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结识梅福林，纯属偶然。2012年岁末的一个朗晴晌午，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去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在归来的大巴客车上，一位矍铄老人的洪亮谈话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老人一边谈话，一边把刚刚编印的书籍分发给几位友人，我稍稍留意，但见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梅门三烈士”几个字。

从老人口中得知，她叫梅福林，人家都称呼她“梅大姐”，是一位年过八旬的离休老干部。这几年，梅大姐在家人和友人的鼎立支持下，编撰完成了两本书，一本是为纪念丈夫苏桦而编写的《品格·胆识·业绩——回忆苏桦》；一本是为纪念她家三代三烈士而编撰的《梅门三烈士》。在革命战争中，无数志士仁人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但一门三代三烈士并不多见。于是，我与老人攀谈了起来。临下车时，老人也赠送了我两本书。

几日后，我依照书末留下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梅福林大姐，询问能否就其家人的革命经历接受一次采访，性格爽朗的梅大姐一口答应了。

“小东子”不忘梅家革命情谊

2013年元旦下午，合肥的天空虽有阳光，但寒风凛冽，我准时赶到长江东大街和平花园。这里是省领导的住宅小区，门口有警卫站岗。我刚准备问门卫梅大姐的住处时，门卫手一挥道：“梅大姐已经打过招呼了，她家就在西侧第三栋。”

刚按下门铃，梅大姐便出门迎接，那快捷的步伐，使人很难看出眼前是一位年已87岁的老人。

进门坐定，我们的话题就从她书中的“小东子”开启了。

“小东子”是新四军二师参谋长周骏鸣（建国后曾先后在华东军区、水利部、林业部等处任领导职务）的儿子。1942年春，由于战争环境动荡不宁，部队频繁运动作战，周骏鸣想把儿子送人。梅福林的爷爷梅子明得知消息后，主动前去周家把“小东子”接回家中抚养。

梅大姐介绍了“小东子”在家里生活的情况，她说：“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生活了好多年，也有了很深的感情，直到1950年春节，爷爷才亲自将小东子送到南京周家。那时，周骏鸣在南京军区工作。送去时，由于小东子长期不在亲生父母身边，有一种陌生感，所以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最终让他安定下来。”

我问梅大姐：“后来你们还有联系么？”

“怎么没有！小东子回到周家后，取名叫周大骏，后来跟随父母到北京生活，长大成人后，大骏在外交部工作。”上个世纪60年代，大骏特意从北京回到合肥，看望对自己有抚育之恩的梅家人。2004年5月底，大骏又一次来到合肥，看望“我这个姐姐和钟鼎叔叔，畅叙革命情谊”。说到这儿，梅大姐脸上露出了亲切、欣慰的笑容。

交谈中，梅福林取出两本相册，我一边浏览，一边不时询问。一张战争年代的合影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中的梅福林身着军装，显得格外精神。

我问梅大姐：“大姐，您能介绍一下自己当年参加革命的情况吗？”

据梅福林介绍，她13岁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属的抗敌剧团。1940年夏，抗敌剧团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下来，后为二师文工团；梅福林随另一部分前往苏北盐城，孟波为剧团团长。那时候也没有多少道具，到了演出地方，几个人稍加打扮，上台就是一出戏，有时候还找群众演员帮衬。

“群众演员？有首长当过群众演员吗？”我好奇地问道。

“有啊。”梅大姐微笑道，“记得1940年，在天长、来安江北指挥部直属部队演出剧目《军帽》（又名《红军下山》），临时找不到扮演党代表的合适演员，因为演员中缺乏首长那样的气质。孟波团长找到邓子恢首长，委婉地表示想请他出演“党代表”，邓子恢表示，他虽然没有时间参加排练，但接受邀请，支持剧团工作。后来，孟波、刘保罗向邓子恢介绍了剧情和角色要求，邓子恢登上了舞台，那次演出很成功。”首长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给梅福林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帮会“老头子”壮大抗日部队

“梅大姐，这是您爷爷吧？”我指着《梅门三烈士》书中首页上的一张黑白半身图片，问梅大姐。图片中，一位清瞿长者，头戴毡布帽，留着一缕长长的胡须，很是特别。

梅大姐点了点头告诉我，爷爷梅子明少年习武，会一些武功，在乡里好行侠仗义。后来，梅子明参加了当地的帮会“安清帮”。这是一个在反清斗争中形成的帮会，梅子明还当了帮会的“老头子”，在当地很有影响力。这给梅子明后来的革命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新四军主力东进后，梅子明积极宣传抗战，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凤阳、定远、泗县、怀远一带大批青壮年参加了新四军。

梅子明于1941年入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组织上知人善任，根据他的特长和有利条件，让他做统战工作，不久还担任了津浦路西临时参议会参议长。梅子明很有口才，他讲话诙谐、幽默、声情并茂，富有感染力，抗日道理经他的口中讲出来，很快就能打动人心。津浦路东、路西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群众都喜欢听梅子明的演讲。刘少奇、陈毅、谭震林、徐海东、张云逸、方毅等领导同志都尊称梅子明为“梅老”，经常带他到各地做报告。

梅子明的工作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1939年冬，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化名胡服）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领导对日作战，他多次接见梅子明，向他分析抗日斗争形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并赞扬梅子明的革命热忱和行动。少奇同志去苏北前，特意将自己所骑的战马送给梅子明以为纪念。

“你见过这匹马吗？”我问梅大姐。

“棕红色的，又高又大，我还骑过，舒服极了。”一丝童真浮现在梅大姐的脸庞。

梅竹樵出家为僧心系革命

“您在这本书中，写到爷爷和父亲都有出家为僧的经历，这是不是有点特别呀？”

“那都是形势所逼，出家是为了避免眼前的灾祸。”梅福林说，爷爷梅子明年轻时仗义行侠，一次打死了敲诈勒索乡民的税吏，便逃亡到滁州琅琊寺，心善的主持达修高僧收留了他。在此期间，梅子明与寺中僧侣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抗战期间，在梅子明的联络动员下，琅琊寺捐出了守护寺庙的许多枪支弹药支持新四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梅福林接着道：“我父亲梅竹樵到琅琊寺避难大约在1932年底。那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凤阳红心铺的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张广林、谢三等党员被抓到南京，后在雨花台惨遭杀害。我父亲由于有人及时通风报信，才躲过那场劫难。父亲在琅琊寺待了三年多时间后，又悄然回到家乡，他一边以做生意为掩护，一边打听红军的消息，盼望与党组织早日联系上。”

我插话道：“新四军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后，军部派陈云龙来了。”陈云龙是新四军特务营侦查连副连长，1938年11月，他奉军部之令，带着几个战士，从泾县云岭出发，侦查江北敌伪军的分布情况，为后续部队开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情报。

梅大姐说：“在我的印象中，陈云龙第一次来是两个人，后一次是四五个人。”从此，梅竹樵参加了新四军，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头。陈云龙代表新四军赠送给梅竹樵8支枪，于是梅竹樵组建起来了抗日游击大队，也就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梅竹樵身高力大，擅长武功，又在帮会中有影响，他动员了一批批有志青年参加游击队，再送往新四军正规部队，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梅竹樵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多次打击日伪军，日伪军将其视为眼中钉，1939年日伪军悬赏大洋500捉拿梅竹樵。一次，日伪军直扑红心铺，声称要杀绝梅竹樵全家。危急时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侦察班长张正涛赶来，护送梅子明及其一家到路西新四军驻地藕塘镇。为了革命，梅子明含泪抛下了经营数十年的家业。

“起初，爷爷并不知道父亲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见父亲时常不在家，以为他游荡在外不务正业，因此，爷爷经常责骂父亲。后来陈云龙告诉爷爷说父亲在外面‘干的是正事，爷爷知道真相了，就全力支持他抗日。”

梅竹樵牺牲时的表现堪称壮烈。

1947年7月20日，刚刚调任豫皖苏三分区司令员的梅竹樵，在率领干部大队越过陇海线进入豫皖苏边区时，与国民党主力第七十四师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很快形成合围之势。危急中，梅竹樵下令伤病员和马夫先撤，自己带一部分战士阻击掩护，他还把自己心爱的战马让给马夫骑。伤病员和马夫脱离了险境，梅竹樵却陷入了敌人重围。最后时刻，梅竹樵为免当俘虏受辱，毅然扣动了手枪扳机，壮烈牺牲。

福星哥是出色的政工干部

在梅福林的印象中，少年时代的哥哥梅福星聪明、活泼，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到河里“捉小鱼，抓螃蟹”，有时候还一起在后院里捉迷藏、唱歌。那段时光，虽然过得清苦朴素，但特别温馨。

1938年冬，父亲将年仅13岁的梅福星送到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在教导队小鬼班里学习。那日清晨，梅福林醒来发现哥哥不在床上，就问妈妈哥哥去了哪里。妈妈说：“你福星哥去了藕塘，很快就会回来。”

在庐江东汤池学习毕业后，梅福星被分配到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青年干事。梅福星年龄虽小，但“能说会写，能歌善舞，又善于团结教育青年战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数月后，梅福星调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部工作。

1940年9月，江北指挥部参谋长赖传珠前往淮北视察部队，梅福星随同前往。视察后从洪泽湖东南沿蒋坝经三河南下时，与扫荡的日军遭遇，梅福星不幸中弹牺牲。

弟弟妹妹们再也没有见到梅福星，直到有一天，哥哥牺牲的噩耗传来，全家人抱头痛哭。梅福林在书中写到：“福星哥，你在哪里？福星哥啊，我正站在家门口等着你哟！”对兄长深切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1950年8月，梅子明因病逝世。梅子明的棺材安葬在故乡红心铺南边的茂林修竹之中，与其子梅竹樵、孙梅福星共享同一块墓地。

1951年5月，皖北人民行政公署特为梅子明颁发“革命牺牲烈士纪念证”。这张特殊的烈士纪念证，既是对梅子明一生革命行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梅门三代三英烈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度褒奖。 （责任编辑 束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