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陈默

选择央美

我出生在新疆兵团，从中学开始学画，并在团场绘画比赛中得过第一名。恢复高考后，先是在一般高考中考取了塔里木农大，后在征求志愿时我选择了放弃，转而参加自己喜欢的当时仅有的艺术类学校乌鲁木齐第一师范美术中专的考试，从阿克苏考区上万名考生中胜出，毕业后在阿克苏文化馆做专职美术工作。年再次参加高考，当时分别考取了中央美院美术史、中央工艺设计、西安美院油画、新疆师大美术等院校专业，其中三个是绘画和设计专业，央美是美术理论，因中学时代开始偏重文科，在一半喜欢一半懵懂中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后来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艺术实践，也证明了这可能是这辈子选择最正确最没有争议的事。青年时代要有理想甚至幻想，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不可马虎。

北京记忆

三十多年前的北京，比现如今要单纯可爱许多，春天的芳香，夏日的绿荫，秋季的灿烂，冬季的肃穆，人际关系简单朴实，自然环境纯洁宜人。老胡同、旧房子、王府井、天安门、大栅栏、六必居、帅府园、烤鸭店、馄饨候、刀削面、东来顺、美术馆、故宫、博物馆、景山、北海，以及煤渣胡同、金鱼胡同、棉花胡同、南池子、北池子、南河沿、北河沿、皇城根、东安门、百货大楼、东风商场、协和医院、灯市口、老教堂、东单一条、东单二条、东单三条、东四大街、西总部胡同等等，都在位于校尉胡同的中央美院附近周边，伴随了我四年的大学光阴。清早晨练跑圈，傍晚同学结伴满大街瞎逛看粉子，周末在美术馆看展览，到王府井书店排长队买书，去故宫看绘画珍藏展，去人艺看经典剧目。无聊时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扔二踢脚。冬日在北海公园滑冰，秋季去香山长城看红叶画写生，圣诞节在老朱带领下捧着学生证冒充《圣经》，去老教堂混圣餐听圣歌。时不时同学凑钱去东来顺买大桶散装啤酒在宿舍狂欢撒野。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半夜三更与北大清华等兄弟院校同学扯横幅扛大旗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比较过分的一次，是几个系的十几位同学及留学生，在美院学生宿舍楼顶层活动室，喝着啤酒，以反讽方式大唱“语录歌”至半夜，声音太大传播很远，被协和医院告发，民警来美院调查，但同学互相遮掩，老师有意袒护，故而什么也没查出来。那时有些懵懂，有些幻想，但却紧张充实，自由快乐。

开学典礼

社会动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令人无法安静、令人不能不躁狂的时代。《人民日报》发起关于“真理”大讨论；《大众电影》首次出现引发全国骚动的接吻图片；《中国青年报》发起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西单出现的首个民间现代艺术展；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伤痕美术”群体引爆人们的价值观；李小山振臂一呼“中国画穷途末路”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并倡导形式主义探索“’新潮美术”引发的本土现代主义浪潮；《中国美术报》创刊停刊；中国美术馆“首届现代艺术大展”等等，那是没完没了出“事”的年代，是一个国家由封闭到开放不得不经历的“乱七八糟”的年代，应了毛的高论：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凭心而论，没有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就不会有经济、文化、当代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当然话说回来，那个时代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人们的道德水准和单纯度以及教育质量都远超今天，时代是进步还是倒退？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艺术思潮

几乎在我跨进中央美院的同时，久违本土半个多世纪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派、野兽派等等现代艺术流派信息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从邵大箴、李春等先生给我们上课带来的林林总总的现代艺术资讯，到相继在京展出的“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年艺术大展”、“印象派艺术展”、“贾科梅蒂雕塑展”、“亨利·摩尔雕塑展”等等展事，在眼花缭乱中，资讯的密集重叠，让人脑涨心疲，悲喜交织。喜则：在闭关锁国多年，十年“文革”的拖累摧残，国家经济极端落后，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可谓命悬一线，处在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我们需要太多的补课，需要太多的知识信息。他们来了，如狂飙突进，如摧枯拉朽，怎能不喜？悲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良莠掺杂，泥沙俱下。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囫囵吞枣安能不噎？是故，起哄、模仿、跟风成景，热热闹闹，潮进潮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动写照。当然，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与今天差异悬殊，物质生活的贫乏在今天难以想象，但大学生高昂的精神面貌和玩命的学习态度，也是今天无法比拟的。我们当时上课安排很满，晚上抢座位听讲座，周末揣着馒头带着军用水壶在中国美术馆或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呆上一天，看展览、藏画、文物，有很大的紧迫感。“穷日子”下的年代教育，与“富日子”下的当今教育，投入与产出比为何反差巨大？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反思的。

院校联欢

系里春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电视机尚未大面积普及，央视开始搞春晚，其实那也纯粹是为除夕夜有电视人家添点下酒料的闲事，并不像今天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关注越多，诉求越多，歧义越大）。在央美过第一个集体化的春节，便是在温普林、费大为、朱青生、易英等几位学长的幽默而快乐的策划中度过的。首先，他们早早就向全系师生发出通知，大家都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系里的“春晚”，但同时要求各自准备像样的礼品带上。大家暗比才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准备的“礼品”花样百出，有的去商场买来精美礼品，有老先生献上字画，易英则拿出一幅装框考究的写生油画等等，不一而足，甭管贵的贱的雅的俗的大的小的，一律封装编号，在热闹气氛中抓阄抽签礼品易主，惊喜叹气怪叫声混杂，那气氛着实感人。期间，薄松年先生献上笑话，有老先生献上一段京剧清唱，温普林学长献上卓别林片段，我则来一段口琴独奏，有的献上小品等等。

学院墙报

那个时代资讯传播极不发达，《美术》杂志成为大众艺术刊物的代表，也有太过阳春白雪的《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均来自央美，由于发行量少覆盖面窄，终究曲高和寡，受众寥寥。还有半专业的《连环画报》、《江苏画刊》凑数，一些作品传播甚至还要仰仗如《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文字型刊物的封二、封三、封底，谁的作品一“发表”，那个狂热劲能超过范进中举。可以说，当时传媒的落后是与本土经济的欠发达同步的。由于上述原因，催生了央美大门口字楼门脸上的学院墙报。我当时在学生会任职，与学生会主席王水泊以及热心学生工作的朱青生、温普林、刘士忠、李迪等诸位几经商量合计，第一期墙报便顺利出笼了。墙报采用绘制报头、加分栏标题、加贴原稿的形式组成，这其中有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绘画、摄影、诗歌、散文、游记等。印象最深的三件作品：一是轮着墙报周沿写的评论，字转到两边是横的，到下沿是反的，阅读者被迫跟着转圈阅读，其状滑稽。二是温普林的漫画《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将系里的诸位先生和他们班同学悉数画出，个个惟妙惟肖，费大为躺在甲板上抱着“晕海宁”最为夸张，该作品让绘画各系的同学自叹弗如。第三件“作品”是留了个大白框，出题曰：什么是艺术？一周下来，填满了奇形怪状的“答案”，诸如艺术就是非艺术、艺术不是东西、艺术是一泡屎等等“答案”，其中不乏学院一些著名教授学者的手迹。

国庆轶事

组织春游

那个时代的中央美院学生会，据说比现在的央美学生会强很多。那时学生会常组织大家出去踏青逛景，附带着吃喝玩乐，而现在，据说成了政治组织，疏远了学生。当时的美院学生稀少，如壁画系几个年级合计也不过几名学生，雕塑系四个年级合计区区十几人，也就美术史系学生稍多点，整个级各系合计才二十九人。那时上级下拨学院经费每年不变，不与学生人数挂钩，学院又不能收学费，因此少招生或不招生是无奈之举，几乎每个系都会出现缺招一届或两届学生的现象，所以全校学生总数也就一二百人。记得差不多每年开春，学生会都要组织各系各年级的活跃分子出去春游，这一出走，学院内也就空了不少。记得年那次去慕田峪长城春游，范迪安、尹吉南、吕胜中、龙力游、高火、周祁、陈淑霞、金日龙、刘永刚、张露、曲光、周伟、娜尔、刘丽萍、薄建新、曾涛等约三十来个同学，提着双卡录音机，带着啤酒和小菜干粮，在破败荒凉的长城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那种自然、真情、野性、放纵，今天看来有点荒诞奢侈，甚至有点虚无缥缈，但没有理由不怀念那个时代，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

学院剧社

行为艺术

实习花絮

央美当时被全国艺术界誉为皇家美院，不仅仅是其具有厚重的历史铺垫、强大的师资力量、丰富的国内外艺术资讯，还有着令地方艺术院校羡慕嫉妒恨的实习经费。经费按年按人头划到系里，人均一年好几百，这在当时人们普遍月工资三十来元的现实中，的确很有优越感。记得年的实习，是由尚在读研的朱青生给我们带队，在实习准备会上，他严肃认真地宣布了实习纪律，临了，他悄悄提醒大家多带武侠书，少带专业书。在南下的火车上，他自豪地拿出一本《射雕英雄传》向大家炫耀。在南京玄武湖，老朱带大家下湖游泳，湖面大得出奇，多数人只敢在岸边狗刨，我游了不足百米赶紧折回，只见老朱乘风破浪，硬是游到了千米外的对岸，大家看得眼睛都绿了。后来得知，这家伙长在长江边，读大学也在南京，浪里白条之名不虚。在山东四门塔，汤先生带我们爬上高架画洞窟剖面图和平面图。在普陀山海滨，二幼几个泡了海水趴在沙滩晒太阳，结果被烈日灼伤。不管是集体实习还是分散单独行动，不管是去哪座城市，基本上是奔着博物馆而去的。在上海，我们奇怪博物馆怎么会在南京路闹市，餐馆里的跑堂则对我们这些外乡人一人喝十几大杯啤酒大惊小怪。在大连，老旅顺的丰富馆藏远没有长得像火焰一样的松树迷人。在天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地人往往会反向指路。在太原，除了晋祠真的想不起来那座城市的模样了。在西安，老要揣摩兵马俑与关中人的面相关系，为什么几千年没有变化？实习的收获不仅仅是阅历史，还在于阅人阅风情阅社会。

（本小辑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陈默，批评家、策展人，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陈默自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