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志刚

这项国家绝密工程于1992年9月21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并批准实施，工程代号“921”。

从选择技术路径、设计技术方案、组织工程论证，到最后国家领导人决策拍板，“921”工程决策前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飞船从6种方案中胜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始于著名的“863”计划。但早在1971年4月，中国就曾试图发展载人航天工作，代号为“714”工程。由于当时技术储备、大推力运载火箭等因素制约，毛泽东表态“先搞好地球上的事再说”，“714”工程于1975年3月正式宣布下马。

此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长达十年的沉寂期。除相关医学领域外，航天部门其他单位都停止了载人飞船的研究。

“863”计划将中止了11年的载人航天重新提上日程。该计划得到国家财政100亿经费支持，其中航天技术领域就占了40%。

1987年2月，为发展载人航天技术，国防科工委组建“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代号863-2），委员会包括两个专家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代号863-204；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代号863-205。

当年4月，863-204专家组发布《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2个月内，航天部、航空部、国家教委、中科院、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单位提出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随后筛选出6种方案。

受当时美国航天飞机影响，6种备选方案中，有5种是航天飞机。唯一主张载人飞船方案的是航空航天部第五研究院508所。该方案类似苏联的“联盟”号飞船，用火箭把飞船发射升空，飞船靠降落伞定点返回。

虽然飞船方案有投资小和技术风险较低的优势，但从1988年7月开始评定，到飞船方案最终成为专家组的共识，期间经历了长达2年的学术之争。

专家组成员请教钱学森时，钱学森以“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将该方案和上世纪50年代的“两弹”计划并提，称“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1990年11月，历经4年始告完成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系列研究报告），被呈送中央政治局及时任总理李鹏。《报告》提出中国载人航天“不能不搞、不能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的战略思想。

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1991年1月30日，被认为对推动载人航天工程决策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召开。当天，时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通知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把《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送给一同参会的二炮副参谋长栗前明。

栗前明是邓小平的妹夫。张宏显将封在牛皮纸袋里的文件交给栗时，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刘副部长让我交给你的。”栗前明说：“你告诉刘副部长，我一定送到。”

钱学森的“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的观点，就写在这份《建议》中，意在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1991年3月15日下午3时，李鹏召见时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的任新民及专家组代表。李鹏开门见山，“今天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方面的情况。除了关注技术可行性外，飞船工程要花多少钱，发展速度和投资的关系如何，都是我这个总理要考虑的。”

在听取为何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以及飞船工程需要30亿元的投资和6～7年的研制周期的汇报后。李鹏笑笑说道：“钱是有困难，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5天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系列报告（5）》报批件的批示。该报告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3月1日提交国家领导人，他在报告中写道：

“最近几年来，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出也是可行的，实在当前财政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拿出点也得干。妥否请批示。”

批示上留下了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一连串领导人的名字。显示李鹏已于3月7日阅过，并批示“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江泽民总书记“3月9日已阅”。

工程论证：载人航天“三步走”

中央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便着手研究载人飞船工程的实施方案和研制分工问题。此前，航空航天部成立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成员包括19位经验丰富的航天专家，李颐黎是其中之一。

4月初，航空航天部在北京北安河召开讨论会，研究《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并要求航天一院、五院、八院三个总体单位深入论证，进一步提出各自实施方案，以备择优选用。

从5月起，航空航天部先后邀请数批俄罗斯航天专家来华讲学，重点介绍俄罗斯在发展载人航天，特别是研制“联盟号”飞船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并派遣20名年轻的技术人员到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

6月，863—2专家委员会正式提出《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意见》。11月，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李颐黎所在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完成的论证绿皮书厚达0.3米。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在第5次会议上终于做出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载人航天是必要的，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

会后，航空航天部正式成立载人航天工程论证评审组。组长任新民，副组长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有：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1992年8月1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航空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每个到会的专委成员都在这次会议纪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时专委成员之一的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后补签了名字。

这份纪要立即报送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审议，随后转到了邓小平手里。

8月25日，中央专委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请示》建议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要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即“争八保九”。

第二步，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这事要“多干、少说”，“只干、不说”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题审议《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江泽民主持会议，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等常委参加，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刘华清、杨白冰、丁关根、温家宝列席会议。一早进入中南海的丁衡高、林宗棠、刘纪原、王永志、王盛涛等人负责汇报。

丁衡高除了谈到工程的意义、作用和培养人才外，也谈到了可能要花点冤枉钱的“风险”。时任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表态说，“航空航天部完全赞成、拥护中央专委的决定。”

江泽民拿起那份报中央的纪要，一一点签字的人名，说：“你们几位都签字了。”

李鹏说：“对历史负责，都签字了，迟总长在国外待签。”

接着江泽民请常委们发言。李鹏说：“这个事是我主持办的，开了三次专委会，最后一次专委意见一致。载人航天，我们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不搞，很难再前进一步，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个项目。”

李鹏决心很大，“如果钱不够，2000年奥运会不申办了也要办这个事。”

江泽民最后总结发言，一锤定音。“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这个东西。”他说，“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今天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决策，发展载人航天。”

江泽民还要求“这个事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有事可直接向中央报告。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出于高度保密的需要，工程代号“921”。

“921”会议以后，中央军委批准，在解放军总装备部纳入编制，设立“921”工程办公室，作为“统一管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机构，对工程实施专项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