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晋

《物种起源》与《天演论》毛泽东和他推荐的两本书

■ 陈 晋

毛泽东喜爱读书，有详有略，有经有权。在他读过的书中，有的作了大量批注并推荐给别人阅读，有的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时常引用和发挥；有的是在某个时期集中阅读，有的是从青年时代到迟暮之年多次阅读；有的对他思考和解决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明显影响，有的则需要放到他一生的经历中来品味，才能看出潜在的渊源关联。

本期选登被毛泽东列为“书之重要者”和“值得一读”的两部书：《物种起源》和《天演论》。具体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着重体会一代伟人的学用之道。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由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当年和次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负责选进图书，《达尔文物种原始》即是其中一。这年10月，他向股东们提交的营业报告里说,该书已销售10本。11月，他又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达尔文物种原始》列为“书之重要者”。

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的进化论学说，基本观点是：栖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始类型进化而来，在生存斗争中不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灭绝，而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选择保存下来，通过一代代自然条件的选择，变异逐渐积累，形成新的物种。进化论刚刚创立的时候，受到主流学术界怀疑，甚至被讥讽嘲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发表《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并有所发挥。该书上卷依据达尔文学说阐述自然界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下卷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人类具有相亲相爱的先天本性，因而高于动物，进化规律不适用于社会发展。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严复以《天演论》为题译成中文，于1898年出版。全书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三人的理论，对原著作取舍增删和重新排列组合，近6万字，严复写的“案语”就有1万7千字左右。《天演论》事实上是严复力图运用进化论学说，来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实际问题的再创作。他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是违背进化规律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国自诩，不改弦更张，奋发图强，难逃悲剧结局；“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中国20世纪初为救亡图存的先进分子，大多把进化论作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论根据。马君武在《达尔文物种原始》译者序言中称：“达尔文以天择说解释物种原始，其在科学界之价值，与哥白尼之行星绕日说及牛顿之吸引力说相等，而对人类社会国家影响之巨大则远过之”。严复译述《天演论》，用意更为明显，把进化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国人在竞争中求生存，自立、自强、自主。这本书问世后的短短10多年中，就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无法比拟的。“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各报纸刊物，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许多人干脆以“竞存”、“适之”作为自己或其子女的名字。这本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塑造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实乃功莫大焉。

毛泽东1912年秋冬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显然，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了解，是读《天演论》在先，读《物种起源》在后。事实上，《物种起源》是比较忠实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学著述，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远不如《天演论》。1941年12月，毛泽东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图书捐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室，这批图书后来带到北京，入中宣部图书馆保存，该馆目前存有的盖有毛泽东藏书章的图书还有近三百册，其中就有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由此推断，毛泽东自1912年读到《天演论》后，在延安时曾保存此书，或继续读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提及《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及达尔文进化论。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列举古今中外青年创造发明的事迹，便谈到达尔文，说他是“大发明家，青年时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轻视。他于是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只是没有到过上海。创造进化论时也是个年轻人”。1961年，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读《社会进化简史》、《物种起源》，并拿着一本《物种起源》对当时在中办机要室工作的一位年轻人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史。”1969年8月初，毛泽东同李德生谈话时，要他多读《天演论》。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读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后的体会，毛泽东遂让姚文元找一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给他。赫胥黎在这本书中利用当时解剖学、胚胎学新成果，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人猿之间的亲缘关系，首次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论。毛泽东由这本《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又想到《天演论》，在姚文元报告上批示：《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送给他一张有达尔文签名的照片，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交谈中，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赫胥黎。”希思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外宾，对方谈到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毛泽东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要自己想一想。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引了罗什法师的话。”《天演论·译例言》确实写道，“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足见他读此书印象之深。接着，毛泽东还颇有兴致地谈到：《天演论》原著是赫胥黎写的，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到晚年，毛泽东还让人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印成1函7册的大字本线装书来读。

《物种原始》和《天演论》所创立和发挥的进化论学说，是揭示生物演变规律和人类起源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喜欢读这两本书，并时常谈到进化论，大致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在毛泽东看来，进化论创立以来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科学发现的传播规律：新的进步学说要让人们认知，不经过激烈的争论，不进行有效的宣传、阐发和普及，大概是不可能的。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谈到“百家争鸣”之必要，便举例说，“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再次谈到这个认识，并且把它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联系起来：“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毛泽东起起伏伏的革命生涯，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大悲大患的斗争，特别是中国革命从几度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与严复在《天演论》中宣传的“物竞”、“天择”、“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等理念之吻合，不言自明。

第三，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自然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终其一生，确实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而且始终注意和强调阶级斗争。达尔文和赫胥黎、马克思是同时代人，一个比马克思大9岁，一个比马克思小7岁。马克思夫人燕妮曾听过赫胥黎的演说，称其“给人作启蒙”，是“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启发。实际上，马克思1861年1月16日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便明确说过：“达尔文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甚至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些，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潜在关联。毛泽东看重《天演论》和进化论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他多次讲，自己在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一下子抓住其中最核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就很可能与此前接受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毛泽东早在1912年就读了《天演论》，也正是在1920年读了《达尔文物种原始》。毛泽东1926年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可隐约感受到他习惯把阶级斗争史观和进化论学说联系在一起，他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