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红舞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22）

对于从事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原创性工作的思想家或学者来说，一定会从福柯的意义上（从理性霸权话语中唤回非理性的声音）钩沉那些被男权或父权话语压抑的另外一种声音，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有的秩序、规则、法律、习俗甚至思维方式之外唤回另外一种思维方式的可能性。而且在现实指向性上，女性主义理论家、性别理论家获得了另外一项使命，即不仅仅是倾听另外一种声音，而是要从纷繁芜杂的现实处境中为他者的基本生存权和生命权进行辩护，并企图从根本上进行思考和颠覆霸权逻辑思维方式，以寻找与传统的霸权思维逻辑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方式。

作为20世纪不同时代的领军人物，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与美国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都在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思考那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可能性维度。作为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性别理论家，巴特勒在很多方面延续了波伏瓦的思考，两位理论家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对话关系。比如在性、性别、身体和他者等概念的界定和阐释方式上，尤其在对他者这一概念和理念的阐释上，波伏瓦与巴特勒之间有着深刻而隐秘的联系。波伏瓦是如何界定、阐释他者的，巴特勒对他者的理解又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的?波伏瓦的自我与他者是相互性关系的理念在现实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巴特勒对他者的理解又是如何引入生命伦理的新解的?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进行阐释：（1）波伏瓦是如何阐释自我与他者具有相互性关系的;（2）巴特勒是如何在波伏瓦所理解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性关系的基础上向前进了一步，进而理解对他者生命的责任问题的;（3）联系以上两点，在对他者的现实介入方面，波伏瓦与巴特勒之间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巴特勒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超越波伏瓦的。通过思考波伏瓦与巴特勒在他者这一问题上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以及向未来展开的方向。

一、波伏瓦与他者

在波伏瓦的认知意义上，女性作为第二性（另外一种性别）是低级的、轻微的、被塑造的、被压抑的。波伏瓦认为第二性别不是纯粹的他者（纯粹的他者仍然是纯粹的主体的对立面，它使得纯粹的主体得以存在），因为它的存在不构成男性主体存在的必然条件，它也不是男性美德得以成立的条件，即是说男性作为主体、作为美德而存在是超越性的、是纯粹的、是确定无疑的，是不需要女性作为条件去加以辅助和说明的。那么女性到底是什么?在哲学的意义上，如果说女性不是纯粹的他者，也不是纯粹的客体，那么女性到底是什么?在现实角色的意义上，如果说男性是父亲、丈夫、是第一性别，那么女性到底是什么角色?是母亲?女儿?情人?修女?还是什么都不是?或者全都是?波伏瓦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1〕“后天”是确定无疑的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女性应当有个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什么?波伏瓦认为，女性不是一个纯粹的他者，而是被塑造的，至于被塑造成什么模样，那只能看“后天”的需要了，女性本身是没有什么本质的。她还认为：“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1〕即女性只是一个被整个文明设计出来的产品而已。长期以来，主导文化是男性（父权）文化，女性的一切都是根据男性文化的需要被塑造的，女性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消费品，要被制作成什么模样，必须根据作为消费者的男性的需要来进行。这是多么可怕的逻辑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女性即使有本质也与无本质一样，只是产品、二次加工品、三次加工品……或者次品、精品、奢侈品，或者田园风格产品、中产阶级风格产品、贵族皇室风格产品……在波伏瓦看来，女性根本就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链条中的任何一环。

黑格尔对主奴关系转化的阐述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所占篇幅不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的主要观点。根据黑格尔的观点，自我意识标志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人类之所以与动物不同，是因为人类具有自我意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自我意识的特征是欲望，这种欲望与动物对食物和对其他动物的肉体的欲望是不同的，人类的欲望则是意欲统治、占有和摧毁他人，以获得统治权。黑格尔将通过另外一个自我意识而得以满足自我意识的过程称为“相互承认着它们自己”〔2〕的过程。当两个自我意识相遇时，为了树立自己的意识，彼此都要通过对方的意识，即要通过另外一个自我意识的他者性来确立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因此两个自我意识的相遇必然产生冲突，总有一方要处在依赖的、客体的、他者的位置上，而另一方会处在独立的、主体的位置上，黑格尔称这两方分别为奴隶和主人。主人是独立的、主体的、本质的一方，奴隶则是依赖的、客体的和非本质的一方。然而，主人离不开奴隶，因为主人之所以为主人，是因为它的独立的、主体的、本质的特征源于奴隶依赖的、客体的和非本质的特征;奴隶也离不开主人，奴隶的依赖的、客体和非本质的特征又是源于主人的独立的、主体的、本质的特征。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链条里，奴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主人，主人也可能因为自己的堕落而沦为奴隶，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相互的。然而在波伏瓦看来，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不能相互转化，女性连奴隶都不是，她永远是被塑造的，永远成不了主体。自波伏瓦始，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女性被塑造的命运，让消费与生产、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且可以互相交换。对此，波伏瓦是通过将他者与主体之间的界限模糊化来实现的。

在波伏瓦看来，女性是一种特殊的他者，这个他者既不是主体的补充，也不具有超越性，女性作为他者只是一个毫无反抗性与反思性的“自在”。萨特将存在分成自在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自为的存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具有超越性和反思性，这种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的存在;而自在的存在是意识之外的、固定的、确定无疑的存在。就性别来说，波伏瓦认为，女性还不是自为的存在，因为女性不具有超越自身处境的意识力量。因此她指出：“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1〕这两种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自在的存在如果是主体自愿成为的，那是一种道德上的恶;如果它是被外在的力量强加的，那就是一种暴力的恶。不管是哪种恶，波伏瓦都认为是一种根本的、绝对的恶。波伏瓦总结这种恶是“蓄谋把他人贬低到物的位置上”〔3〕的恶，即把他人压迫、贬低到自在的存在的位置上，而且他者还认同了这种自在的存在的命运。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认同其自在存在的命运，并无任何反抗。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认为，女性要摆脱自在存在的现状就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通过有目的的、有计划性的、有超越性的步骤，不断地朝向不确定性的、无限敞开的未来迈进，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成为自由人，成为自为存在的人。波伏瓦研究学者苏珊娜·莫泽认为，波伏瓦指出朝未来自由之境迈进的存在主义女性可以获得与男性并驾齐驱的机会，这种机会将会使女性从是男性塑造品的命运之中脱离出来，并获得与男性相互交换的能力，从而使女性获得幸福。莫泽说：“波伏瓦似乎发现了两种不同的承认模式。一种承认模式带给主体外在的目的性;另一种模式使得建构的主体与自发的自由勾连在一起。”〔4〕换言之，正是由于波伏瓦认定每一个人都具有自发的基本的自由渴望，才打破了女性永远被塑造命运的怪圈，女性无需像奴隶那样必须通过暴力斗争才能赢得对主人的抗争，女性可以因为自身命定的自由性与男性站在一起。这种自发的自由向自觉的自由的迈进，正是女性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波伏瓦说：“拒绝女人属性，并不会因此获得男人属性，甚至女扮男装也不能使她成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打扮成男人的女人。”〔1〕因此，女性的解放不是最终走向男性身份的解放，而是自发的自由向自觉的自由的解放。

在波伏瓦看来，要想成为那个自为存在的人，必须通过模糊他者的他者性与主体的主体性来实现。她认为主体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包含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人类在面对死亡、思考真理的同时，也被自身的内在性所拘囿。在所有的生物当中，人是一个特殊的族群：“在一个充满客体的世界中，他是最高的也是惟一的主体，他也只能与自己的所有同类分享这个世界;对他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客体，处在他赖以生存的集体之中，仅仅是该集体的一个个体。”〔5〕正是因为人的命定的死亡本质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变得模糊而非透明，在朝向未来的计划中人类必须时刻同自身的内在性相碰撞，因此个体是一种超越性与内在性同时存在的个体，死亡的存在使人类走向未来的计划变成有限的而非无限的计划。但是人类必定是要面向未来进行计划的，因此整个人类计划的无限性与个体计划的有限性使得个体的存在包涵了有限与无限，朝向未来的计划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计划，在他者眼里，自我也仅仅是一个无数中的他者而已。在波伏瓦这里，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界限是模糊的，无限性与有限性相互交织，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位置可以相互交换，一切都变得不透明、不纯粹，他者与主体、他者性与主体性是相互的，离开了一方另一方将不成立，不存在不包含他者性的主体，也不存在不包含主体性的他者，他者性和主体性同时存在于他者与主体之中，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主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的关系。波伏瓦打破了传统逻辑思维中将女性排斥在他者与主体可以相互转化的链条之外的规定，而将他者拉入了这一链条中，从而将女性也拉入了可以转化为主体的链条中。在波伏瓦之后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露西·伊利格瑞（Lucy Irigaray）、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朱迪斯·巴特勒等在性别研究中继续前行在波伏瓦所开辟的道路上。

通过将女性这个不属于黑格尔的主奴链条中的特殊他者重新拉入主奴链条，波伏瓦实现了将女性从他者位置推向主体位置的目的，而且将男性这个主体从绝对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让主体与他者、主体的主体性与他者的他者性之间实现相互交换，从而实现了女性作为社会人的价值。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概括了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三种仿象（仿造、生产和仿真），揭示了这三种仿象的局限性，并指出要超越这种局限性，只有“发明一种更高逻辑（或非逻辑）等级的仿象，超越现存的第三等级、超越确定与不确定”〔6〕。这种更高级别的仿象就是交换，就是确定性的死亡代之以超越确定性的流动的、交换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波伏瓦他者观模糊了作为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他者与主体之间的界限，在波德里亚意义上实现了他者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的关系，也就是超越了他者与主体之间原先那种确定的关系，使之可以交换，从而宣告了性别之间确定性关系的死亡。

二、巴特勒与哀悼伦理

后现代性别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是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者问题的思考同样是巴特勒学术著作中的一条主线。从本质上来说，性别理论本身回避不了对他者的思考，因为性别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他者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波伏瓦以来，那些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性别理论或者从事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女性理论家都对他者问题进行过思考的深层原因。因为巴特勒与波伏瓦都对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进行过思考，而且巴特勒的博士学位论文是《欲望的主体：黑格尔在20世纪的法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巴特勒和波伏瓦对女性问题的思考都是源于黑格尔的他者观。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波伏瓦成为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鼻祖，巴特勒则为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第三阶段（即性别理论阶段）的重要理论家。不同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者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在波伏瓦的时代，研究者主要研究女性是如何从一个毫无市场价值的客体转变为具有市场价值的、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的问题;而巴特勒时代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就更深入和全面，不单研究女性是否具有市场价值，还研究女性如何在波德里亚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保持冷静，从而不被重新卷入波伏瓦所谓的被塑造的命运。由此可见女性作为他者的问题不仅是波伏瓦时代所研究的，同样是其他时期所关注的。他者问题是存在主义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海德格尔、萨特和波伏瓦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曾进行过研究。波伏瓦对他者问题的研究一直体现在其各种创作中，从第一部小说《女宾》，再到《他人的血》等，以及《第二性》和后来的四部长卷回忆录，波伏瓦的思考内容一直都没离开过他者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者问题的探索是波伏瓦进行创作的精神源动力。而巴特勒持续思考他者问题的动力则源于现实政治的刺激和一系列哲学理论家的对话，这些哲学家包括黑格尔、列维纳斯等，当然也包括波伏瓦、克里斯蒂娃、伊利格瑞等。因此，巴特勒的他者理论与波伏瓦他者理论是存在对话关系的。

巴特勒是一位优秀的理论家，她的理论现实性强，理论发展阶段泾渭分明，前期关注同性恋、性别、身体问题，近十年来关注伦理、政治、他者问题，其分水岭为2001年发生在美国本土的9·11事件。2004、2005年巴特勒发表了与现实有关的理论著作《危险的生命：哀悼与暴力的权力》、《解释自身》，2009年发表了《战争框架：何时哀悼生命?》。在三本理论著作中，巴特勒首先思考的是关于哀悼的问题，然后是暴力、他者的问题。9·11之后的美国乃至世界形势中，哀悼和暴力问题都与他者问题密不可分，这是一个关于他者或施与他者暴力，以及如何回应暴力，并如何看待在报复与反报复的暴力较量中死去的那些无辜的生命的问题，也即如何哀悼那些生命才是对那些无辜的生命有所交待的问题。巴特勒在《危险的生命》前言中指出：尽管对9·11人们可以有各种反应，“但是，如果人们企图建立另一种公共文化与另一种公共政策，在其中人们会遭受未知的暴力、损失以及对抗打击报复，这样的文化与政策仍然不能作为政治生活的标准”〔7〕。可见，巴特勒在思考公共文化政策时实际上关注的是政治伦理问题。这与波伏瓦有着明显的不同。波伏瓦是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她对政治生活的关注来自于对女性现实状况的不满，而非自觉地思考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问题。而巴特勒在《危险的生命》中提出：“谁算作人?谁的生命算作生命?最后，什么才有利于一个哀伤的生命?”〔7〕后来在《战争框架》里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又进了一步。在《危险的生命》中巴特勒开始思考什么是引起哀伤与牺牲的对象，也即他者问题。这个他者可以指一个具体的对象，也可以指一种文化、一种制度。巴特勒思考他者问题和波伏瓦有别：一是由开始对性别（包括身体）的关注转向对政治道德规范问题的关注;另一个则是从更大范围来思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其实巴特勒的这个思考涵盖了她之前对性别的思考。巴特勒理论前后关注重点的不同使得评论者在对巴特勒前后理论的认识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巴特勒前后理论是断裂的，一说是连续的。断裂说是指巴特勒在9·11之后学术思路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由原先关注性别、身体、同性恋之类转向了关注政治伦理问题;连续说是指巴特勒虽然在9·11之后学术思路明显与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前后仍然是连贯一致的。不管是哪种说法，巴特勒9·11前后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始终没变，即对他者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巴特勒作为一个同性恋哲学家，一开始就关注同性恋问题，并由此也开始关注他者问题，她后来的学术关注点虽然从同性恋问题转向了对政治游戏中所牺牲的平凡的个体生命的关注，但这仍然是在宏大的政治话语下关注渺小的个体（他者），因此可以说巴特勒对他者关注的目光始终没有游离开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巴特勒和波伏瓦是站在同一个战线的，她们都将目光聚焦于弱者、边缘者、被代表者、被排斥者等他者身上，这或许是女性主义者自始至终都持有的立场。巴特勒说：“我认为，当代性别政治地图已经被各种相互竞争和对抗的观点所超越，这使得性别政治时代成为一张脆弱而紧绷的网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张网的一缕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它已进入了危机时期。”〔8〕或许正因为此，巴特勒需要获得一个更大范围的理论审视域。与波伏瓦一样，巴特勒在其许多著作中都对他者这一问题进行过思考。在《解释自身》一书中巴特勒指出，作为一个列维纳斯式的或者阿伦特式的疑问，我是“什么”这一疑问中的“我”主要还不是一个自反的我，而是这个问题的中心指向或者暗示的是“你是谁?”〔9〕换言之，巴特勒认为“你”是一个与“我”不可分割的存在，“我”要认识我自身，首先要认识与“我”相对的那个“你”，“你”与“我”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对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勒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实现了对他者的认定，即他者与自我处于相互性认知之中，如果要认识“我”，那首先要知道那个我们并不事先知晓也不能完全理解的他者。不过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即当问及我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在列维纳斯或者阿伦特的意义上实际上在问：你是谁。不管这个第一发问者是自身还是那个“你”或者他者，在列维纳斯或者阿伦特的意义上都将首先并且必然指向那个“我”之外的一个对象。而这个由“我”及“你”的自我认识过程，恰恰又暗合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主人与奴隶在自我与他者这一关系链条上的斗争与转化。但也正是在彼此指向的意义上，巴特勒实现了对黑格尔的扬弃，并批判地接受了列维纳斯的他者观。列维纳斯的他者观最终指向的是伦理的他者观，是在政治规范保障之外的来自对自我与他者之个体之间的互为主体性的力量。自我与作为群体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之外，列维纳斯更倾向于思考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不是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也不是自我与群体之间，而是此时此地自我与一个他者之间的关系。在此时、此地，当自我与一个他者相遇时，自我能从这个自我不甚了解的他者的面容之中看到所有人，即从一个个体的他者看到全体人，也包括我自己，即那个自我。列维纳斯的研究者阿瑟·施密特说：“虽然我不可能以具体的方式成为一个人的奴隶，但是，处境会使我有必要汇集起所有关于他者的普遍范畴，从而可以让我用一般术语讨论他们。”〔10〕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在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关系，变成了在列维纳斯的意义上自我可以透过一个具体的他者而获得关于他者的普遍范畴，从而获得对这个具体他者的认知。也即是说，作为现象学家的列维纳斯更多关注的是个体现象学，而非精神现象学。如果说黑格尔关于他者的思考最终指向的仍然是哲学层面，那么列维纳斯对这个此时此地的个体性存在的他者的思考，则最终指向伦理层面。施密特对列维纳斯这一伦理指向的总结是：“所有的社会目标都是恰当的面对面关系和良好的沟通的结果和预期。如果社会目标不是直接指向这一结果，那么，集体的行动将失去人性，因为社会目标最终将遗忘或者掩盖现实的面容和真实的言辞。这种遗忘将是暴政的开始。”〔10〕即是说，社会规范和集体组织都不能忽略此时此地他者与自我之间这种面对面的直接关系，如果忽略这一点，那么暴力的伤害将在所难免。列维纳斯对纳粹暴政的反思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反思而达至一种伦理的新高度，这一珍贵而丰富的遗产，让同样作为犹太人后裔的巴特勒不可能不继承并发展，巴特勒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也始终离不开对此时此地的具体他者的认知。在他者问题上，列维纳斯比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都走得要远。列维纳斯颠倒了传统哲学对他者的看法，将他者推到一个主体的位置上，而且认为他者才是主体，而自我只不过是他者的陪衬而已。列维纳斯对他者问题的思考是一种伦理式的思考，他认为对他者的责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行使的，巴特勒在后来的思考中对他者问题的关注也提到责任问题，同时也提到对他者的责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履行的。巴特勒对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囚犯的关注则进一步表明了巴特勒在他者问题上的立场：关注他者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面对9·11事件以及后来美国政府的报复战争，如何实现对每一个他者的责任?巴特勒指出，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值得哀悼，而不仅仅是那些被当权者认可的生命。因此，解构传统的哀悼观，重建一种新的哀悼观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在新的哀悼观之下，他者与自我不再是敌对的，而是在此时此地，他者与自我是相互的关系，哀悼一个逝去的他者的生命，也是对自我生命的尊重。

三、他者：现实介入与个体责任

波伏瓦与巴特勒对政治生活的介入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波伏瓦参与了当时轰动法国的布帕查事件，而巴特勒则剖析了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里的囚犯创作的诗歌。现实与文学表述可以被看作两位理论家对他者问题关注的一个鲜明例证。

波伏瓦介入布帕查的案件是她思想必然指向现实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爆发反殖民主义斗争，当时贾米拉·布帕查是一个21岁的阿尔及利亚女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当时穆斯林世界的女孩被禁止获得文凭，她们被剥夺了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布帕查因为是解放阵线的成员，为了反对这样的禁令，她参加了一系列反抗活动，包括偷运药品物资、搜集情报、把解放阵线成员藏匿在家中等。后来，法国军队逮捕了她，把她关押在一所军事监狱里，说她在一所大学的餐馆里放了炸弹。在被关押的33天里，她遭到了非人的虐待：被电、被烟头烫、被强奸、被窒息、被击打、被吊在竿子上浸泡在水缸里就像一只“被猎杀的牝鹿”〔11〕，这种非人的虐待又使她妥协地在“所有她承认的记录中签下了字”〔11〕。布帕查因为是被逼承认那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的，所以当大学餐馆里的两名服务生为她出庭证明她没有放置炸弹、律师吉杰米·哈里米和波伏瓦为她做辩护时，她否认自己放置过炸弹，并坚持说以前的供状是在强迫之下做出的，最后当局不得不将其无罪释放。波伏瓦在布帕查事件中表明了其伦理视点与政治行为。《贾米拉·布帕查》一书的作者这样评价波伏瓦：“波伏瓦用政治行动和伦理观念展示了采取立场的必要性。”〔12〕首先，波伏瓦认为布帕查的遭遇是因为社会加诸于女性的环境异于社会加诸于男性的环境。换言之，社会从未将女性的身体与男性的身体等同看待，而是视女性身体低于男性身体。因此波伏瓦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抗议社会加诸在不受保护状态下的女性所遭遇的不幸：“我们还能够被发生在一位年轻女孩身上的遭遇而感动吗?毕竟——正如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帕坦先生所微妙暗示的那样，在那场采访中我也在场——贾米拉·布帕查仍然活着，因此她的苦难经历不会全都是那么令人毛骨悚然。帕坦先生暗示在布帕查身上使用了酒瓶，他说：‘起先我害怕她所受到的侵犯是通过肛门，就如在印度—中国的东南亚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样的对待能导致肠穿孔，是致命的。但是，这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他微笑地加了一句：显然，类似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他身上。”〔11〕若真如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帕坦先生所言，因为女性身体与男性的不同，在审讯布帕查时使用酒瓶，侵犯女性阴道要比侵犯男性肛门让受害者受伤害更少的话，那么是否是说女性布帕查所受到的侵害应当被忽略或者被轻视?若真如此，女性身体所遭受的来自社会的任何伤害都是不值一提的了，也都是无社会价值的，那么女性的任何努力和反抗都应次于男性?这是显而易见的谬误。在为布帕查进行辩护时，波伏瓦和吉杰米·哈里米用了详细的、具体的叙述来展示布帕查的遭遇，而且分析也是建立于事实的基础上的，“具体表现在此文本中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波伏瓦和哈里米把布帕查的遭遇看作只是在女性身上才会发生的事情来讲述”〔11〕的。波伏瓦对布帕查事件的描述再次运用了她在《第二性》中使用的现象学的具体描述方法，该事件是她界定女性处境、分析女性是他者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波伏瓦除把布帕查遭遇的事件看作是女性异于男性特有的遭遇来对待外，还把伦理的视点和政治的行动结合了起来，认为布帕查事件关涉到每个人的选择，布帕查的处境就是他者女性的处境，而改变这种处境的关键就是不能轻视、忽视甚至遗忘发生在布帕查身上的苦难，因为其他女性的生存环境正如布帕查的生存环境，社会加诸在布帕查身上的苦难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在怎样才能改变社会对女性不公正的问题上，波伏瓦对待布帕查事件的态度就充分代表了她的观点：

如果在布帕查身上的努力不能在她的狱中同伴身上引起对强加在她们身上的苦难的一种普遍的嫌恶，那么，这种努力就是失败的，布帕查身上的遭遇绝不是特例。但是，任何这样的嫌恶都缺乏实际，除非采取政治行动。方法是简单明了的。或者——不管你的意愿或对过去的像发生在华沙贫民窟里或安妮·弗兰克身上一样的恐惧的肤浅的悲痛——你与当代的刽子手而不是受害者联盟，非常愿意地赞成殉难，那是无数个布帕查和阿汗默德正在以你的名义，甚至几乎就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的殉难;或者你拒绝，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行动，而是一种伟大的目标使那种具体的行动变成可以接受的，为了那种伟大的目标，具体的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在后来的情况中，你将会拒绝支持胆敢不说出真正名义的战争——更不用说一个完全培育在战争上的军队，一个对军队的需求惟命是从的政府;你将以这种有效的影响力的姿态来提高天地。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希望此书能帮你相信这个事实。你必须从各个方面正视真相。你不能再含糊不清地说着陈旧的理由“我不知道”;现在，你确实知道了，你还能再假装无知吗?或者满足于一份徒具形式的对恐惧的同情的声明吗?我希望不是。〔12〕

波伏瓦用实际行动介入了对阿尔及利亚女性布帕查的营救行动，也通过实际介入的方式实现了她对女性社会伦理的思考。这一行动的指向是从具体的自我到具体的他者，再从一个具体的他者到更多的他者，这样的指向也使得波伏瓦的他者观最终在自我与他者互为处境、互为主体的意义上获得了区别于黑格尔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的他者观的独特意义。

巴特勒的他者观虽然从理论资源、现实处境方面与波伏瓦的他者观有所不同，但在现实介入方面，巴特勒同波伏瓦相似，都极力钩沉被边缘化的他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巴特勒在《战争的边框：何时哀悼生命?》一书中深入分析了那些来自关塔那摩的诗，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关塔那摩的诗是巴特勒对哀悼伦理的思考的一个现实维度，或者边缘的、被压制的生命之音是巴特勒所谓的需要去哀悼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她的哀悼伦理关注对象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特勒对生命的哀悼体现了在后现代时代对渺小的个体生命的关怀，也是巴特勒作为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对国家暴力的有识之士的一个介入现实的路径。

关塔那摩是美国设在古巴的一所关押极端政治犯的秘密军事监狱，是神秘而冷血之地。9·11之后，被投入关塔那摩监狱的政治犯暴增，管理这些政治犯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里有真正的犯罪者，但也有无辜的冤屈者。几位代理律师、社会学家、知识分子用尽各种方法搜集了大量有关监狱的材料，从而出版了书名为《来自关塔那摩的诗：被压迫者的声音》这样一本在政治高压之下的小册子。书中的每首诗都很简短，是通过特殊方式书写并传递到外界的，并在美国各个阶层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生产和传播途径本身就具有反抗的价值，因而也体现出个体在与政权的对抗中虽弱小却坚定的生命力。巴特勒曾引用其中一首《他们为和平而战》：和平，他们说。/意志的和平?/地球上和平?/什么样的和平?我看到他们谈论、争论、战斗——/他们寻找什么样的和平?/他们为什么杀戮?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仅仅是谈论吗?他们为什么争论?/杀戮如此简单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是，当然是!/他们谈论，他们争论，他们杀戮——/他们为和平而战〔13〕。巴特勒在《战争框架》中引用关塔那摩里的囚犯的诗歌，意欲说明和平、自由等人文主义的理念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某个政治权力组织以维护个体生命为借口而对另外的生命进行屠杀的修辞。巴特勒说：“作为对边缘者来说不可动摇的条件，或许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自由，即使是强制性的自由，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对战争进行颠覆性批判的框架下，重新构建性别政治的必要性。”〔8〕对失去自由的边缘人的关注，包括对来自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犯人的关注，巴特勒意图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极其珍视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平等与个体生命密切相关的理念。

巴特勒解读这些来自高压之下的声音的角度颇为特别，她谈到了个体责任的问题。这种个体责任是指个体对于那些被剥夺发声的人的责任，这是一种在集体政治之外寻求个体对个体负责任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巴特勒还提到了在政治暴力的框架之下如何对个体生命进行应有哀悼的问题，也即是对逝去的生命即使是极其反动的生命也应当有其恰当方式的哀悼，因为哀悼的同时包含有把那些活着的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去尊重的意思。巴特勒反思现有的针对个体生命的政治框架，认为要达至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哀悼，“需要生产一种新的体系，结果也就是一种新的表达内容的方式”〔8〕，这种新的表达内容“是一种关于生命权的批判”〔8〕。由此可见巴特勒对《来自关塔那摩的诗》的关注不仅仅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更是希望通过对来自关塔那摩监狱中被压制的声音的关注来初步建构一种对生命关注的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个体责任（道德）的基础上，通过个体对个体的负责建构起一种可以与传统的政治权力体系相抗衡的体系，这种体系就是承认生命的脆弱性，从而“重新思考危险、脆弱与伤害”〔8〕，最终重新思考与生命相关的身体、道德、政治、语言、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既定范畴。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诉求》一书中已有比较成熟的阐述。波伏瓦从哲学出发实践其他者观，巴特勒却通过对现实他者的关注实现其哲学理论的表述。这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两种甚为模糊的相互实现的途径，但细察二者的途径，我们不难发现较之波伏瓦，巴特勒要建构的体系远远超出了性别框架。

波伏瓦与巴特勒都从自身的理论体系中的他者观念出发，介入或者思考现实中的他者问题，然后再由现实中的他者问题的具体表述，进一步反思理论中的他者观念。由理论到现实再到理论，波伏瓦与巴特勒所走的路径看似相似，却也有微妙的不同：波伏瓦最终思考的是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女性如何摆脱被塑造的命运而成为一个主体;巴特勒最终思考的则是个体对个体的责任，以及如何在现有的政治伦理规范之外，寻找另一种尊重生命的方式。然而说到底，波伏瓦与巴特勒都试图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之外建构一种新的看待生命的方式，这里的生命不再是传统思维逻辑中等级有别的生命（只有男性的身体和思想才是值得尊重的，女性的则可以被轻视和忽略），而是人类全体。

四、结论

同为思考女性问题的著名理论家，波伏瓦与巴特勒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波伏瓦属于女性主义运动起始阶段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巴特勒则属于女性主义运动已进入第三阶段之后的阶段，理论思考模式已由女性主义理论进入性别理论、身体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诸多理论交互繁杂阶段。从对波伏瓦和巴特勒对边缘他者的思考和现实介入的阐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更迭，对女性问题的研究同样也在发生着改变。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问题式”这一关键词，意思是说提问题的方式比寻找那个所谓的唯一的答案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同样表现出对边缘他者的关注，相较于波伏瓦而言，巴特勒的问题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波伏瓦的问题式是：女性是怎样被塑造的?巴特勒的问题式是：对待个体生命的方式是怎样被建构的?波伏瓦对问题的答案是：女性是后天塑造的。巴特勒对问题的答案是：需要一种新的生命秩序，以此重新思考和定义生命、身体。可见巴特勒是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式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从中我们仍然能解读出巴特勒所谓的新的生命秩序是面向个体的哀悼而非仪式化、制度化的过程。纵观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性别理论，虽然时代改变、问题式改变，但是就边缘他者这一问题来说，无论波伏瓦还是巴特勒对它的关注都没有改变。边缘他者这一称谓已不仅仅是指女性单一范畴，而是包括了儿童、老人、被囚禁者、被排斥者等更大范畴。波伏瓦和巴特勒对他者的思考以及她们对理论资源的批判接受，实际上标志了20世纪西方理论整体的走向：从二元走向多元，从自我走向他者。

〔1〕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9，23 －24，546．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79：124．

〔3〕Margaret A． Simons eds．SimonedeBeauvoir：PhilosophicalWritings〔M〕．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4：253．

〔4〕Susanne Moser．Freedom and Recognition in the Work of Simone de Beauvoir〔M〕． Frankfur， New York：Peter Lang，2008：148．

〔5〕西蒙娜·德·波伏瓦．模糊性的道德〔M〕．张新木，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4．

〔6〕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5．

〔7〕Judith Butler．Precarious Life：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M〕．London，New York：Verso，2004：14，20．

〔8〕Judith Butler．Frames of War：When is Life Grievable?〔M〕．London，New York：Verso，2009：104，135，12，15，12．

〔9〕Judith Butler．An Account of Oneself〔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31．

〔10〕Adriaan Peperzak．To the Oth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mmanuel Levinas〔M〕．West Lafayette，Indiana：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93：31，31．

〔11〕Simone de Beauvoir and Gisèle Halimi．Djamila Boupacha：The Story of the Torture of a Young Algerian Girl Which Shocked Liberal French Opinion〔M〕．Trans．Peter Green，New York：Macmillan．，1962：40，43，9，9．

〔12〕Lori Jo Marso and Patricia Moynagh eds．Simone de Beauvoir's Political Thinking〔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6：8，20 －21．

〔13〕Marc Falkoff ed．Poems from Guantánamo：the Detainees Speak〔M〕．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