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雁

近年来，古籍善本拍卖会如雨后春笋，古籍善本更是交易火爆。其中，清光绪年间黎庶昌于日本编辑精刻的《古逸丛书》拍品成为市场的宠儿。其书开本宏大，字大墨黑，为清末出使日本的黎庶昌搜访在日遗存的中国珍稀善本摹刻而成，仅印制百余部，刻板者为日本著名刻工木村嘉平。

说起这套《古逸丛书》，就不能不提到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又作星吾），晚号邻苏老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及书法家，是乾嘉学派的重要代表，于经学、辑佚、训诂、考据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就。他编绘的《历代舆地图》是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大型历史地图集。

1880年4月，杨守敬受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充当随员出使东瀛，带去个人收藏的汉印60颗、古钱六七百枚、碑拓1.3万余张。在日期间，杨守敬为当时以行草为主的日本书法界展示了隶篆精髓，掀起了一阵“杨守敬旋风”，日本书法界泰斗日下部鸣鹤等人纷纷前来求教、拜师，导致日本书法形成了一场革新，杨守敬也因此被日本誉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

杨守敬在国内就听说日本颇存有中华古籍善本之说，在黄遵宪的指点下，开始游逛东京的书肆。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西方科技知识成为日本上层人士学习的重点，导致很多珍贵汉籍被廉价出售。杨守敬倾囊采购，不到一年就“遂盈筐箧”。

一年后，杨守敬得到了一部日本藏书家森立之与涩江全善等合著的《经籍访古志》抄本，书中详细列举了日藏汉籍善本的目录、成书年代、收藏者等信息。杨守敬受到启发，开始更系统的整理日本汉籍，“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并结交日本藏书家。

杨守敬首先前往森立之处拜访。虽然双方语言不通，但汉字成为沟通的最佳桥梁。于是两人笔谈对于汉籍的搜寻、交易、抄录、校勘和刻印，其记录被辑成《清客笔话》一书传世。据书中记载，一次，杨守敬要买一部汉籍，但森立之以此书为自己所珍爱之物为由拒绝出售。杨守敬开玩笑地写道：“公不让我，他日我不能豪夺，我将巧偷，公其善肋之。”后来经过杨守敬长达八个月的要求，森立之最终还是出售了。

随后，杨守敬产生了将这些古籍汇刻为丛书的念头，他草拟成《日本访书缘起条例》，准备进一步搜求汉籍。不久，新任公使黎庶昌来到东京。黎氏为桐城派文学家，曾出使过欧美各国，见到《条例》大为赞赏，在报告光绪帝后，决定出资辑刻《古逸丛书》，并委托杨守敬全力办理此事。

在收集过程中，杨守敬对“其能购者，不惜重值”，对于藏在日本官方“官庫秘阁”内的罕见珍本，杨守敬则借出影抄，在《清客笔话》书中有一卷，专门收录了杨守敬大量的借书条。对于不能外借的，杨守敬还采取了“照相法”。如有一部影宋本《庄子注疏》系南宋椠本残卷，原有十卷，只存第一、七、八、九、十卷，“每卷首题《南华真经注疏》卷第几，次题庄子某篇某名第几、郭象注，次题唐西华法师成玄英疏”，为日本藏书家新见氏所藏，保存良好，“字大如钱，作蝴蝶装”。杨、黎闻之大喜，多方求购。新见氏认为此书是其先人的遗物，不肯出售。于是杨、黎提出只拍照留存，得到了同意。

对一些收藏者坚决不肯出售的古籍，杨守敬还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所谓以物易物，是指杨守敬用他从国内带去的汉魏六朝碑拓及古钱币、古印章与之交换。如北宋刻本《广韵》就是用印章换来后被刻入《古逸丛书》的。

《古逸丛书》的底本是在杨守敬搜集的图书或根据杨守敬提供的线索所寻访到的一些稀见版本基础上，由黎庶昌挑选决定的。他在挑选刊刻底本时，基本上保留了杨守敬所列书籍。只有一个例外：黎庶昌认为《庄子》一书国内没有传世善本，决定要在日本刻版刊行。黎庶昌曾和杨守敬在日本书肆中买到第三卷《养生主》22页、《德充符》数页，都是新见氏藏本中没有的。但这还不能凑足一部《庄子》。于是，黎庶昌让杨守敬负责把不足的内容用《庄子》其他版本补齐，而这些补充部分刊刻时需要的字型可从其他宋版书中挑拣收集。对这样一个浩大的工作量，杨守敬颇有异议，他认为“刻此书工费浩繁，又集字费力、而所得古书有奇于此者”，因此他主张放弃《庄子》一书，用这些费用和时间刊刻其他书籍。但结果还是按照黎庶昌的要求刻印《庄子》。

在确定《庄子》等《古逸丛书》的辑刻书目后，按照日下部鸣鹤等人的推荐，杨守敬找到了刻工“木村嘉平”。

木村嘉平，也写为“木邨嘉平”，自第一位嘉平由于工艺精湛夺得日本“近代木版雕刻第一人”美誉后，以后四位家族领袖都用“村嘉平”、“村嘉”等为卷末题识署名，因此历史上有五位“木村嘉平”。杨守敬找的是第三、第四代“嘉平”。第三代名房义，研制成功了日本第一套铅活字，他独创“嘉平雕法”，又研习明朝体，人称“嘉平明朝”。第四代嘉平名叫庄太郎，其工艺不让乃父。

两位嘉平在业界信誉高，为人豪爽，且三代嘉平房义富有学养，既能笔谈，还能说汉语，与杨守敬一见如故，据说拍照片雕版一招就是三代嘉平告诉杨、黎的。杨守敬自己也是刻版行家，见到嘉平后，当即提出要看他的刻版水平。嘉平当场刻字，杨守敬非常满意，坚持付给五日元工本费。嘉平却说能得到杨守敬的赞赏已经足够，坚持不收钱，最后日下部鸣鹤在旁强迫嘉平收了钱。杨守敬与四代嘉平的相见也很有趣。在杨守敬第一次去嘉平家时，看到刻工18人正在工作，三代嘉平对杨守敬说18个人中有一个是自己的儿子庄太郎，正带领徒弟们工作，问杨守敬能不能分辨出谁是庄太郎。杨守敬看了一遍18块刻版后立即得出正确判断，当即赢得了众人的齐声喝彩。

以后杨守敬对嘉平信任有加，嘉平也欣然接受黎庶昌、杨守敬之邀，刻印《古逸丛书》，并承接了《庄子》的集字工作。《庄子》一书的一半字为嘉平父子所集，对于无法找到的字，杨守敬就委托嘉平父子仿刻。

此后，杨守敬白天与嘉平一起切磋雕版技艺，晚上则独自校书并撰写校勘札记。他曾对朋友说：“弟近日校书刊书甚忙，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以供驱使。”其严谨的治学精神感动了嘉平父子。而嘉平父子的工作也是尽心尽力，“每一手有修改补刻至数次者”，其工作被杨守敬、黎庶昌所称赞。黎庶昌曾说：“木村嘉平精力过人，能干原本漫患处以意改正，宋人有知当亦首肯。”

《庄子》成书后，其版心下端均有“木邨集字”字样，杨守敬、黎庶昌分别题写了跋文。就在此时，第四代嘉平却因积劳成疾而病殁。杨、黎二人悲痛万分，评价四代嘉平为“日本梓人第一”，称其生命如“昙花一现”，致使“百卉失珍”。在四代嘉平的葬礼上，杨、黎送去挽联，还安排了“中国式哭丧男”为其守灵。

杨守敬在日本将近5年，“刻《古逸从书》26种，购得隋唐逸书百余箧”，所集汉籍刻本数量巨大、部类齐全，而且版本丰富，其中不乏堪称国宝的珍品，此举不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对中华典籍的流传、保存、延续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