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论青藏高原天葬的起源与演变轨迹——基于青海省玉树县巴塘乡的田野调查

文章以青海省玉树县巴塘乡的田野调查为依据，结合历史材料全面展现藏区天葬的起源及演变过程，指出今日藏区的天葬与原始野葬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在遗体处理的手法方面更多地继承了苯教的仪轨，但在精神层面更多显示出了佛教所倡导的轮回观。因此，单纯用“苯教教义说”或“佛教教义说”来解释天葬的起源均是片面的。天葬的起源其实是佛苯在高海拔的特殊环境之下互动的结果，提出“佛‘含括’苯的佛苯互动说”，对天葬起源进行了新的解释。（叶远飘，《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清季赵尔丰川边藏区经济改革述论

川边藏区在改土归流之前长期处于封建土司和喇嘛统治阶段。随着国门洞开，列强入侵范围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扩展至川边藏区，意图分裂藏区。英帝国主义势力利用藏区封建土司和喇嘛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蓄意挑动分裂，企图通过反动势力割据川边，从而控制整个藏区。19世纪晚期，边疆危机加深，赵尔丰奉命经营川边藏区，在川边藏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运动，旨在增强清政府在川边地区的控制力以稳定边疆。改土归流内容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尤以经济方面措施成效显著。赵氏以鼓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入手，积极兴办工业，并不失时机地整顿边地金融市场，改革传统徭役制度。赵氏经济改革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减轻了边患，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后来西康建省和康区的早期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代维，《民族论坛》2013年第8期）

白马藏族舞蹈生态探微

世居甘川两省三县（甘肃文县，四川九寨沟县、平武县）的白马藏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民族民间舞蹈。他们的舞蹈基本上都是口传身教，代代相传，因此得以保留到今天。文章归纳白马藏族的舞蹈类型有驱邪撵鬼的“朝格周”、“朝姆歇哩”（白马藏语，意即媳妇擀面）、“阿哩改周舞”（白马藏语，意为猫舞，“阿哩”即猫）、“帕贵赛”（白马藏语，意即杀野猪）、“巴周”（白马藏语意即十二属相舞），还有历史悠久的圆圈舞，并对产生这些舞种的生境、原因、背景，以舞蹈生态学原理及方法作了历史的、科学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分析，认为白马藏区是历史上氐、羌、吐蕃、汉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地带，特殊地理环境孕育出的舞蹈也当然具有多元文化烙印和自身的特殊风格。（班运翔，《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期）

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两幅曼荼罗图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西藏阿里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壁画为研究西藏的佛教艺术史、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对于该窟中极为重要的两幅曼荼罗图像，长期以来甚至连定名问题都还没有形成共识。文章结合有关曼荼罗图像的重要文献《究竟瑜珈鬘》，对该窟两幅曼荼罗中的诸尊图像进行一一辨识，认为这两幅曼荼罗图像分别为金刚界曼荼罗和净除恶趣清净曼荼罗，并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张长虹，《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舞蹈在南木特中的运用及其文化功能

南木特，是流行于安多地区的一种戏剧样式，它在近两个多世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表演形式和文化内涵。南木特表演注重营造现场的真实感、仪式感和历史感，而舞蹈的巧妙运用在满足南木特表演的以上要求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基本的方式是根据剧情的起伏跌宕而穿插其中，大体遵循“剧情——舞蹈——剧情”的编排过程；其中男性的舞蹈表现胜利、强大、勇猛、刚毅和无畏等，女性的舞蹈则表现和谐、幸福、安康、顺利和随愿等人类深层的精神世界。南木特通过运用丰富的舞蹈语言，达到了烘托剧情、营造观众真实的心理场域、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延续民族历史文化等多重功能。（卢永林，卢红娟，《西藏艺术研究》2013年第4期）

论唐蕃和战中马球运动的传播和发展

文章依据大量学说和史料，对起源于吐蕃的马球运动的传播线路、阶段及途径进行浅析和考辨，比较各种学说，认为马球起源于吐蕃说较为可信；唐蕃古道东起唐朝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中经鄯城（今青海西宁），西至吐蕃首府逻些（今拉萨），全长约6000里，其中青海境内3260里，占全程一半以上，青海地段路线，对马球的传播至关重要。马球萌芽于吐蕃使臣群体和军队中，兴起于军事训练、唐蕃文化频繁交流、皇室贵族喜爱和作战方式转换等需要；传播的主要途径应是首先在军队中盛行而引起朝廷重视，继而通过唐蕃文化交流，推广和普及至全军以及全国。并梳理了青海地区唐蕃战争冲突和文化交流中马球运动的发展，认为由于战争兵种的变化，马球较之蹴鞠更加适合军队训练，并使处于前沿阵地的青海成为马球运动场，让马球在唐蕃战争冲突中得到了发展。同时处于唐蕃中间地带的青海地区拥有的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是马球运动盛行的有力保障。（逯克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从藏族冷兵器看汉藏关系

藏族冷兵器及军事文化是古代藏族文明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博物馆保存的大量实物和文史资料，用图文形式分析藏族武备的发展，并通过实例说明藏族文化与中原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藏族古代武备起源甚早，受到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武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在明代藏族文献资料中对刀剑就有过详细的记载和介绍。总体来看，藏族武备在唐代有一个显著的发展，在此阶段，大量地学习了唐朝形制。在元明时期，因整个藏族地区完全归于中央政府管辖，大规模的战争停止了，整个武备的发展亦逐步停滞。因此从形制和锻造方式上，藏族武备均很好地保留了汉、唐、宋等各个时期古代兵器的一些特征。在笔者追溯藏族冷兵器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钩沉了中原武备文明。藏族冷兵器向中原的学习和交流过程，贯穿了其历史进程，归纳现今存世的各种藏族冷兵器，更像是演绎了一部中国汉朝到明朝兵器的发展简史。我们可以大胆地把藏族冷兵器学习中原武备的渊源推演至汉代，比我们通常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所得结论往前再推进700年。不论史料记载的唐蕃联姻、文成公主入藏、“长庆会盟”以及藏族贵族子弟前往中原学习，还是留传至今能证明藏族武备沿袭了汉、唐形制的文物，都是汉藏交流源源不断的佐证。这说明藏族文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都是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一部分。（龚剑，李永开，《中国藏学》2013年第SI期(总第109期））

藏传佛教中女性形象探析

藏传佛教是在青藏高原特殊的人文地理、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具有浓厚藏族文化特色的大乘显密佛教。它产生于公元7世纪的后弘时期，拥有诸多派别，包括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在它1400年的发展历史中，广大藏族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藏传佛教中女性形象有度母形象、护法女神形象、空行母的形象、女密宗大师形象、女活佛形象、尼僧形象、女信徒形象。她们的形象总体上是与虔诚、善良、进取、奉献、忘我、无私、勤劳等等词汇紧密相连，她们的言行举止不仅对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世俗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建设等发挥了正能量的作用。所以，面对历史，我们应该关注藏传佛教中女性的形象问题，特别是应该正确评价她们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拉毛措，《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藏族袍服结构的智慧

藏族袍服是藏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其结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很强的实用功能。以藏族典型袍服结构的测绘作为基础，分别从布幅决定结构、拼接的功用、节俭意识、立体结构的使用四个方面论述藏族典型袍服的结构特色。藏袍的衣身使用整幅面料及袖子另接的中华服饰“十字型平面结构”，体现了藏汉文化交融的大同存异的民族特质。衣片拼接、袖子插角等细部的拼接缝缀及侧片入袖等立体结构的使用共同展现了藏族人民崇尚节俭、备物致用的朴素美学，充满着古老人文关怀的智慧。这是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和独特的宗教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我们今人展现了尊重自然、敬畏传统、崇尚节俭的造物典范。（王丽琄，刘瑞璞，《服饰导刊》2013年第3期）

家西番：遗失了藏语的地方亚文化共同体

家西番族群，是生活在青海湖以东湟水流域宗喀藏族的一部。自明朝后期开始定居农耕，与汉、回、蒙古、土等族群杂居，历经二三百多年的历史演进，逐渐遗失了藏语而只使用青海汉族方言，至清康熙年间基本上完成社会文化的汉化。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族群竞争、明清两朝对河湟农耕地区实行与草原牧区不同的治理模式是导致宗喀藏族文化转型而成为家西番的政治原因；草原与农耕交错过渡地带农业文明、工商文明相对于草原游牧文明的优势是吸引家西番汉化的经济原因；汉藏文化的兼容性、河湟地区多族群杂居的社会现实格局是出现家西番族群的社会文化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落实民族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家西番族群在保持藏族身份的同时，其文化心理却越来越呈现其族性的“汉化”特点。（李占录，《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川西南藏族的神灵崇拜和驱鬼驱邪仪式研究

地处藏彝走廊东南缘的川西南藏族，包括尔苏、里汝、鲁苏、多续、纳木依、旭米、普米、木雅等若干个亚族群。他们都信仰民间苯教，信奉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他们敬先祖，祭山神。有一系列的敬祖祭神和驱鬼杀鬼仪轨，如纳木依藏族的牛王会、尔苏藏族的还山鸡仪式以及丧葬习俗中为亡灵指路的仪轨等。民间祭祀是藏区盛行的与神灵鬼怪交往的民间信仰活动，是深深地融入到藏民族日常生活的民俗活动。祭祀文化积淀着他们从远古走来的文化人类学信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乏杂散区藏族人民长期与兄弟族群和平共居形成的多元文化现象，比如用招魂的办法杀鬼等方式的应用，无不体现出敬神灵远鬼邪的民间信仰文化。川西南藏族的敬神灵远鬼邪的民间信仰习俗，决定了他们与人为善、敬业乐群的民族习俗，他们能够和周边族群和平共居、和谐相处的这种民俗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古涛，《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