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术馆、喜玛拉雅美术馆、先锋当代艺术中心、苏珈美术馆、新天祥美术馆、凤凰艺都美术馆、经典美术馆、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西安馆……从2012年底开始，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国内各地涌现出又一批新的民营美术馆。

上世纪90年代，成都上河美术馆、天津泰达美术馆等被视为第一波民营美术馆浪潮；2002、2003年前后成立的北京今日美术馆、犀锐艺术中心、上海多伦美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等是第二波浪潮的主要代表。

从第一波民营美术馆浪潮开始，艺术与地产的联姻就一直是争议的话题。地产资本在推动民营美术馆短期内迅猛扩张的同时，也陷入了变相追求商业利益的质疑。

与前两轮美术馆浪潮相同的是，此轮民营美术馆浪潮的主导力量依然是房地产资本。不过，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其背后的资本成分已趋向多元化——龙美术馆背后的金融和海外资本就是明显的标识。

这种资本力量的细微变化隐藏着什么样的趋势？是否会给未来民营美术馆的发展带来一些改变？

资本为何热衷投资美术馆

“国内的民营美术馆也可以叫私人美术馆，几乎纯粹是靠企业的投入来运转，美术馆的生命力大部分取决于企业的盈利状况。”北京香山美术馆馆长戚彧在接受《艺术品鉴》记者采访时表示。

戚彧主持的香山美术馆同样是由企业投资建立，每年有限的运营经费常常令戚彧感到捉襟见肘。“企业家在投资建立美术馆时，完全是靠对艺术的热情，真正运行起来，才发现处处都需要钱。”

“建美术馆容易，养美术馆难。”这几乎是所有民营美术馆面临的共同问题。

在第一波民营美术馆浪潮中成立的成都上河美术馆就是一个代表。在同一时期成立的几家民营美术馆中，上河美术馆以定位于国内第一家收藏、展示和研究中国前卫艺术而声名鹊起。成立之初接连举办过“首届上河美术馆收藏展”、“阿尔弗雷德-尔德里卡创作展”等一些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不过，从2002年起，由于出资企业开发的地产销售状况不佳，银行对企业资金使用進行直接监管，出资方资金链断裂导致它骤然宣告停馆。

成都当代美术馆馆长吕澎对此深有感触。他曾经接触到许多这样的美术馆，这种美术馆暴露出最突出的问题即资金的持续性问题。“地产商可以拿出一笔钱修建非常漂亮的美术馆，打造高质量的开馆展，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地产商总是希望将美术馆的开馆和美术馆的存在与他的投资项目甚至整个经济体发生紧密的关联，所以开馆的时间往往正好是卖房子的时间；第二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投资人都会考虑投资周期、投资范围、投资收益的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一个投资者的基本出发点。”

对此，艺术策展人周雷认为，这是国内早期投资民营美术馆的地产商的普遍动机。

曾参与过内蒙古等地多个民营美术馆创建的周雷认为：如果说地产商投资民营美术馆纯粹是为了投资，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在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有艺术情结，但是地产商的这种热情往往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从商业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投资人都会考虑投入回报问题，不管是为了企业的品牌形象还是作为地产项目的衍生物，一旦后续的资金压力超过自己的预期，很自然就是选择撤退。这是美术馆的非盈利性质与投资方追求的‘回报率存在天然的矛盾。”

事实上，如果从地产行业的周期性来看，民营美术馆几波浪潮与资本的密切关系能更清晰的显现。

从2003年开始，地产行业开始进入一个繁荣周期，也正是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5年，中国艺术市场开始进入了一个井喷行情。地产资本在经过短期快速的积累和扩张后，必然要进入不断运作、放大的过程中，艺术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由此，民营美术馆也开始迎来第二波扩张时期，一直到2008年，全国各地民营美术馆遍地开花。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国内艺术市场的虚假繁荣泼了一盆冷水。

“说到底，很多民营美术馆的投资人不清楚美术馆到底是什么，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收藏、参展的地方，甚至有些以为有了美术馆就能办展览，有了展览就能有藏品，更不要说美术馆的研究、教育功能，连基本的专业化运营都谈不上。”周雷表示。

民营美术馆的新“丛林法则”

如何破解民营美术馆的生存与发展难题，始终是业内思考的话题。

原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曾多次表示，国内民营美术馆需要琢磨如何社会化。“美国的私立美术馆，一开始采用的体系就是多家企业联合建造，很容易社会化。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则往往是某一家企业直接给美术馆提供供给，这样风险极大。只有当建立起一种新的运营模式，才能稳定民营美术馆。”

对这一问题，周雷有不同的看法：“中国民营美术馆的问题要放在当下的环境中思考，像欧美私人美术馆的基金会制度这一成熟经验，至少放在现在并不适用。国内的民营美术馆要考虑眼前的生存难题。”

欧美私人美术馆的“基金会制度”是：私人美术馆、艺术家组织、博物馆和另类艺术空间等非盈利社会文化机构一旦注册成功，便能够申请各类政府和非政府基金。这既可以多渠道解决美术馆自身发展的资金，也避免了资本对艺术和文化项目的直接干预。

不过，目前国内还没有通行于欧美多国、针对艺术捐赠或赞助的“同额免税”政策，没法调动社会资本投入艺术领域的积极性。这种政策是向民营美术馆等非盈利文化机构捐赠赞助的个人或企业，可享受免税或减税待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美术馆的自我“造血”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外资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一个常被业内谈起的范例。

依赖尤伦斯基金会资金起步的当代艺术中心，第一年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是8000多万元，此后基金会的投入逐年递减。除了来自基金会的捐助以外，尤伦斯也有部分来自政府和基金的支持，以及某些项目上的品牌赞助，然而在自我造血功能上，除了象征性的门票和会员缴纳会费外，这家被同行视为学习榜样的非营利艺术中心，却是主要靠其艺术商店的收入自行造血。

五年来，尤伦斯艺术商店的产品包括原创设计品、艺术衍生品、艺术设计类图书、独立电影和独立音乐等，并开创了国内限量版艺术品运营的专业化模式。从2008年至今，尤伦斯艺术商店作为内地艺术商店代表甚至参加了迈阿密艺术亚洲博览会、艺术登陆新加坡、香港国际艺术展等国际性艺博会。

在周雷看来，目前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的国内民营美术馆其实可以考虑更多的造血机制，不一定局限在美术馆本身。比如，从文化产业投资的角度来做美术馆，把美术馆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上的一环，通过建美术馆往文化产业延展，以相关产业的发展保证美术馆的资金投入。

“现在国内的政策环境非常适合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文化产业本身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容易争取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周雷说。

在这方面，2013年11月2日开展的南京四方美术馆已经做出了探索。

在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佛手湖畔，散布着四方当代美术馆和另外二十多栋由矶崎新、妹岛和世、Steven Holl、张永和等在内的著名建筑大师自由创作完成的建筑作品，包括别墅式小建筑、会议中心、展览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休闲中心、接待中心等。这正是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的特别之处：作为南京文化新地标项目面世，并非一个单独的美术馆。

而上海昊美术馆创始人郑好则走的是另一条路子。除了建私人美术馆，郑好正在尝试更深入地进入到这一行业，试图打造一个其心目中的文化艺术品的“王国”。2013年初，他与上海外高桥集团联合投资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已经开始运营，该中心位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由上海外高桥国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为运营主体，提供艺术品快速通关、保税仓储、保税展示、外汇留存等服务，这也等于直接击中当前国内外艺术展览的软肋。

“现在的民营美术馆要先谈生存再考虑发展，都生存不下去了，怎么还能坚持美术馆的公益性、学术价值？”周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