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希

我的艺术启蒙

我一辈子是一个学画的人，不是画家，更不是大画家。说起郑板桥，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很多人知道，在乾隆年间，他曾任过潍县县令。而这个潍县，就是我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潍坊市。

潍坊是位于青岛与济南中间的一个重要城市，历史悠久，文风昌盛，是个文化荟萃、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地方。清到民国成立之前，这里先后出了37个进士、两个状元，由此可见潍坊文风昌盛。

而我的家庭，也应该说是潍坊县城中的一个书香世家。我的高祖曾是进士，并在福建做过知府。我的祖父是举人，虽然他中举之后并没有做官，但一直在青岛和烟台担任报社的主编。可以说，我的祖父是山东潍坊的代表人物。而我的伯父，也是功名在身。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我父亲这一代的兄弟们，以及与他们相交的亲朋好友，都对琴棋书画、诗词文章有一定的造诣。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雅致的喜好，比如养鸟、养鱼等。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潍坊的风筝很有名，他们要自己扎风筝，就必然要画风筝。但他们是用文人的办法来扎风筝、画风筝的。我小时候看见过他们画软翅的风筝，有老鹰、仙鹤、蜻蜓，他们亲自动手画，画得十分写实，风筝的骨架又是比较抽象的，潍坊的风筝就是能将这二者完美结合。长辈们每年都从事这样的活动，这对我喜欢绘画、走上绘画道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我前辈的那些亲朋好友，经常到家里来，他们写字、绘画，就好像现在的笔会一样。过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朋友来写对联，没有墨汁，磨出来的墨就供不应求了。没办法，只能把磨砸碎了放在罐子里边，再放上一些磁片子、玻璃渣子，倒上水加热，就一直摇晃，将近一个礼拜后就成了自己做的墨汁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就替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写对联的时候，我照样给他们抻纸。我们很小心地把写成的对联平平地放在地上，一上午，厅堂里面就放了一个满地。在放对联的时候，不敢歪斜，一歪斜墨就流了，这对自己也是一种训练。他们一写就是一个上午，一张纸都不费，一张纸都不糟蹋。我觉得非常惊奇，也非常敬佩。在大人们聚会的厅房里，总是挂着一些名人的字画，有何绍基、林则徐、陈介祺的，还有一些其他人的，都是真迹。大人们写完了字，就开始谈论知名文人和书画家。我一个小孩子，是半懂半不懂的。听得多了，就长了知识，是一种长进。每当听到一些新奇的故事，自己就记在心里。那些知名文人和书画家的风格、画法、派系，以及他们的生平，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印象。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环境、文化氛围，所以我对书画有了兴趣，当然，这也是我以后学习书画艺术的启蒙。

我的小学生涯

教我小学课程的，不管是校长也好，老师也好，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比较先进的，至少比当时死板的道德观先进了一点。当时，别的小学都叫第一教室、第二教室，我们那个小学的校长比较开通，他不叫教室，他觉得既然学生在里面生活，应该叫作第一生活室、第二生活室。学校的老师也引导我们看一点小说。我们多半是看鲁迅的那些短篇小说。有不懂的地方，老师还会给我们讲解。除了教国文、算术、自然、常识、地理、历史这些课程之外，老师还会带我们到社会上去。他们曾带领我们去潍坊乡下，也就是民间生产风筝的地方去参观。从扎风筝，到糊风筝，再到画风筝，我们看到了风筝的整个生产过程。我们还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简单的科学知识。除了风筝，潍坊还有一些其他手工艺品的特产，老师也会带我们去参观。通过这些活动，我不但了解了更多的生活知识和生产知识，更对一些工艺美术产生了兴趣。总之，我们的这些老师都比较开放，到后来，这些老师都成为进步学生的指导者和组织者。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我们的老师就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给我们小学高年级的同学作了介绍，又讲到国民抗日的情绪非常高涨，有一股子军队北上要抗日，走到陕西去了。那时候老师也不敢说红军，只能说“有一股子坚决抗日的军队”，是暗指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老师还给我们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抓起来了，就是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把老蒋给抓起来了，要老蒋抗日。1935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前期，国内形势已是一片混乱。老师的思想是进步的，他叫学生从生活室走入社会去。这对我们而言，便是思想的启蒙，进步思想的启蒙。还有各种社会活动对于我们喜好书画艺术的一种启蒙，都让我对书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兴趣。

与此同时，上小学的时候，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家，吃了饭之后还没有到下午上学的时间，我父亲让我必须写一篇小楷，那时候学的小楷就是柳公权的《玄秘塔》字帖。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所以，在各方面的影响和启发下，书法和美术成了我课余生活的最大爱好。

我的流亡生涯

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由于老师们的思想比较先进和开放，就允许我们学生办墙报，每个年级办一个墙报，学生自己写文章，自己画画。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临摹别人的画，练习书法，所以书写墙报和装饰墙报，对我来说是很得心应手的事。不过那时我还小，也不懂什么创作，多半是临摹报刊上的一些宣传画，有不少是抗日题材的。比如说画一个人挽着一个人的手，组成血肉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什么的。反正都是临摹报刊上的画，放大到我们墙报上。但正是这些临摹奠定了我书画爱好和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志向。

在此时，老师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他们还是鼓励我用画来做宣传。但我毕竟还是个小孩子，在组织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从北京寄来的民先队队刊，以及宣传品送到其他学校的老师那里，我就像组织里的小通讯员。与此同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还需要不断学习。就这样，我的工作、学习和绘画同时起步。然后一直走到现在，整整过了75年。

“七七事变”日本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城市后，有大批学生流亡到内地。有的从天津坐船到青岛、烟台，然后再坐车到潍坊。那时候，山东潍坊民先队的一些学生就专门负责接待流亡学生。那些流亡的学生会向我们讲述抗日战争的情况，并宣传如何抗日。不能否认，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学问、他们的见识，又比我们潍坊当地的老师高一些，他们相对见多识广，吸引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我们跟随着这些逃难、流亡的学生们一起往西走。因抗战爆发，形势动乱，潍坊民先队部与北京的总队部失去联系。听说民先队总队部转移到太原，组织叫我们到了西安之后，有机会就去太原。我们到了西安，听说太原的形势也很紧张，没能和总部联系上，便进入张学良专门为东北军子弟开办的东北竟存中学继续求学。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些有成就的画家，他们都曾在美术学院学习过。张仃同志还到东北竟存中学给我们讲授怎么画宣传画，这就逐渐地让我的绘画眼界开阔了。

在西安求学，生活很困难，我又流浪到甘肃天水，在刚成立的国立第五中学学习。学校里有各地招来的流亡师生。这些由天南地北流亡来的师生，有不少是有修养、水平很高的老师。美术老师们也带了很多的美术资料，我也得以看到鲁迅先生编的一些画集，像《苏联的版画》、《引玉集》，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集，还有苏联《毁灭》、《母亲》小说的插图等。这些画册非常值得琢磨，有一些非常粗犷，像珂勒惠支的版画，有些又非常细腻。我也认识了几个曾经学过版画、刻过版画的专家，我就开始学着刻起了木刻。在甘肃天水上了一年半学后，我的兄长找到了工作，他到了山西第二战区，在民族革命通讯社当记者。

阎锡山在第二战区范围里成立了民族革命通讯社、民族革命大学、民族革命艺术学院等。这些学校都有共产党很强的力量。由于兄长在民族革命通讯社当记者，我就考入民族革命艺术学院美术系，正式进入了专业美术学习阶段。民族革命艺术学院的老师，有木刻家力群，有教素描的石泊夫和画家安林、庄吉等。

我在民族革命艺术学院学习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时间。到了1939年的冬天，就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反共、反人民，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形势危急，地下组织便介绍我们到了延安。

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日子

1939年冬天，我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四期。在这里主要学习素描、文艺理论、艺术解剖学、透视学和色彩学。延安集中了许多知名的木刻家，由于梨树很多，有几把木刻刀和梨木板就可以开课，鲁艺美术系培养出了不少青年木刻作者。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学习版画了。

延安的美术教学是比较特殊的，当时没有毛笔、宣纸，所以油画、水彩画、中国画这些画种都没有开课。譬如漫画、雕塑、油画等只是个别人有少量的习作和创作。

鲁艺是培养艺术骨干的学校，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革命队伍的艺术工作者，为根据地的扩大做准备，也为抗战胜利之后，培养革命的文艺骨干力量做准备。

在鲁艺学习期间，师生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来完成学业。学校里学生多房子少，就必须住窑洞，窑洞不够住，还要自己打窑洞，没有床板就睡在谷草上面。我们还开荒种地、种菜、纺线，算是半工半读。

美术的学习用具十分缺乏，也得自己动手解决。离延安四五十里有个劳山，满山林木，冬天烤火取暖，用的木炭，都是同学们到劳山自己去烧。没有铅笔，我们就用木炭条来画画。木炭条是用细柳条烧的，把柳条枝截成四五寸长的段儿，用泥巴在外边包住，放在火里面烧，烧成后把泥打碎，木炭条就可以用来画画了。没有画室，我们就自己到劳山去砍梁柱，在鲁艺的院子里面盖了一间画室。为了采光，窗子是用几根木条做窗棂，用麻纸糊起来，用清油涂一下就透光。没有画架子，就到劳山上砍一些木棍自己做，同学们自己做了四五十个画架子。

生活方面，我们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脏了只能到河边洗一洗，然后在河滩上晾干再穿上。没鞋穿，只能打草鞋，或者就干脆将鞋底系两个布带子来当鞋穿。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我们仍然坚持学习，并且出了很好的教学成果，出了不少人才，也出了不少作品。经过在鲁艺的学习，我们学生的作品已经由习作进入到创作阶段了。

在此期间，除了完成一些基本功的学习之外，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创作，包括版画、漫画、连环画、年画的创作等，内容多半是反映鼓舞抗战士气、边区劳模事迹、大生产运动——开荒、纺线、军民联欢和学习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速写、素描，画一些人物的肖像画，为我们学校所在村子里的群众画一些肖像画，也给他们画墙报，做一些泥塑、玩具等，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

在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深入群众、刻画群众方面，我们还是有不少机会的。譬如边区每年都要开劳模大会，同时举办劳模事迹展览会。劳动模范事迹、劳动成果就成为我们创作的题材，画幅在展览会上展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要给基层培养一些宣传员，使他们掌握写标语、画墙报、画简单宣传画的技能。我们就在深入基层、深入连队时完成这个任务。

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又亲自到我们学校作了一次报告。毛主席要我们走出“小鲁艺”，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走进“大鲁艺”。他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技能，密切联系群众，积极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战争时期，一切都是为了战争，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我们要用各种艺术手段，为取得胜利而工作。我在鲁艺的学习告了一个段落，就算是正式毕业，结束了我的鲁艺学习，继而留校。

1945年春天，我正式离开学校，分配到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所属的教导旅，这个旅住在有名的南泥湾，在延安以南、宜川以北，主要任务是防阻国民党对边区的进犯，同时搞生产练兵，当时我任教导旅政治部的美术干事。

旅政治部办了一个油印的报纸，叫作《战旗报》，我建议每一周在《战旗报》增加一个画刊。由此开始，每周我都要画出反映连队的生产、战斗、训练、文化学习、生产等方面一个版面的画。在钢板蜡纸上刻画，是单线条的，只能画小的连环画，有五六幅、七八幅一套的，也有些单幅画。每周出一期，那是相当繁忙的。要去连队采访，有的是根据给《战旗报》投稿的文字稿来编绘。一个旅的政治部只有一个美术干事，宣传科也不过四五个人，还有一个油印员，所以我得自己编、自己画、自己刻蜡版，还要自己印刷，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把画刊办了两年多。

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里面，我们还是首次办报纸画刊的单位。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看到画报，感到十分新鲜，看到画上画的是自己的事情、事迹，感到非常亲切，因此，反响十分强烈。

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部队侵犯陕、甘、宁边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坚持了七天七夜，有一幅《松树岭战斗》，就是我在保卫延安战役几天后刻出来的，表现英勇的战士在松树岭的山头上，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与敌军肉搏的一个场面。当然，现在看起来作品技术水平是不高，但无论如何，这幅作品在战时出现，无疑给广大指战员很大的鼓舞。

放弃延安之后，大家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没隔几天，保卫延安的部队就在离延安不远的青化砭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了国民党一个旅，还俘虏了他们的正、副旅长。那时候，我也在战场上，我们政治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的任务是管担架，领着医务人员救护伤员，看管和清查俘虏。当时我就在活捉敌军正、副旅长的部队里。当晚，我把亲眼目睹活捉敌酋的胜利场面画成了连环画，次日印发到连队。广大指战员看到后，受到极大鼓舞。以后，在大西北战场上，我军许多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我都尽自己的力量留下了一些见证历史的画幅。遇上有较长时间休整的机会，我就画更长一点的连环画，有四五十幅的，有二三十幅的。完成后，我就到刚解放的新解放区找印刷厂把连环画印出来，小城市多半有石印小厂。石印也是自己描蜡纸的，描好稿子之后翻到石头上印刷。我记得，休整期间创作出来的几套连环画，为了找石印，从陕北一直过了黄河，跑到山西稷山，找到印刷小厂子，印了五套连环画册，石印连环画的效果，比起以前的油印画，在绘画和印刷上大大进了一步。

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野战军政治部想创办一个画报，把我调去和几个同志一起创办了《人民军队画报》，那时候已经不再是简陋的油印，而是制版印刷了，锌版、铜版、胶版都可以印了。

说实话，战争期间的那些作品，它的艺术质量是不高的。当时，打一仗后，马上就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只有晚上休息时跟老百姓借一点油，清油也好，麻油也好，找一根棉花，搓一根灯芯，点上灯就趴在炕上编故事，画稿子，第二天上午就得刻蜡板，印刷出来。如果要求我们的艺术性达到什么样的高度，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时期特殊，就产生了这样的特殊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表扬战斗英雄、鼓舞士气，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我们的辛苦就没有白费。就这样，我的工作也得到了部队的肯定，在旅政治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领导给我立功授奖。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在战场上立功授奖使我感到自豪。

当然，在战争中也有一些让我遗憾、悲痛的事情。1948年，“西府战役”中部队打到宝鸡，撤出后，在张家坡遭遇马家军袭击，后又被敌军包围在屯子镇。屯子镇三面平地，一面悬崖，我们被围在里边，敌人的飞机往下扔炸弹，在这场战斗中，和我合作油印画刊的油印员和通信员牺牲了，宣传科副科长也失踪了，我失去了合作者，失去了战友。战争对我是锻炼，也是考验。

我短暂的创作高潮

西安解放之后，我被调到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工作。到西安以后，军管会负责文化艺术方面工作的领导同志分派我联系团结在西安的知名书画家。我们就去拜访了赵望云先生和其他画界朋友。在赵望云家里，我们还认识了他的学生黄胄。黄胄同志那时候还很年轻，我们跟他交谈之后，他于1949年的5月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野政治部里，我们一起创办了《人民军队画报》。

1949年8月，兰州解放，我创作了版画《解放兰州》。1949年刚刚解放，我们就创作了新年画。原来的兰州是没有新年画的，都是些财神爷、门神、灶王爷，因此，我们创作的新年画，当年春节就发行了，新年画在甘肃诞生了，我创作的《军民联欢》、《拥军》等作品与群众见面了。“抗美援朝”开始后，我们担负起了抗美援朝美术宣传任务。在《人民军队画报》上连续发表了《黄继光》、《黄继光的母亲》等许多连环画、版画和宣传画。

1955年，我由兰州军区转业到甘肃美术工作室担任主任，兼《甘肃画报》总编辑。1955～1957年，是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我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我们担负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展组织的创作任务。以吕斯百为首，集体创作的油画《瓦子街大捷》是甘肃省在美术创作史上的一次突破。甘肃省从来没有画过这样大的画，我们的画第一次表现了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彭德怀等领导同志。这也是我第一次参与集体创作。这个题材是在我的建议下列为创作计划的，因为我曾亲历过这场战斗。在创作前，我们曾组织画家们到陕北体验生活，这幅油画的创作是成功的。油画《瓦子街大捷》以及我的版画《解放兰州》，都在庆祝建军30周年的第一届全军美展上展出。

转眼到了1957年，形势大变，我的创作也就暂停了。到1963年，才继续恢复了我的创作生涯。“十年动乱”期间，我主要练习书法，书写毛主席的诗词。通过这个时候的练习，我在书法创作上也有一些进步。“十年动乱”之后，我的工作就比较正常了。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之后，我担任了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美协主席等职务。我的创作以版画为主，改为以创作中国花鸟画为主。花鸟画画了很多，都流传到群众当中去了。当然，也有不少作品出国展览，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在全国美展上展览并被一些堂馆收藏。

我与中国画

创作中国画，我主攻花鸟画。我觉得花鸟画是最接近群众的，它与群众的生活是最密切的。因为花鸟画可以寄托人的感情，花鸟画也可以传达给人们喜怒哀乐，有很强的表现力。但是，我的花鸟画和传统的花鸟画又不是很相同，我创作的花鸟画主要表现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力求与时代同步、与群众的思想感情靠近。

对于花鸟画，我不敢说我有自己的风格，只能说我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而追求程度的深浅高低，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所追求的是紧跟时代，群众接受，群众爱看，群众喜欢，画面要深厚，不能浅薄。我们这个时代是丰富多彩的，我对画面尽量要求丰满一些，而不是零零落落、冷冷清清。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都欣欣向荣，特别是经济迅速发展，所以，画面更应该表现得欢乐、灿烂，要具备比较浑厚、欣喜、欢乐、向上、繁荣的基调。人民群众生活安居乐业，事业蒸蒸日上。因此，画面构图也好，深度、亮度也好，色彩也好，都要与群众的心理和感情、与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趋同。

我认为，画画时要有激情，要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要力求画中的寓意、含义深刻，耐人寻味，只有这样画才有看头，才能让人琢磨出味道来。

譬如，我画梅花，旨在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在经历坎坷，人民群众在经历困苦时，像梅花一样抵抗风雪，铁骨铮铮，表现人们群众的高尚与骨气。我也画荷花，因为荷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对事物的象征意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人也要像荷花出水一样干净，所以，我在画荷花的时候，追求的是一种洁净与恬然。我多画莲花，就是希望能够体会出廉洁等一些寓意来，当然，这也是我们传统的美德。

我画画就是为了歌颂广大人民群众。我在画面上题“梅花明月证三生”，就是想说过去也好，现在也罢，哪怕是在将来，我们的人民群众都会像梅花一样傲然挺立，像明月一样光明，这就是我们群众的本质，做人的本质。

我画上的题款，都寄托着自己的思绪。至于表达得是否深刻充分，还需要观者的思索与补充，才能达到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整存在。

我离休后的生活

离休之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建议成立甘肃省书画研究院。书画研究院所吸收的成员，多半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过去都是甘肃省的美术骨干，有美术编辑人员，有美术教育工作者，有美协、文化馆的美术干部，还有一些其他岗位上的美术工作者。大家离退休以后，原来的单位再无力组织、帮助、关心他们美术创作方面的事情了，但他们绝对有能力继续画下去，还会画得很好。而且，他们在岗时，联系过不少群众，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退休后，他们还是大有可为的。

目前书画研究院已经有100多个成员，每个月都进行作品观摩会，每年举办两三次展览，出版几本书画集。

第二件事情是出版《画苑英萃》画刊。画刊不收任何费用，为画家无偿服务，以宣传甘肃、宣传甘肃画家和作品为宗旨，已办了五年，介绍了甘肃省几百位书画家。

第三件事情是成立了一个画室。地方不太大，能挂四五十幅画，可举行一个小小的展览、观摩会、笔会、座谈会。甘肃有些画家还很穷，没多少收入，无力出钱租场地办展览。地县的美术工作者来到省城，可以在画室搞创作，也可以无偿地为他们办展览。

有了甘肃省书画研究院，有了《画苑英萃》画刊，有了画室，就更广泛地为老书画家们提供了平台，对繁荣甘肃省书画艺术是很有益的。

我的“若蝉”人生

许多人问我的笔名为什么叫“若蝉”。“若蝉”是我对自己做人的简单要求。蝉，是夏秋时节在树枝上每天叫个不停的知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蝉。那时，我经常弄点面，洗成面筋，然后放在细细长长的竹竿上，把树梢上的蝉粘下来。我把粘下来的蝉养在缸子里面，或者把它装在一个小笼子里。也有时候，我会在黎明前起床，蹲在树前，等到蝉自己从地下往外钻。从土里钻出来的蝉还不会飞，我就把它抓起来，养护它。

大家都知道，蝉的生长是要蜕几层皮的，药铺里面叫蝉蜕的药，有解热、镇静作用。我总觉得，做人其实也一定要蜕几层皮，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痛苦遭遇。于我而言，正如遭遇的那些不幸、困难，在战争中遇到的危险，每经历一次磨难，我们就要蜕一次皮。人生的坎坷好像蝉蜕皮一样，推陈出新，才能锻炼意志，学会成熟。

蝉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不吃东西，据说它只饮清露，天上的露水和叶子上的露水。我觉得这对人生也很有意义，就是要我们少向他人索取，少给他人增加负担，而应多贡献。我们做人，也要像蝉一样，不要奢求太多。但做起事来，要像蝉的叫声那样豁达、响亮，光明磊落。

“若蝉”便是我对我的人生观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