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云路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一、作为“三重跨文化传播”的涉藏生态报道

西藏位于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轨迹使其成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最显著的外在特征。生态报道是指大众传媒向广大社会公众传播人类和生态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信息传播活动。[1]在“我国旅游资源最丰富”、“受人为破坏最小的地区之一”等标签下，与藏区、以及藏族同胞生产生活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报道，都不可避免地与生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考察涉藏生态报道能代表性地揭示出当下涉藏报道的面貌。

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藏区同胞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费孝通等人的观点，“多元一体”观念强调的是多样性与混杂性的统一，“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因此，在中华民族“一体”框架之下，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多元”并存。而在国际社会中，由于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差异、东方主义思维等因素影响，文化间差异的误读与冲突显得更为明显，本文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有关西藏的生态报道。

跨文化传播理论认为，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还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职业身份之中。照此观点，涉藏生态报道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传播。根据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性特征，涉藏生态报道分别处于西藏区域文化、国内主流文化、国外文化的视野之下，分别对应“西藏看西藏”、“全国看西藏”和“国外看西藏”。因此，涉藏生态报道具有“三重跨文化传播”身份。

第一重是在西藏区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西藏区域媒体除《西藏日报》、《西藏商报》等地方媒体外，还包括新华社西藏分社、人民日报西藏分社等深受藏区文化熏陶的中央媒体派驻机构。“西藏看西藏”虽然位于涉藏生态报道生产的最前沿，但未必没有文化差异。原因在于媒体肩负着意识形态功能，地区文化会按照主流话语的需要进行建构。第二重是除西藏区域媒体外的国内其他媒体报道，这些媒体对西藏生态的了解有一定距离，会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对涉藏生态报道进行再生产。第三重是国外媒体报道，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下，对藏区生态又持有不同的理解。

跨文化传播旨在正视文化间的差异，通过加强沟通和了解，消除文化间的误读。鉴于涉藏生态报道的“三重跨文化传播”特征，在话语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厘清当前报道中存在的“他者化”现象，其目的不在于追求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而是提供一种反身性视角，并探讨涉藏生态报道“去他者化”的可能路径。

二、涉藏生态报道的“三重跨文化传播”话语分析

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其表达方式是话语。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总结前人对话语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维话语分析法。他认为，话语分析可以从语言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方面由微观向宏观的层次推进。其中，语言文本又分为词汇、语法、语篇的递进关系，是话语的最基础、最直接载体。本文将重点分析涉藏生态报道语言文本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论及与之相关的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

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上，涉藏生态报道主要包括生态政策、生态建设成就、与生态相关的资源开发等方面。自西藏提出2012年起建设那曲机场项目后，其高海拔、施工、生态等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从文本互文的角度可以考察“三重跨文化传播”下同题报道的话语变迁；同时，本研究还兼顾了不同文化背景中媒体的自采报道。

（一）西藏区域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话语

以新华社西藏分社《西藏2012年将建设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那曲机场》[3]报道为例，稿件宏观结构为：

第1段：西藏2012年将开工建设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立体交通网络将更加完善。

第2段：那曲机场海拔4436米，高出昌都邦达机场102米，初步确定建设4D级机场。

第3段：从林芝机场“世界飞行难度最大”，到阿里机场“离拉萨最远”，再到日喀则机场“以地源热为主、太阳能为辅”，西藏7个地市均已布局机场。

第4段：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先后开辟多条航线，联通国内多个大中城市。

这篇报道以“世界海拔最高”为新闻点，突出了机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在词汇层面上，“开工”、“布局”表明这是一项精心策划的工程；“4436米”、“占地面积3500～4000亩”等数据表明工程难度高，工程量大；“空中禁区”、“交通瓶颈”等词汇则是一种隐喻，突出了机场建设所要克服的困难。在语法层面上，报道介绍西藏的机场布局时，使用了两个“从……到……”的连词，构成排比句型，表明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主被动关系上，政府“开辟多条航线”处于施动者，自然条件“渐变通途”则是受动者。在语篇层面上，报道开篇“记者从西藏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消息来源表明新建机场是政府意图；报道主体部分表明新建机场的意义在于“交通瓶颈将进一步突破”；报道结尾交待背景，将新建机场置于西藏交通发展的历史中，构成宏大叙事。

除这篇报道外，《西藏日报》等媒体还做了《那曲机场选址报告评审预备会召开》、《西藏那曲将建机场 预选址海拔高达4436米》等同题报道。从总体上看，西藏区域媒体的许多报道都直接或间接与生态相关，《西藏日报》、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媒体还开辟了“西藏旅游”、“环境保护”等专栏。但“第一重跨文化传播”中的涉藏生态报道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报道视角缺少变化，报道中多为政府的视角，来自群众和生态自身角度的话语缺乏，新闻的生动性和说服力不强；二是正面宣传色彩较强，由于西藏特殊的政治地位，媒体从维稳角度考虑多从正面开展生态报道，很多报道建立在高海拔自然环境下发展经济的政策、成就上，对西藏生态可能面临的考验等问题浅尝辄止；三是对西藏生态环境变化缺乏动态考察和深度报道，许多报道满足于简单摘抄文件材料，或一笔带过。

（二）国内其他媒体：持续性和新闻要素缺失的话语

国内其他媒体的涉藏生态报道主要分为转载和自采两类。在转载方面，媒体根据自身的定位、版面空缺和传播特点，对转载稿件进行删简、重写、补充、替换等，新闻话语的风格也将随之改变。以前文新华社报道《西藏2012年将建设世界海拔最高的机场——那曲机场》为例，凤凰网在转载该稿时主要进行了两点改动：一是将“西藏经济工作会议”的地方性消息源替换为“新华社称”；二是删掉了第3段西藏7个地市均已布局机场的内容，使稿件更为简洁，符合网站阅读特点。

在自采稿件上，有媒体也对那曲机场建设做了同题报道，以《人民日报》2013年3月9日报道《西藏官员：西藏将建设世界海拔最高的那曲机场》[4]为例：

第1段：两会西藏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中，吴英杰透露西藏开工建设世界海拔最高机场。

第2段：吴英杰表示，新机场、公路和铁路建设将促进西藏的经济发展，并能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

第3段：那曲机场海拔达4436米，比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四川稻城亚丁机场高出25米。

这篇报道同样以“世界海拔最高”为新闻点。在词汇层面上，“促进”、“提高”表明新建机场将产生积极作用，意义重大；“4436米”、“最高”等说明施工难度高。在语法层面上，“能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情态动词“能”表明语气肯定；“比……高出25米”比较级说明建设取得新突破、新成就。在语篇层面上，“西藏代表团”、“西藏官员”表明消息来自官方，可靠性强；报道第2、3段交待了那曲机场建设意义和具体数据，而新闻背景要素缺失。

此外，国内其他媒体的涉藏生态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一是突发事件报道，如《华夏时报》报道《北京游客被困西藏多人休克 公安部协调营救脱险》；二是人物报道，如《法制日报》报道《洛桑旦巴代表：让西藏更加美丽更加生态》；三是旅游报道，如《重庆时报》报道《5月时报邀你自驾西藏游》等。

综合来看，“第二重跨文化传播”中的涉藏生态报道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少持续性关注。由于采访距离的拉远，涉藏生态报道主要为突发事件或在“两会”等特殊时期的人物访谈，缺少报道的持续性，使得受众只能获得“片段性”认知。二是新闻要素缺失。在国内其他媒体转载西藏区域媒体报道或自采新闻时，新闻背景要素往往被省略，在报道视角和话语的来源上更加缺乏多样性，尤其是西藏当地群众的话语，这使得报道难以较为全面地展现西藏，“他者化”形象开始凸显。三是消费主义色彩出现。部分旅游报道通过渲染西藏的“神秘色彩”，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

（三）国外媒体：以迷思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话语

“香格里拉”原意为“理想王国”，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科幻般的游记式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把这一地方放在了中国的藏区。西方社会对“香格里拉”的迷思在涉藏生态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今日美国》2013年9月19日报道《中国的高海拔机场可能不会飞经西藏》[5]对包括那曲机场在内的机场建设进行了关注：

第1段至第13段：中国政府想通过建机场鼓励旅游业。亚丁自然保护区是“香格里拉”，需要防止对环境的破坏。藏族司机王棣中说：“新机场一定会带来更多游客，我希望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提升，但也担心大量游客涌入。”

第14段至第18段：此前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在西藏东部的昌都，海拔4334米。据新华社报道，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藏北那曲机场海拔将达到4436米。西藏政府将在2013年投资35亿元用于交通建设，机场和公路项目将连接起超过99%的农村地区。

第19段至第23段：近年来，西藏开展了包括机场在内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新的交通设施的军事目的在于将西藏与中国内地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迎接旅游热潮，很多酒店正在兴建中，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西藏当地居民的反应。

在词汇层面上，报道中多次使用世界之巅（top of the world）、壮观（spectacular）、香格里拉（Shangri-La）、神圣（holy）等形容词来描绘西藏的自然景观，用争论（controversy）、扩张（expansion）、破坏（damage）等词来描述机场建设，用煎熬（simmer）、担忧（worry about）来形容当地人的态度。在语法层面上，报道多处使用让步状语从句，如：“我们欢迎政府在西藏的所有发展项目，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又有所保留，包括防止对环境的破坏、经济边缘化……。”转折词（although）、（Yet）巧妙地表达了观点。在语篇层面上，导语、主要事件、背景、口头反应、结论等新闻要素齐备，并借采访对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西藏当地居民的反应”的直接引语，达到了说话的目的。

本文在对《华尔街日报》、《联合早报》、《今日美国》、《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涉藏生态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第三重跨文化传播”中的涉藏生态报道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以参与式报道为主。由于西藏是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参与式报道更能体现冒险精神。但受体裁所限，西方媒体对西藏生态的展现也只能是片面的。二是以个人视角为主。新闻叙述都以记者的个人视角为转移，记者的主观情感色彩融入报道中，十分生动。三是报道都或多或少影射政治，运用互文性表达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看法。

三、“三重跨文化传播”视野下的“他者化”镜像

媒介所展现的“拟态环境”不是对客观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透过媒介对环境再现下的媒介镜像。传播学认为，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媒体所建构的认同关系呈逐渐疏离的现象。[6]在对“西藏看西藏”、“全国看西藏”、“国外看西藏”的话语分析中，涉藏生态报道也随着“三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差异性增大，“他者化”镜像逐渐凸显。

（一）宣传思维的“他者化”

传播学者童兵认为，“他者化”可以被理解为将不同于自己的他人或群体建构为明显区别于主流群体的他者的过程。新闻报道中的“他者化”并非一定具有“越轨”的标签，也应该把被刻意抬高、夸大宣传的这样一个群体考虑在内。[7]

由于西藏的特殊政治地位，再加上受长期以来的宣传思维影响，在“第一重跨文化传播”和“第二重跨文化传播”即西藏区域媒体和国内其他媒体中，涉藏生态报道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宣传色彩。宣传思维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言说模式，这种“主-客”二元关系在涉藏生态报道中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的“主体”之于生态的“客体”，政府在涉藏生态报道中往往扮演着主导者角色，有着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是被改造的对象，由于一些报道中部分新闻要素的缺失，容易造成政府在生态建设中“急功近利”的误读；二是中国媒体的“主体”之于国外媒体的“客体”，中国媒体的“政府视角”话语与国外媒体的“个人视角”话语存在一定冲突，中国政府的话语往往在国外媒体涉藏生态报道中缺失。

（二）刻板印象的“他者化”

刻板印象是指在接收其他文化信息时，对其特征进行简单、过度概括而形成的类别化认识，是一种缺乏现实根据的“他者化”想象。西方社会对于西藏是“香格里拉”的迷思由来已久，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联系加深，这股“香格里拉”迷思也逐渐蔓延到了国内媒体中，“第二重跨文化传播”和“第三重跨文化传播”中的涉藏生态报道，都有将西藏视作带有宗教神秘色彩、如仙境般奇幻的“他者化”镜像。

一方面，部分媒体对生态中符合“香格里拉”的地方大量报道，把目光锁定在巍峨的雪山、辉煌的寺庙、庄严的法事和朝圣路上孤独的行者等，这些报道又反过来加强了对西藏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刻板印象容易进一步导致偏见的产生。偏见是在没有获得全面、准确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偏离事实的判断。这在“第三重跨文化传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即西藏的自然人文生态不再被视为发展的，而是静止的、原本如此的，政府对西藏生态的开发与保护都被视为破坏。如前文《今日美国》的报道中，机场建设被视为忽视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当地人的担心；又如《今日美国》2013年3月29日报道《中国：西藏金矿滑坡导致83人被埋》中写道：“矿难的发生可能会激起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批评，认为北京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贪图西藏的矿产资源和战略地位，并以牺牲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和藏族佛教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事实上，西藏生态面临着任何地区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在刻板印象和偏见的“他者化”下，国外媒体涉藏生态报道出现了更多负面评价。

（三）消费主义的“他者化”

居伊·德波认为，当代社会的主导性本质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人们在景观所造成的“消费文化”的迷惑之下，偏离了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

从前文对“第二重跨文化传播”和“第三重跨文化传播”下涉藏生态报道的话语分析可以看出，媒体依托于“香格里拉”的“他者化”想象，营造出一种充满神山、圣湖、经幡的视觉经济，供观看者在“观看”这一行为中获得快感。如前文《重庆时报》报道《5月时报邀你自驾西藏游》中就写道：“当您行走在川藏或青藏线，与一步一磕头徒步了数百甚至上千米的藏族同胞相遇时；当您置身于雄伟的布达拉宫门前那成千上万顶礼膜拜的人群中时……”而《华尔街日报》2011年3月5日《科林·萨布伦的西藏神山》一文更不惜笔墨对天葬习俗进行大段描写，将这种视觉化的消费主义推向了顶点。消费主义不仅遮蔽了西藏生态的真实一面，人们无法从中真正地理解西藏生态，并付之有意义的行动，消费主义的本质还是无个性的，西藏的自然、人文生态展现在消费主义的媒介镜像中，受到消费主义无形的教唆和预设控制。传播学者单波一针见血地指出，跨文化传播的首要威胁就在于“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媒介运作机制生产流行化、时尚化意义，抹去文化差异，制造共同分享的幻觉。它将特殊性纳入同一性的系统内，使特殊性变成商品，以至予以消灭。”[8]

四、去他者化：建构“三重跨文化传播”观念

笔者在CNKI数据库以“西藏”、“报道”两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相关研究近万条。这其中的许多研究都以数据统计为依据，从国家利益、价值观差异、新闻专业主义等角度，分析国外媒体如何歪曲我国的国家形象，一些研究甚至带着意识形态色彩来探究其所以然，却很少深入到文化层面。

国内学者单波在与美国驻武汉大使馆总领事白晓林女士等人的一次会面中，谈及了拉萨“3.14事件”及其引发的中西方冲突。“我（单波）当时指出，这一悲剧性事件与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群体事件没有根本区别，表现了西藏和其他地区一样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正经受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遗憾的是，中西方媒体在报道这一冲突性事件时均采取单一的视角，未能呈现其中的复杂性，未能在真实体验西藏当下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对话的可能性。白女士则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新闻界不了解，总是以负面报道的多少来认定西方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中国，而忽略了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媒介的看门狗功能来评价西方媒体。”[9]而英国《卫报》驻京首席记者华衷也认为，记者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会塑造其对中国的看法，由于情感、背景和偏见的存在，记者并不总是客观的、中立的，对中国的报道也不够真实。学者吴瑛认为：“由于文化对人的人格形成、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的影响带有遗传因子与现实建构的双重影响，这种对人的影响是普遍而无所不包的，既包括对记者编辑等新闻生产者的影响，也包括对普通受众的影响。”10]

由此可见，鉴于文化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地域、民族、职业身份之中，不仅是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间的误读和曲解，即便是中国的媒体也会对西藏存在宣传思维、刻板印象、消费主义等“自我他者化”现象。正如学者林晓华所说，在全球传播时代，民族地区信息的国际传播存在着跨文化因素；其次，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这种信息传播的跨文化因素，常常在媒体操作后，信息传输出现损耗、扭曲、变形，甚至出现反解码的情况。[11]而“去他者化”的路径，则是在西藏区域文化、国内主流文化、西方文化间树立起“三重跨文化传播”的观念。

在新闻业务层面上，“去他者化”面临着“三重跨文化传播”的任务：一是要克服汉藏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的新闻政策与职业身份影响下，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西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态；二是要成为促进西藏同胞与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间相互理解、增进情感的桥梁；三是要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着塑造西藏乃至国家形象的角色，并引导良好国际舆论的形成。以涉藏生态报道为例，从业者可以建立起对西藏生态的长效性关注，从西藏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多样化的人文生态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精神内涵中提取多元化的报道题材，以故事化叙事和平民化视角提升报道的亲和力，并从藏区生态的人文精神、审美价值和面临的考验等方面，拓展不同文化间可达成共同理解的“共义域”。不仅是涉藏生态报道，对更为宽泛的涉藏报道乃至少数民族新闻而言，亦然。

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类似的“三重跨文化传播”观念早在藏学、文学等领域被提出。学者杜永彬曾指出藏学研究者应当具有“三维视野”——藏区视野、中国视野和国际视野，即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充分了解和认识藏区地理、历史和现实（区情），中国地理、历史和现实（国情），以及世界地理、历史和现实（世界大势）。学者曹顺庆也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西方话语、汉族话语、精英话语三重话语霸权压迫之下，“我们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状，加强多民族文学研究，批判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共生，形成多民族文化互补互融。”[12]因此，一种“三重跨文化传播”的观念也亟需在涉藏报道乃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中树立。可以借鉴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三重跨文化传播”下的媒体：①话语是如何表达“他者”的？②话语如何在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形成偏见？③“他者化”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什么？④如何实现“去他者化”等问题。从而制定适当的涉藏报道跨文化传播话语策略，实现积极而有益的跨文化对话。

[1]侯洪，杨玉凤，徐盟.媒介景观：中国地理杂志的生态传播——对两本品牌性媒介的考察与评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3）：150-154.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北京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3]新华网[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12/27/c_111318103.htm.

[4]人民网[EB/OL].http://xz.people.com.cn/n/2013/0309/c138901-18270073.html.

[5]今日美国网[EB/OL].http://www.news-press.com/usato⁃day/article/2832921.

[6]蒋晓丽.认同的距离——基于三家报纸近五年来涉藏报道的内容分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82-89.

[7]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J].新闻大学，2012（2）:72-79.

[8]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2-24.

[9]单波.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

[10]吴瑛.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战略[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74.

[11]林晓华.传统主流媒体在民族地区如何提升公信力?——对传统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公信力状况的调查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2）：166-169.

[12]曹顺庆.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2005（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