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笔者当年曾随中共淮安市市委、市政府和周恩来纪念馆、故居的工作人员代表一起进京吊唁，亲历了在北京的邓颖超葬事活动。现在回忆起来，犹在昨天，特撰此文，以纪念这位与周恩来的名字紧紧相连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噩耗传来举世惊

1992年7月11日晚7时，我正边吃晚饭边看央视的《新闻联播》，突然电视上传出了震撼人心的哀乐声，一幅十分熟悉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播音员以沉痛的心情宣告了“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同志逝世”的不幸消息。顿时，一口未咽下的饭沾着我的泪水滚回碗里。

那天晚上，轮到我去周恩来纪念馆担任总值班，可我无法入眠。我想应尽快向当时的中共淮安市委领导人请示，因为淮安作为邓颖超的“婆家”该有个表示才好。我建议在纪念馆内为邓颖超设灵堂，以接待各界人士和游客的悼念。

我的建议被馆领导采纳了。第二天下午，我们着手布置灵堂，拉上了《沉痛悼念邓颖超同志逝世》的黑底白字大横幅，悬挂起一幅24寸的邓颖超遗像，照片上披上庄严的黑纱，像前摆放着长青盆景和鲜花。下午2点，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抬着花篮，第一批走进自己亲手布置的邓颖超的灵堂，随后到来的是中共淮安市委的领导班子……记得当时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周江小姐，她正与淮安市无线电电子设备厂洽谈业务，听到噩耗后立即中断谈判，赶到周恩来故居，在周恩来邓颖超的结婚照前深情地三鞠躬。而当她听说周恩来纪念馆已布置好邓颖超灵堂时，又马上买了鲜花，冒着暑热高温，赶到邓颖超遗像前鞠躬、鞠躬、再鞠躬。她眼泪哗哗地对笔者说：“我爸爸是位老干部，曾在周总理家乡淮安工作多年。他生前多次得到周总理和邓妈妈的关怀。爸爸临终前还对我们说，你们永远不要忘了周总理、邓大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对中国人民的关心、爱护。”

后来，听说在短短的几天内，纪念馆内的邓颖超灵堂一共留下了3万余人哀思的脚印。

“听说你们淮安的同志要来，我们一直在这里等”

7月13日上午，我向淮安市委办公室建议组团进京吊唁，得到了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同意，并将联系进京事宜交由我负责。当晚，中共中央公布了邓颖超生前留下的丧事从简的遗嘱，我考虑到我们如想进京吊唁，就只能走“民间渠道”了。于是，遵照中共淮安市委领导的意见，我拨通了周恩来嫡亲弟媳王士琴家的电话。电话一通，我就听出接电话的是王士琴的长媳刘军鹰。

“王老师能接电话吗？”我忐忑不安地问。

“不行啊，她老人家悲伤过度，加之年事已高，现在不能听电话。”刘军鹰如实相告。

“那么，有关您七妈的丧事活动问谁？”

“那让秉钧来听电话吧。”

周秉钧是周恩来的嫡亲侄儿、周恩寿的长子、刘军鹰的丈夫。当时他是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助理，大校军衔。

周秉钧告诉我，按中央公布的邓颖超遗嘱，不让外地同志来京参与她的丧事，但淮安应该是例外，因为老人家晚年多次提起过她未能去淮安“婆家”的遗憾。不过，周秉钧要求我们必须要在16号前赶到西花厅，因为16号西花厅的灵堂就停止对外开放了。

我赶紧把这一消息汇报给淮安市委领导人，因为那时新长铁路和淮安机场还都没建，也没有京沪高速，赴京的公路路况也很不好，一般带小车赴京都得一天多时间才能赶到，时间十分紧促。第二天，淮安方面就组成了以时任中共淮安市委副书记兼周恩来纪念馆馆长张天民为首的吊唁团，分乘两辆小车，昼夜兼程，赶往北京。

7月15日下午3时许，我们如期赶到北京，顾不上找住地就径直前往西花厅。往日静静的中南海西花厅此时响着低回的哀乐，我们步履沉重地步入西花厅。庭院内，千竹（1994年大修西花厅后，竹林现已不存）垂泪，花木肃立，池水呜咽，连林中的小鸟好像也都忘了鸣叫。

往日周恩来夫妇会客用的前客厅已被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布置成一处庄严肃穆的灵堂：正中屏风中间悬挂着一幅邓颖超亲切、慈祥的遗像，遗像上方是一条“沉痛悼念邓颖超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周围花篮、花圈和各种花束从灵堂前一直摆放到客厅前边的九级台阶之下。两位身材高大的礼兵在遗像前为她老人家最后站岗。张天民率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代表将花篮抬进西花厅前厅，邓颖超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赵炜、高振普和亲属王士琴、周秉德、晋菊清、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以及周尔辉、周尔萃、周华章、周尔均等，都整齐地立于两侧为邓颖超守灵。

待淮安代表献上花篮并向邓颖超遗像鞠躬志哀后，在邓颖超身边工作达38年之久的邓颖超生前秘书赵炜拉着张天民的手，边哭边说：“听说你们淮安的同志要来，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因为你们来自大姐的‘婆家，今天又已经是大姐灵堂接待群众吊唁的最后一天了。”周恩来生前卫士、邓颖超警卫秘书高振普也流着泪说：“大姐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淮安人民对她很关心，几次想去淮安看看，早年是因为工作忙，时间紧未去成；后来退下来了，时间有了，可她老人家又失去了去淮安的身体条件，为此，她很遗憾。现在大姐作古了，我们在西花厅工作的同志都表示一定要去一趟淮安，到大姐的婆家去看看，替老人家还还愿。”

环顾西花厅的庭院，已经是“花”的海洋，从室内到室外，从厅前平台直到台阶下的竹林边，到处摆放着各界人士送来的花篮、鲜花和长青盆景，有署名的，更多的是未留名的。其中有两只花篮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一只是李鹏夫妇敬献的，上下两条缎带上分别写着“痛悼敬爱的邓妈妈”、“李鹏朱琳敬挽”。

看了缎带上下款，我不由得想起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曾对我讲述的在重庆谈判时期的一段往事。当年，就是由他陪邓大姐从重庆到成都，将12岁的李鹏接到重庆，并送进由党在重庆郊区办的育才小学读书的。1945年李鹏即将当兵上前线，由于战士除了背包外还要背米袋、四枚手榴弹和一支步枪，邓颖超担心李鹏年纪小，负重太多会导致行动不便，甚至还可能掉队，她便把自己仅有的一床只有两斤重的丝棉被送给了李鹏。那床丝棉被还是宋庆龄送给周恩来夫妇的珍贵礼品。想着这段如母爱子的生动故事，望着眼前李鹏偕妻送的挽联，我的眼睛湿润了。

另一只花篮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联名送的。这只花篮放置在邓颖超灵堂的左侧，花篮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在场的邓颖超后事小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张学良在台湾得知邓颖超去世的新闻后，非常悲痛，夫妇俩彻夜难眠，迅速联系了一个在大陆的侄女，委托她以他们夫妇的名义到西花厅献上一只花篮，以表达他们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她身上穿着旧西装

吊唁完毕，我们即向守灵人员告别。邓颖超后事小组成员、时任《华声报》社副社长的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一直把我们送到西花厅院门外。这时，我们从她那里获得一个“秘密”：邓颖超的遗体将于17日在八宝山火化。这是唯一能见老人家最后一面的机会，我们当即提出请求：让我们淮安人参加。经周秉德一说，赵炜随即拿出了两张印有“711”字样、7月17日在长安街可以优先通行的特别通行行车证。

我们原定17日上午10点钟从住地去八宝山，可一行人个个早起。6点多钟，笔者拍下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新华门为邓颖超逝世下半旗志哀的照片。这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长达18公里的大街两旁，已肃立着数不清的百姓，他们都在静候着一个伟大英灵的到来。笔者亲眼见到，许多人不住地揩着泪水，宛如16年前人们悼念周恩来的那个动人场景的重现。

上午8点多钟，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赶到北京医院，护送邓颖超的灵柩上灵车。李鹏又专程一路护送灵车到八宝山，他深情地注视着安卧在鲜花丛中的邓妈妈的遗容，泪水汩汩流淌，久久不忍离去。

我们随着人流，一步一挨地挤到了灵柩前，只见她老人家正安卧在鲜花和长青盆景簇拥着的水晶棺中，那么平静、安详。在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身上穿着她穿了30多年的那身黑西装。据赵炜后来对我们说，大姐临终前对她说：“赵炜呀，我走了之后，你们就给我穿那套黑西装，因为我喜欢。”赵炜含泪点了点头。邓颖超辞世后，赵炜翻箱倒柜地找出那套黑色华达呢西装，可打开一看，心都碎了：衣袖已经全破了，西装的里子已经补上了3块补丁，纽扣眼也全脱了线，裤子的补丁更多，裤腰也散了……赵炜忍着泪水叫来几名工作人员，大家一边抽泣，一边怀着对邓颖超的深情厚谊，一针一线地缝补好她最后远行的行装。

从早上9点多到下午5点，几十万人潮水一般涌向八宝山告别室。人们顶着炎炎烈日，冒着酷暑高温，一站几个小时，饭未曾吃一口，水不曾进一滴。由于前来告别的人流越来越多，告别的队伍不得不由开始的两路纵队改为四路纵队，再由四路改为八路，可是告别室外却还是人山人海。由于当时天气太热，实在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只好由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属代表出来反复做群众的工作，一些未能见邓颖超最后一面的群众这才流着泪一再鞠躬离去，以便让邓颖超的遗体早点火化。

西花厅里有说不完的故事

7月18日一清早，我们驱车赶到西花厅，参加邓颖超在北京的最后一项丧事活动：送她老人家的骨灰去天津。

在中南海西北门外，我们碰上了周恩来刚进北京城时期的警卫员韩福裕。当时时间还不到6点，离仪式的举行还有一个多小时，老韩就自动地给我们当起西花厅的导游来。

他告诉我们，西花厅原来是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王府的西花园，清政府还没把它修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北洋政府就用它做了国务院，后来又成了国民党政权北平特别市的市政府。在西花园内有一座主要建筑叫做西花厅，所以，当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选它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时，人们就习惯地把整个院落称作西花厅。

“你们看这院门！”正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西花厅的大院门前，随着老韩的指点，看到大门两旁是两座高高矗立的墙垛，简朴得如同偏远山村的庭院。老韩止步回忆说，周总理住进前，这里就很破旧，但他不让工作人员修，还教育大家说，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上站起来，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我这里能住就行了。直到1960年初，周总理和邓大姐去广东新会蹲点、搞调查，离京有一个多月时间，留在北京的工作人员才背着他抓紧时间对西花厅作了点修葺，并打算把大院门做成拱形，既安全又好看一些。哪知，上边的拱门洞还没搞好，总理已经回来了。他非常生气，说：“我们国家许多地方都要用钱，我这里修这么好干吗？”在他的严厉批评下，只好停工，两个大墙垛也就一直留到今天。

走进西花厅院内，只见亭廊水榭，翠竹幽幽，是喧闹的都市里难寻的一块宁静之处。

边走边说间，我们来到廊榭的北尽头，一座风雅别致的小亭傲然“截”住了长廊，亭内匾额上有3个大字：“不染亭”。据说，这3个字是一位名人留下的笔墨。有人说是乾隆御笔，也有人说是出自徐世昌之手。老韩说，当年周总理、邓大姐工作累了，就由我们卫士陪着散步到不染亭前。总理说，这座亭子可以时时提醒自己，告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尘不染”……

在竹林南侧，我们见到一座锈迹斑斑的手压泵井。老韩介绍说，1959年到1961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和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他主动把自己的每月定量口粮减到15市斤，邓大姐减到只有13市斤（当时国家对他们的每月定量供应的成品粮为26市斤）。为了改善工作人员的伙食，总理和大姐就让西花厅的秘书、警卫和服务员等工作人员在院内种粮栽菜。一次，周总理在工作之余来到院中和工作人员一起用水浇菜，发现大家用的是自来水，他当即说：“自己种菜是好事，但不能用自来水浇地，这样太浪费了。我们应该考虑别的办法，比如说，在院内打一眼井。”

总理说过了，大家浇菜就不能再用自来水了，只好到东边半里地之外的中海挑水或抬水来浇灌。邓大姐见大家很辛苦，就督促大家在西花厅院内打井。不久，一眼手压泵井就打成了。打井的全部费用120多元是用周总理、邓大姐的工资支付的，没要公家报销一分钱，也没让工作人员花上一分钱。大家生活改善了，自来水也节约下来了，可总理和大姐吃西花厅里由工作人员种出来的菜时却仍然坚持按市价付钱，上交国家，两位伟人真正是做到了“一尘不染”。

“还有这西花厅里的这条‘周恩来小道……”老韩正要往下说时，突然被一阵哀乐声打断了，他赶忙收住嘴说：“西花厅里有说不完的故事。”

后来，我又为了此事专门请教了韩福裕。他说，总理由于长期秘密斗争的环境锻炼，加之他工作太忙，便养成了常年夜间工作的习惯。他外事活动、开会等事务也比较多，往往是夜间12点、甚至凌晨一二点才返回西花厅，这时邓大姐和住西花厅的同志都已休息了。我们警卫、值班秘书加上总理几个人几双皮鞋在西花厅院内踩着方砖地，那时的皮鞋底上还都钉有铁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触地声音特别响，几次把邓大姐他们从睡梦中吵醒。她睡眠比较差，一被吵醒便再也难以入眠。

一天清早，邓颖超把韩福裕叫去，说：“韩福裕呀，你们这些为首长服务的人为什么只知道为首长服务而不考虑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休息睡眠呢？半夜三更的，你们的脚步声那么大，把我们吵醒了，第二天我们还怎么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呢？”韩福裕把邓颖超的话如实汇报给周恩来后，周恩来就让工作人员将东厢房内从南到北全部打通，形成一条内部的南北通道。打那以后，凡是深夜归来，周恩来都会带头放轻脚步从这一通道回自己的卧室或办公室，以保证不再把邓颖超和西花厅其他工作人员从睡梦中吵醒。人们认为，这条不长的南北通道是周恩来体贴妻子邓颖超的见证，所以，就将这条通道取名为“周恩来小道”。

送邓大姐远行

我们循着哀乐声望去，原来已不知不觉到了为邓颖超起灵的时间：7点20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平、温家宝、陈慕华和洪学智等沉痛地走到邓颖超灵前，向安放在西花厅前厅的邓颖超遗像和灵骨做了最后一次三鞠躬。

高振普后来告诉我们，1976年1月15日晚，他和罗青长、张树迎等人乘一架前苏联制造的“安—2”农用飞机把周总理的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因为当时未对外宣布，谁也不知撒哪儿了。我们完成这一特殊任务后向邓大姐汇报，大姐非常激动，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实现了！”并随即对秘书赵炜和高振普说：“你们给我把这个骨灰盒保存好，等我到那一天的时候还用这个骨灰盒装我的骨灰。我和恩来共用一个骨灰盒没什么。人死了，骨灰撒了，要那么多骨灰盒干吗。咱们节约点好不好？”于是，我们就把存过总理骨灰的骨灰盒精心保存在西花厅，16年后拿出来仍同新的一样，实现了邓颖超要与周恩来共用一个骨灰盒的遗愿。

跟随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的赵炜、高振普紧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向邓颖超最后一次鞠躬致意。高振普如托千斤似的捧起存放着邓颖超骨灰的骨灰盒，庄重地递给赵炜，然后又双手捧起邓颖超的遗像，转过身来，在两位礼兵的护拥下第一个缓步走出西花厅。

洁白的鲜花，低回的哀乐，模糊的泪眼，沉重的脚步。这时，一只小鸟忽然拍打着翅膀，带着一声凄厉的鸣叫冲出竹林，在西花厅上空盘旋一圈后消失在东南方向。在场的蒙古族歌唱家、周恩来的嫡亲侄婿拉苏荣深情地对笔者说：“鸟通人情，它大概是给老人家引路，先行飞走了。”

整个西花厅的院内，几百名礼仪兵顶着炎炎烈日，人人手托军帽，胸佩白花，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西花厅院内送灵队伍经过的小路两旁整齐地肃立着，间或有人中暑晕倒，但那两行整齐的队列却一直像钢浇铁铸一样。因为他们要表达对邓颖超的敬仰与爱戴：不管谁倒下了，都会有礼仪兵立即递补上来。

手捧邓颖超遗像的高振普走在送灵队伍的最前头，在他身后的是手捧骨灰盒的赵炜，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宋平、温家宝、陈慕华、洪学智等默默跟在后边，周恩来、邓颖超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们也紧紧跟在后面队列中。送灵队伍中除了我们淮安的代表外，还有邓颖超老家河南省光山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以及一些从各地赶来的群众。哀乐低回，一步千滴泪水。从西花厅的前客厅到中南海西北门200多米长的路，送灵队伍整整走了18分钟。

在西花厅的大门外，为邓颖超生前开车的司机张贵州打开了车门，赵炜正欲抬步跨进的时候，一位身穿解放军将军服的女军人突然跨前几步，扑了上去。只见她左手抓着军帽，深情地张开双臂，抱着赵炜手中的骨灰盒，然后把骨灰盒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泪水哗哗地流到了党旗上边。女将军轻轻亲吻着骨灰盒，抽泣着说：“邓妈妈，让我再吻您一次。”人们告诉我，这位女将军就是聂荣臻元帅唯一的女儿聂力。

终于，邓颖超的骨灰盒上了车，缓缓地驶出了中南海的西北门。中南海内送灵的和大门外自发赶来的人流汇集在一起，目送着载有邓颖超骨灰的灵车徐徐远去，直到消失在府右街的南头。

邓颖超走了，她最后前往她生前热爱的天津海河，奔向了浩瀚的大海，但她留给人间的光辉业绩，留给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将永驻人间，她的名字将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永远值得炎黄子孙们怀念。（题图为1992年7月15日，在北京西花厅邓颖超灵堂前：右起秦九凤、晋菊清、刘军鹰、周秉钧、王树荣、朱兆鸿、费爰中合影。）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