡、雄浑造物、塞上景物，或建功立业之所；进而将其作为思念中土的衬托之物、中原“先进文化”的辐射之地、中原中心主义的参照体系。凡此种种，本文概称“天山意象”。这里的“意象”，是指创作主体借助于客观物象，抒发自己的情感，进而创造出一种艺术形象。

以西域为例，从先秦时期开始，此地便成为中原人士寄托梦境、发挥想象力之地。到了前汉张骞凿空西域以降，直至今日，该地始终在中原人的现实与想象中交替呈现，有如幻影，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天山意象”。

东汉时代的班超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给汉和帝所上奏折称：“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17]1583遥想班超当年，为了谋生而代人抄书，后在西域活动30年，仍念念不忘回到中原故乡。

南北朝时期，西域、辽东仍系中原王朝或割据王国的版图，但羁旅北朝的庾信，已将其作为遥远而朦胧的想象的空间，而不是现实中的家园。其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多有此类诗句[18]：

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第3首）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羗笛断肠歌。（第7首）

悲歌度辽水，弭节出阳关。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第10首）

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都护楼兰返，将军疎勒归。（第17首）

抱松伤别鹤，向镜绝孤鸾。不言登陇首，唯得望长安。（第22首）

到了唐朝前中期，不但今新疆，即使今新疆迤西至咸海之地，一时间也被纳入大唐版图。中唐边塞诗人李益曾推崇东汉马援、调侃班超、赞扬初唐薛丁山：“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19]卷283,3231但唐人对“天山”的想象未必能逃脱前人的窠臼。唐朝大诗人李白曾经写有一首传唱千古、描写天山的《关山月》[19]卷163,168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其《塞下曲》（六首）等大量诗词大都传递了同样的感受。耐人寻味的是，李白素来以仗剑走天下，四海为家著称于世。况且，有学者考证他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四岁时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但李白诗中的“天山”还是透漏出对边僻、遥远边疆的异样想象，显然已将故乡做他乡了。

当时描述天山的诗词大多如此，如卢照邻有“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雪处疑花满，花边似雪回。因风入舞袖，杂粉向妆台。匈奴几万里，春至不知来”[19]卷41,513；高适有“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支著锦裘。雕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日暮天山下，鸣笳汉使愁”[19]卷214,2225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然，将玉门关、阳关代指“天山意象”的更多，如王之涣《凉州词》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更是千古绝唱。

成吉思汗征服西域后，曾邀请邱处机相伴左右。可能是出家人之故，邱处机行至轮台之东，曾赋《诗赠书生李伯祥》[20]，歌咏天山，其中倒少了几分乡愁：

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

岩深可避刀兵害，水众能滋稼穑干；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

即使是元朝文人笔下的西域，也多是对景物的描写，对大自然的赞叹，仍在某种程度上视其为异域空间。到了明朝，其势力一时间曾伸展到哈密，旋即大踏步后撤，玉门关、阳关倾圮，嘉峪关代之而起成为明朝与西蒙古之间的界限。西域由元朝的辖区，变成明朝的异域。明朝人的“天山意象”与大一统的唐元时代又有所区别。如陈棐有“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云”[21]372之句，显然是从不同角度描绘大自然的瑰奇与大漠里的雄关，真的将西域作异域了。

清初，青海、西域分别由蒙古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控制，清廷经常出兵西北，烽火连天，鼓角相闻。故鄂尔泰《送查大冢宰领大将军敕出嘉峪关》之诗中有“宣麻西下领诸侯，小驻筹边望戍楼”，“旌旗一变思汗羽，挞伐重光问虏酋”等句，将“天山”当作战场来描写。清乾隆帝彻底击败准噶尔部以降，西域被正式纳入清朝版图，中土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相通连气，嘉峪关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而已。所以，此时的清人诗词对天山、嘉峪关的描述，虽多侧重于自然风貌的描摹、关城雄姿的赞美，但“天山意象”之痕迹仍然很深，如裴景福有“长城高与白云齐，一蹑危楼万堞低。锁钥九边联漠北，丸泥四郡划安西”[22]305、邓廷桢有“迭嶂摩空玉色寒，人随飞鸟入云端。蜿蜒地干秦关远，突兀天梯蜀道难。龙守南山冰万古，马来西极石千盘。艰辛销尽轮蹄铁，东指伊州一笑看”[22]193，等等。“天山”、“嘉峪关”等在被流放者眼中，虽然心中总有几分惆怅，但也有着与寻常中原士大夫大致相同的感受，如洪亮吉《天山歌》中有“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23]、林则徐有“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险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22]198等句。晚清阿古柏侵扰南疆，陕甘总督左宗棠从嘉峪关出发收复新疆。其幕僚施补华的“暮宿嘉峪关，别酒破萧瑟。凌晨出西门，送客旌旗密”[22]164一诗，又将“天山”唤回了战场。即便是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西域无事后，周达武诗中有“防边自古建雄关，圣代于今卧鼓闲”，“风腾瀚海鲸鲵吼，月冷荒城剑戟环”[21]537、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诗中有“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22]313等句，在描述西域粗犷而奇异的同时，仍将西域置于荒凉的境地、异域的想象之中。

不独在动荡的时代，中原人士将边疆想象成一个异质性、野蛮性与动荡性社会。即使在国家一统的清朝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中心主义”的局限，也显现出内地对西域或缺乏基本的了解，或出于偏见。而天山“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就是内地与‘绝域’的一道地理分界线”[4]24−30。对此，拉铁摩尔经过亲赴现地考察认为沿着长城、天山一线的东西大通道交织着大漠游牧、黄土高原农耕与西域绿洲文明，及其各种力量的博弈。总而言之，“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必都受其影响”。在戈壁之北，地多沼泽，“其西为阿尔泰区。再次则为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绿洲民族的过渡地带。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相错之地。其最重要者，山脉约皆在各区中心，故在历史上，不仅为分界障阻，实也攻守的焦点”。并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引发欧亚社会的剧烈变动。其一，游牧民族主动西征或在入主中原的道路上受阻，于是“向西北行，初迁于俄属中亚北部荒原，继移于近东及俄国东南部”[24]129−130；在干旱气候渐增时，如在长城塞上遇到任何有效的抵御，“必能迫使蒙古地区游牧民族，向西迁徙，另觅新地”“遂冲人俄属荒原，然后复分为数途，散布于中亚西部、‘中部东方’(Middle East)、近东、俄罗斯及欧洲诸邦”[24]132。

以新疆为中心的中亚处于东西交通、商业与文明的连结地带上，既是中土人士眼中遥远的“西域”，又是西方人士心中挥之不去的神秘的“东方”，从而使得它在东、西方历史叙事中，只是些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的事和人。但今天，通过天山——长城这一历史“主轴”或许能将这些破碎之人与物勾勒成一幅较为完整的画卷[4]24−30。因为恰恰是这些“非汉非胡”的“过渡地带”人群，是勾连东西方文明的主体[24]133−136。

古代中原地带不但创造了“大一统”、“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等理论，同时也伴生了“中原中心主义”。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山河破碎、主权部分丧失的前近代的多民族帝国基础上，即在“边疆”时空流变之中实施的。而“边疆”概念在文化意义上的不断流变，又与“中原中心主义”密切相连。所以，唯有破除“天山意象”，以“天山”、“辽东”、“大漠”、“雪域”等边疆地带为边疆研究本位，站在边疆的立场体察边疆，而非仅仅从中原的视角俯视边疆，才能将边疆地域破碎的事和人连缀成一幅相对完整的画面，进而勾勒出一副包括边疆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