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晓晶

（深圳大学 文学院，深圳51806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就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态思想这一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在认识上始终存在分歧.詹姆斯·奥康纳就持否定态度，在其学术力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对阶级斗争的概念和事实的指认……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劳动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而“马克思的观点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

詹姆斯·奥康纳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作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缺失了生态维度的关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所以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加以重建来开启其生态维度的视阈［1］.

詹姆斯·奥康纳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建是从其在当今面临的两个任务展开的.一个是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的任务，另一个任务是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向内延伸到人类在生物学维度的变化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而如何才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的延伸呢？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指出，这关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重建，揭开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詹姆斯·奥康纳通过这样的具体思维模式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奠定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

1 文化维度与自然维度重建的原因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明确指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致力于探寻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重建是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旨直接决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求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三者间的辩证关系，为防止单一的生态学文化所导致的单纯的绿色政治实践，和单一的文化生态学所导致的单纯的红色政治实践作理论方法的前提准备.

再者，缘起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维度与自然维度被忽视或被弱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技术决定论”的偏向，而那些受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则有“权力关系决定论”的偏向.詹姆斯·奥康纳认为他们这都是对协作做了单向度的处理，从而导致了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被忽视或被弱化.譬如，当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生产方式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型的时候，就没有对文化及生态变迁的历史作用问题作出阐释.在对欧洲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历程的阐释中，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改革运动和由基督教改革运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及有过失的农业耕作、能源开发和建筑的方法所导致的生态变化和破坏都加以了弱化或忽略.

“技术决定论”认为决定一个具体的协作模式之性质的是“现有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技术水平以及自然条件”，而“权力关系决定论”则认为是现有的权力关系.前者把协作看成生产力，立足于关注劳动的分工与专业化，后者则把协作看成了生产关系，立足于关注劳动者的分工与单面化.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任何一种既定的协作模式既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样式的基础上的”.即由技术、生产、权力、文化四重因素共同所决定.因此，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单一理论偏向，导致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缺失现象，詹姆斯·奥康纳看到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是极其重要的.

詹姆斯·奥康纳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旨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文化维度、自然维度的缺失两方面，揭示了重建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缘由.接着，他从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三方面展开论述，具体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重建，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逻辑起点.

2 文化维度与自然维度重建

詹姆斯·奥康纳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始终坚持了批判发扬的立场，并以协作（劳动关系）为介入点.将从文化、自然、社会劳动三方面分别展开具体论述，以此来看出詹姆斯·奥康纳是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

2.1 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首先，詹姆斯·奥康纳批判了马克思的文化观念.由于“技术决定论”的倾向，马克思本人把“文化”视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他视为与社会的基础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必然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可能考察在不同文化和权力关系下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指出“这种＇缺少＇协作方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身的理论研究是不完全的”［2］.

其次，詹姆斯·奥康纳指出，在一个生产力日益呈现出社会性本质的时代，一些主要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能力，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而且与特定的文化把科学技术的力量动员与利用起来的能量直接相关.如日本的资本占有和工厂管理体制中强调集体主义，这种文化意识理念，对于美国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文化来说是陌生的.也就是说，对日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效用的集体主义文化，若被运用到美国未必会产生良好效用.正如詹姆斯·奥康纳指出的一样，“日本的那种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于一种新的生产过程理念的扩散与传播来说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类型；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体制对于新技术的发明与发展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类型；而欧洲的阶级合作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就新技术的有效开发来说是一种理想的类型”.［3］

由此，必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在一个全新角度来解读.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有文化等主观维度的.“所有类型的文化实践对劳动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在内的其他关系都起干预作用……不仅从上面，而且也从下面输入到工作场所之中”.“文化是日常生活的经纬线”——就生产力方面来说，它的主观维度是生产力的不同组合方式和协作方式受文化实践活动的影响，而且生产力是人的劳动的结果；而从生产关系来看，它的主观维度则体现在生产关系所建构的剥削方式受制于具体时代的文化实践活动.

最后，詹姆斯·奥康纳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生产力始终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劳动关系是由各种文化实践、技术和工艺水平、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的发展水平、维持劳动价格稳定的能力、阶级力量等因素决定的.因此，即使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不同的文化传统将会对人们的协作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日本的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体制、欧洲的阶级合作的资本主义体制［4］.故“由于没能领悟社会历史和现代人类学的真实意蕴，马克思事实上是不可能真正历史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充分把握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维度，才能真正历史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

2.2 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同样，詹姆斯·奥康纳首先指出马克思是在一种“前人类学”的阶段进行话语言说的，故在他的理论论述中“自然界（自然关系）内部的生态与物质联系以及它们对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虽不能说被完全忽略了，但也确实被相对地轻视了”.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者，至今仍没有充分认识到自然内化于生产力之中，而且也内化于生产关系之中.［5］

然后，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分别论述了自然的影响.从生产力角度说，自然系统的具体存在形式确实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但构成自然系统的化学、生物和物理过程是自主运行的.它以其内在属性和规律来影响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如渔业、农业、牧业等就直接受限于自然生态条件.就生产关系而言，“自然”的生产关系意味着自然条件或自然过程（不管是否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的一定形式，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对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形态或阶级结构的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可能性”.［6］例如，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商业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很早就发展起来.英国之所以没有经历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不仅是由于其主导性的个人主义文化（这可以追溯到13世纪甚至更早时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内陆及沿海输水系统的发展程度（及由此而带来的经商机会）.

最后，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自然界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还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因此，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考察中要关注自然维度，这样才能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单向度处理的缺陷，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1－2］.

2.3 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明确指出“社会劳动被赋予文化的特征，反之亦然”，“社会劳动被赋予自然的特征，反之亦然”.文化、社会劳动、自然三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前者是说，人类的劳动不仅建构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而且也建构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而且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反过来又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决定.后者是说，人类的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自然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制约和调节着人类的活动.反过来，人类劳动又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改造，不断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并创造出“第二自然”，如克隆［7］.由上述分析，詹姆斯·奥康纳得出如下结论：在根据社会化原则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劳动中，文化与自然的因素是相互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必须考察社会劳动中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

3 结 论

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生态思想的缺失，及其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和后来新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关系决定论”，詹姆斯·奥康纳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来奠定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逻辑起点.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他分别阐发了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揭示了文化、社会劳动、自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突破了“技术决定论”、“权力关系决定论”，建立了人类和自然界的生态关系理论.从而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新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包含有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1］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JAMES O’Connor.Natural Causes—Research on Ecological Marxism［M］.TANG Zheng－dong，ZANG Pei－hong，Translation.Nanjing：Publishing Company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3.（in Chinese）

［2］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WANG Yu－chen.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Green Utopia［M］.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in Chinese）

［3］ 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ZENG Wen－ting.Research on Ecological Marxism［M］.Chongqing：Publishing House of Chongqing，2008.（in Chinese）

［4］ 张立平 徐春艳.论奥康纳和福斯特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分歧［J］.求索，2013（9）：239 ZHANG Li－ping，XU Chun－yan.Three Divisions of Ecological Marxism of O’Connor and Foster［J］.Way of Seeking，2013（9）：239.

［5］ 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GUO Jian－ren.Ecological Criticism—Forster’s Research of Ecological Marxism［M］.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in Chinese）

［6］ 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XU Yan－mei.Research on Ecological Marxism［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7.（in Chinese）

［7］ 黄岩，梁辰.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启示［J］.创新，2013，7（6）：48.HUANG Yan.LIANG Chen.O’Connor’s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Its Inspiration［J］.Innovation，2013，7（6）：48.（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