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江帆

（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塔吉克人按其居住地区可分为高山塔吉克和平原塔吉克。其中高山塔吉克人数较少，又分为若干支系，大都分布在帕米尔高原及其附近一带。我国塔吉克族为高山塔吉克的一支，主要是古代分布在我国新疆南部的操东伊朗语部族的后裔［1］。

目前，我国塔吉克族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其他则分布在泽普、莎车、叶城、皮山、阿克陶等县［2］。我国塔吉克族绝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仪派，也有少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笔者在此所探讨的，主要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绝大部分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信仰。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西昆仑褶皱带的塔什库尔干隆起地带，为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阿赖山脉联结处，平均海拔高度4 000米以上。这里地形复杂，空气稀薄，当地居民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气质和文化品格。与此同时，这里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与叶城、莎车、阿克陶县毗邻［3］，自古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塔吉克族曾与历史上多种文化有着长期的接触，整个地区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冲、融合的重镇。流传在塔吉克族的谚语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现象，“要学技艺去泰国，要学语言去波斯。波斯的语言动人。名医若从印度来，病人早就一命呜呼了。”［4］

一、历史的沧海桑田与塔吉克族的社会变迁

据考古发现，我国塔吉克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当时塔什库尔干地区已有人类进行活动。①《中国塔吉克史料汇编》中指出，1983年，由新疆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新疆地矿局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对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文化遗址进行考古考察过程中，发现了原始人打制的石器、烧火堆残迹、烧损的骨头等，这一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不会晚于更新纪，至少有1万年。约公元前2000年中期，雅利安人的一支迁入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这里操伊朗语古老部族。在随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那部分先民基本融入到维吾尔族之中，而居住在周围帕米尔高原（即今塔什库尔干地区）的那部分在保留东伊朗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我国如今的塔吉克族［5］。

从现有的历史记载中可知，塔什库尔干地区先后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蒲犁、德若，魏时期的满犁，晋朝时期的亿若等逐水草而居的“行国”。之后，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这里逐步繁荣，建立起城邦之国。公元初期至北魏、唐朝开元年间的长达500多年时间内，塔什库尔干地区由朅盘陀国统治，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唐开元年间，吐蕃占领喀什噶尔一带，朅盘陀国消亡［6］。宋代，这里称色勒库尔，蒙元时期称撒里醒或撒里黑坤，期间先后受喀喇汗王朝、西辽、蒙古、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叶儿羌汗国管辖［7］。明朝时期，归属叶儿羌赛伊迪亚汗国。清朝时，先后经历大小和卓叛乱、阿古柏侵略、沙俄和英国瓜分帕米尔等。阿古柏侵略时期，许多塔吉克人不堪忍受迫害，逃亡瓦罕、布哈拉等地。沙俄和英国瓜分帕米尔时期，阿富汗埃米尔在英帝国的唆使下，侵占瓦罕地区，瓦罕的许多塔吉克居民被迫迁往色勒库尔、叶城、皮山等地，成为我国塔吉克族的一部分。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立行省。1902年，清政府在色勒库尔设立归莎车府管辖的“蒲犁分防通判厅”。民国二年（1913年），蒲犁厅改为蒲犁县，属喀什地区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成立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1954年成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在其余各县塔吉克人聚居之地设立民族自治乡［8］。

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汇冲与塔吉克族的民族宗教文化演变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这一地区历史的沧海桑田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与此同时，文化交流与汇冲也在这里精彩上演，钩沉着它曾经的历史辉煌和深厚的文化底色，积淀出多元、包容的独特民族气质和文化品格。

在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之前，塔什库尔干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枢纽。西汉时期，张赛通西域后，帕米尔地区成为来往大月氏、安息等国的汉朝使节和商人的必经之地，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9］，再加上塔什库尔干地区又处于波斯——塔吉克文化圈与中国文化圈的重合处［10］，古希腊、伊朗中亚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中原文化等在这里互相交汇、融合，对塔吉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印欧语系的塞语、粟特语、吐火罗语、梵语，阿勒泰语系的古突厥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汉藏语系的羌语、吐蕃语、汉语，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都曾在这一地区传播；琐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其为祆教、拜火教、火教、火祆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教派先后传入这一地区，在历史浮沉中或显或隐，融入到塔吉克族的日常社会生活之中［11］。

在文化的不断交流、汇冲、融合进程中，这一地区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塔吉克族。塔吉克族形成的两个最重要阶段是朅盘陀国时期和萨曼王朝时期。朅盘陀国时期，佛教文化鼎盛；萨曼王朝时期，塔吉克人全部皈依伊斯兰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塔吉克民族的形成与宗教文化的传播是密不可分的。在历史长河的流转中，塔吉克先民们曾信仰过多种宗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民间信仰阶段、②学界普遍将其称为原始宗教信仰或原始多神崇拜，著名宗教学者金泽指出，“原始的潜台词就是落后的、愚昧的、死去的，顶多是个遗存，因为原始宗教依附的原始社会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类事物不只保留在文献中，它还是活态的。用原始来称呼它，在学理上是不科学的，在政治上、社会上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样一来，它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尤其是在现代文化多元性的背景下，好像它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阶梯上是应该被抹掉的东西。所以，这样定性是不科学的。”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民间信仰”这一概念。（路遥等.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若干学术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06，（5）.）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拜火教）信仰阶段、佛教信仰阶段和伊斯兰教信仰阶段［12］。但不管各种宗教如何兴衰更替、地位发生如何变化，各个阶段之间的界限都并不是十分明显。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宗教所展现出的文化魅力并未就此而沉寂，每种宗教都在塔吉克人中留下了深深印记［13］。

对鹰的崇拜、慕士塔格崇拜、盐崇拜和奶崇拜等是生活在这片地域上的古老塔吉克先民的重要民间信仰，它们持续影响着这片地域上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

据考古发现，创建于波斯东部的琐罗亚斯德教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传入如今的喀什、和田地区。而塔吉克先民因与波斯人毗邻而居、关系十分密切，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时间可能早于公元前4世纪［14］。琐罗亚斯德教拜火的习俗对生活在高寒地区的塔吉克先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朅盘陀国时期是塔吉克族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经济社会的繁荣与文化的鼎盛相得益彰，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空前频繁，至今仍存在的“石头城”、“公主堡”等遗迹很好地见证了文化的交流融合，“公主堡的传说”、“勇敢的秦公主”等民间传说和叙事长诗则赋予了塔吉克人独特的精神印记［15］，印证了塔吉克文化的多元包容性。由此，这一时期，成为形成今天中国塔吉克族主体的重要阶段［16］。佛教是朅盘陀国的国教，《大唐西域记》记载其“敦信佛教，敬崇佛法。［境内］有十多座寺庙，僧徒五百多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目前在位的国王……敬重佛、法、僧三宝”［17］。“到无忧王声名显赫于世的时候，耳闻童受尊者德高望重，便兴师动众，攻打呾叉始罗国，劫持了尊者”，并为他建立了一座“台阁高大宽广，佛像庄严”的寺庙，“作为楷模，恭敬昭示世人瞻仰。”［18］

朅盘陀国消亡后，随着阿拉伯人的征战与对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教逐渐传入。这一时期，中亚塔吉克人建立了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其中，萨曼王朝时期，塔吉克人全部皈依伊斯兰教［19］。关于塔吉克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具体时间，未见详细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10世纪末，塔吉克人霍加、艾布、纳斯尔、萨曼尼经帕米尔来到喀什噶尔传播伊斯兰教。纳斯尔在新疆建立第一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并劝说喀喇汗王朝大汗之子萨图克·布格拉汗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成为伊斯兰教传入今南疆地区的两个重要标志之一［20］。根据这一事件，可推测，塔吉克人应在10世纪末之前或最迟10世纪末，已经皈依伊斯兰教［21］。这一时期，塔吉克人以自身建立的封建王朝为依托，在共同反对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的斗争中，以粟特、吐火罗和呼罗珊三地交界处的一种地区方言为基础，形成了当时名为“达里”语的塔吉克人全民语言，并完成了将塔吉克人凝聚为塔吉克民族的过程［22］。

三、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教派的传入与多元文化的融合共生

约11世纪，塔吉克思想家、诗人、伊斯玛仪派哲学家纳赛尔·霍斯鲁（1003～1088年）作为法蒂玛王朝任命的传教代表，前来帕米尔地区传播伊斯兰教什叶派分化出来的重要支派伊斯玛仪派学说。纳赛尔·霍斯鲁在帕米尔高原著书立说，整个帕米尔地区的塔吉克人在纳赛尔·霍斯鲁的影响下，开始信奉伊斯玛仪教派。由此，我国塔吉克族一直尊其为“辟尔纳赛·霍斯鲁”［23］。他的《旅行纪事》《光明之书》等著作被我国塔吉克族视为经典［24］，《灯经》被尊为塔吉克人的宗教生活指南。据说，同纳赛尔·霍斯鲁一起前来传教的还包括赛义德·哈桑·撒拉比、赛义德·苏拉甫外力、赛义德·加拉里·布哈里、加汗·麦力克夏伊等人，其中一部分人直赴色勒库尔，在我国塔吉克族中传播伊斯玛仪派学说。我国塔吉克族中的赛义德家族至今仍称自己是这些人的后裔［25］。

伊斯玛仪派一直扮演着进步、改良的角色，其哲学理论体系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教派，它既包括伊斯兰教哲学学说的精华，又广泛吸收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哲学思想以及以伊本·西那为代表的中世纪塔吉克—波斯哲学观点。在其神秘而复杂的哲学理论体系指导下，伊斯玛仪派更加注重内心的醒悟和虔诚，反对宗教活动的表面形式和教法礼仪。

伊斯玛仪派注重哲学理论建构以及哲学理论体系来源多元化的特点，也使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伊斯玛仪派在传入我国塔什库尔干地区的过程中，与塔吉克族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文化等紧密结合、互动调适、融合共生，形成了不同于我国其他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独特高原文化景观。

伊斯兰教的传入，表面上使得原有的佛教信仰等消失，甚至佛教寺庙典籍等也鲜见流传，但佛教文化的内核并未就此泯灭。如今，塔吉克族的加玛艾提哈那中悬挂的伊玛目画像、墓室中美丽的浮雕图案等，无不彰显着塔吉克族伊斯玛仪派信仰与佛教文化之间的互动调适。与此同时，看似消失千年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文化也很好地体现在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信仰生活之中，琐罗亚斯德教对火的崇拜被塔吉克族传承千年，在高原上落地生根、发芽，并以传统节日“皮里克节”（灯节）的典型形式而存在。火在塔吉克族一生中的出生、疾病、丧葬等重要时刻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者，伊斯玛仪派信仰与当地麻扎朝拜紧密结合，被赋予伊斯兰文化意义的当地麻扎成为塔吉克族朝拜和祈福的重要场所。此外，塔吉克族巫师中治病、驱邪的一些民间巫术活动开始由伊斯玛仪派的宗教人士承担。而民间信仰中的慕士塔格崇拜、鹰崇拜、马崇拜等对塔吉克族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成为塔吉克族举足轻重的文化象征符号和意义表征系统。

由此可见，塔吉克先民在宗教信仰的变迁过程中，始终在经历着显性宗教信仰的演变和隐性宗教文化的沉淀双重历程：接受新的宗教信仰体系，表面上是对原有宗教信仰体系的放弃，但事实上，原有的宗教文化已根植于民族习俗和社会文化之中，并体现在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与新的宗教信仰体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隐性的文化积淀，彰显着塔吉克先民对不同文化包容、消化、吸收的智慧和其自身民族文化的独有魅力。塔吉克族接受伊斯玛仪派信仰的过程，也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与原有民族习俗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更是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体系地方化、本土化的过程。在本土化、地方化的进程中，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信仰逐步形成了多元共融与和谐共生特点，孕育了良好的宗教文化生态，也为新疆诸民族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化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而良好宗教文化生态的生成，对于理解宗教与民族习俗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与调适、破解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信仰认知上的曲解以及对宗教信徒的蛊惑，对于理解宗教信仰与地方知识之间的融合，对于促进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对话、和平共处，从而促进宗教内部的和谐与宗教间的和谐以及宗教与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1］［22］［苏］Б·Г·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M］.肖之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176-177.

［2］［5］［6］［8］［15］［16］［19］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包仑，米尔扎依·杜斯买买提.中国塔吉克史料汇编［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2-5，5-7，8-11，7，8，8.

［3］［4］［7］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志［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2，546-547，608.

［9］［10］段石羽.塔吉克族文化特征及其传统风俗［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99，97.

［11］《塔吉克族简史》编写组，《塔吉克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塔吉克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0-11.

［12］西仁·库尔班，李永胜.塔吉克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J］.新疆社科论坛，1998，（3）：50.

［13］［20］吴福环.新疆的历史及民族与宗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31，138-139.

［14］何星亮.塔吉克族族称及其早期文化［J］.西域研究，1994，（3）：88.

［17］［18］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405，407，

［21］［23］［24］［25］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包仑，段石羽.中国塔吉克［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98，98，100-1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