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婕，朱成杰

一、《归藏》易的传说及特征

《归藏》是传说中的古易书，与《连山》《周易》统称为《三易》。记载《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 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 周曰《周易》。”又引杜子春云：“《归藏》，黄帝易。”《帝王世纪》曰：“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宋代家铉翁称：“归藏之书作于黄帝。而六十甲子与先天六十四卦并行者，乃中天归藏易也。”

总之，大多数古籍都认为伏羲或神农时代的易学是《连山》，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夏、商、周三代分别行《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四川学者王先胜认为，真实的情况有可能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或炎帝）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夏、商、周分别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1]。

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这段记载是说孔子为了了解殷商之道，到其后裔宋国，得到《坤乾》这本书，郑玄将之视为殷商的阴阳之书《归藏》。根据孔子和郑玄将《归藏》与《夏时》《小正》相提并论，还可以推知《归藏》易与天文历法有关，其根源可能就是上古天文历法[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司马云杰先生认为，最原始的《连山》之易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周易》源于殷之《归藏》，《归藏》源于夏之《连山》，夏之《连山》源于更古老、更原始的太皞伏羲氏族的八卦，即伏羲所作古《连山》，从文化渊源及连续性上说是不成问题的。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对应，因为仰韶文化常见的母题纹饰多为鱼纹、蛙纹、螺纹、菱纹，说明黄帝氏族关注的不是天道法则，而是生命法则，是万物生化之理及生命的垂续延绵。《归藏》起于黄帝，保留着黄帝氏族对生命法则的哲学思考及文化精神。《连山》易作于伏羲神农，而用之于夏；《归藏》易作于黄帝，而用之于商；殷之《归藏》起于纯坤。坤为地，象征着万物皆生于大地，又归藏于大地，大地是造化万物、发育万物而为万物所归者[2]。

《归藏》易的特点就是重坤，所以还名为《坤乾》。坤为地、为阴，故《归藏》易是崇阴贵坤、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王先胜先生根据仰韶文化特征，尤其是庙底沟类型（前4 500～前3 000年）的特征性器物双唇口尖底瓶、特征性彩陶纹饰“旋纹”突出和推崇阴纹（地纹）与黄帝行《归藏》易（崇阴贵坤、贵双）的传说相吻合，从而认为仰韶文化即为炎黄文化[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道家学者胡孚琛先生认为，道家是以老子思想为成熟标准的，后世的道教、仙学皆以老子为尊。老子的道家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原始巫教中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巫术等古老传统；另一个是来自易的古老传统。早在太昊伏羲氏时代就产生了八卦，之后有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易书，皆言易学大道。此后，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3]。

《三坟》是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存有《三坟书》（也称《古三坟书》）一卷。全书分为《山坟》《气坟》《形坟》，分别解说《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气坟》载有“归藏易爻卦八宫分宫取象歌”，歌中罗列了地、天、木、风、火、水、山、金八种物象，遗留了《归藏》易的概貌。歌中有“归生魂”“归育造物”“藏生卵”“藏育化物”等词语，强调土地与事物生长化育的关系。“山气止”“止长植物”“止育润”“止杀宽宥”强调了山地的生殖作用，说明《归藏易》已进入农业发展时期，人们对土地功能的认识和应用已逐渐深化。另外用“气坟”命名，强调了天地阴阳二气的四时变化规律对农作植物孕育、生长过程的影响。这就不难理解，此歌中关于八气的发生、发展和转化过程，都是按“归、藏、生、动、长、育、止、杀”几种动态排列。由此歌可推知，上古《归藏》易，是在农业已有长足发展，深谙天文观测知识的古代文明中诞生的， 它重视大地对植物的育养功能，体现了对天地阴阳化育、生生不息之自然法则的崇尚。

著名易学家，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吕绍纲教授认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4]。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思想首重坤柔，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以崇阴为特色，应该源于《归藏》易。老子之“道”继承了远古阴阳学说的精髓，应是源自于《归藏》的阴阳太极之理。据统计，《道德经》中有五十多处文字应与《归藏》有关。而《归藏》又本于《连山》，这样老子的思想就可以沿着易道溯源至黄帝及太昊伏羲时代， 而这正是易道产生发展的正脉。

之前， 有许多学者已经论证红山文化是殷商的先祖，那么红山文化也应该与黄帝《归藏》易有关。这样老子道家思想也可溯源至红山文化。

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蕴含的《归藏》易架构

牛河梁遗址从早到晚可以统一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下层遗存；第二期为下层积石冢阶段；第三期为上层积石冢阶段[5]。女神庙、祭坛、随葬玉器的积石冢等大型遗存属于第三期， 它们的分布有一定规律，在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 500～5 000年）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大约使用了500年。苏秉琦先生认为， 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当地以龙纹为特征的远古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文明火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6]。当地远古文化包括自8 000年前以来的查海、兴隆洼、赵宝沟等土著文化。以牛河梁遗址为典型特征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所体现的早期文明， 是南北两种类型的远古文化交流、碰撞、融汇的结果。本文试从易学探源的视角，梳理牛河梁遗址群蕴含的由南北两种古文化汇集而来的易学思想及其特征。

（一）本土古文化中的易学萌芽

要证明牛河梁红山文化与黄帝 《归藏》 易有关，就应先证明阴阳、八卦等易学基本观念和知识体系在牛河梁时代就已存在，而且符合《归藏》易的崇阴特征。

阴阳观念于何时产生， 有不少学者仅仅根据先秦文献或甲骨文中未见有“阴”“阳”二字，就认为阴阳观念产生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代，而《易经》和八卦中都没有阴阳思想。王先胜先生称“这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误会”[1]。

古人对阴阳的认识， 应该是对太阳运动规律的观察与体验，如寒热冷暖、白天黑夜。阴阳的原本是阴（暗）、阳（光明）。太阳光的运动形态是波，其实就是S曲线，这是微观本质；太阳直射点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经赤道一年所经过的轨迹也是一条巨大的S线，这也是24节气的来历，应该是S线的宏观本质。上述是阴阳本体论。造成阴阳寒暑的太阳与地球运动， 才是地球上生出万物的根本原因。所以S线其实就是表达阴阳观念的符号。当然，对光波的形状和太阳直射点的认识， 古人不会像今人一样借助于仪器，而是借助于观察。古人的观察有两种方式， 一是用立杆测影对太阳等天体运动的观测；二是通过人体的功能，采用内省内视的方式方法，类似后世宗教中的天眼。

早在距今8 000年前的北方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中就有了龙文化的起源。1994年，查海文化遗址曾发掘一条距今8 000年的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 m，龙头部最宽处约2 m，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身躯呈现明显的S形，这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这种用石块摆塑龙形的习俗， 在与其同时代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中也有发现。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挖掘兴隆洼文化中期大型聚落遗址时，发现相对摆置的2个野猪头骨，头骨后面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成S形躯体，这代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猪龙形象， 具有鲜明的宗教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猪首龙形象[7]。据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介绍， 其中一个野猪头骨后面的身躯已残存不全， 是因出土前距地表太浅已遭扰动或自然破坏所致。若此，笔者认为两个猪首及S身躯应是代表雌雄两个猪首龙。这种认识是基于此前在已发掘的与之同时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 有一座墓葬的墓主与雌雄两头野猪同穴并列埋葬的独特葬俗。以上考古材料说明，8 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先民已经有了用雌雄及S纹表示阴阳的观念。

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上绘鹿龙、猪龙、鸟龙，鹿龙、鸟龙之龙身、尾羽皆以阴阳纹相分， 猪龙之龙身一剖为二，各自再分段分节以阴阳纹相间，这件器物的年代在前5 000～前4 700年间[8]。而且陶尊上的猪龙图案中有明显的S形构图（如图1所示）。这种阴阳纹、S纹的组合应用，与兴隆洼时代的理念一脉相承。

图1 猪龙图案S 形构图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柯资能教授，在2005年召开的25届国际科技史学术会议上，提交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冬至偕日落天象初步研究》的论文，该文提出：“冬至偕日落天象观察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区具有普遍性， 认为在相当大范围内早期冬至偕日落星宿与猪对应， 而夏至对应于蛇， 并形成以猪蛇龙为核心的基于二至星象的礼俗文化。随着时间推移，由于岁差的关系，冬至偕日落星宿从娄宿（BC65世纪）依次推移到奎宿（BC60世纪）、壁宿与室宿（BC50-BC40世纪），这漫长历史时期，娄、奎、壁、室都代表过冬至，所以都被赋予猪的特性。娄为母猪、奎为封豕（圣猪）而壁、室为豕（猪）韦。直到文字文明时期，八卦中代表冬至的坎卦仍然与猪对应。兴隆洼-查海-红山文化系列中出土的猪崇拜、猪蛇龙崇拜就是这种阐释的一个突出例证。”依柯教授的研究可知， 从兴隆洼文化直到红山文化时期体现出的北方猪崇拜文化现象，是基于对冬至、夏至日出日落与星象的观测而形成的。二至代表一年中的阴阳二气，这说明基于对天（太阳）、地（地球）观测的阴阳观念起源很早， 在牛河梁所在的北方地区远古文化中有诸多例证。

（二）牛河梁遗址的《归藏》易架构

易学的核心是太极、阴阳、八卦的宇宙生成运化模式，在红山文化中，阴阳观念的形成应该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动物以及人类生殖性别的认识； 二是对太阳与地球相对运动造成的昼夜、寒暑、四时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最后将二者概括提升为一种阴阳化育生生不息的思维观念， 成为易道文明的重要标志。

1.牛河梁遗址主体设计的《归藏》易理念

笔者曾在《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与彝族历法的关联思考》 一文（发表在本刊2013年第1期）中，阐述了牛河梁遗址主体的易学设计理念。

从宏观上看牛河梁遗址的布局， 其主体是按“东北—西南”的方位走向设计的，这也是根据牛河梁地区的特殊地貌特征精心选址、布局的。在第一地点和第十三地点之间的山冈上分布有7个遗址点，它们多以墓葬性质的积石冢为主。这9个遗址地点的连线就是标准的反S形太极曲线。反S线的东北端，是最重要的女神庙和庙后大型方台；西南端是人工修筑的大型圆祭台。东北、西南这两个在S线两个端点的重要地点属于大型祭坛性质的遗迹，无论从建筑规模和使用性质方面都构成整个遗址群的主体架构。两者一方一圆代表天地阴阳。

笔者根据牛河梁地区的纬度和古今黄赤交角的变化规律， 计算出牛河梁地区的夏至日出与冬至日落的方位角是东偏北、西偏南33°，与牛河梁遗址主体的东北—西南设计方位角（约45°）稍有偏差， 由于整体设计还要考虑与山势地理环境的理念（S形分布的山冈）取得一致，所以，遗址主体设计以东北—西南的方位布局对应了夏至日出与冬至日落的方位。夏至日出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刻；冬至日落是阴气最盛的时刻，各代表阴阳两个半年的阴阳二气。东北方形山台与西南圆形祭台分别代表阴与阳、地与天，其间由7个地点构成的反S形太极曲线恰好代表了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的均匀分布， 其实质就是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移动轨迹。S曲线在这里的应用显然与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一脉相承，但其内涵更明晰和丰富了 （当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花纹中多有S形花瓣纹，牛河梁易学思想的成熟是南北两种远古易文化因素汇聚的结果，这里不再深论）。东北端用代表“阴”的方形山台与夏至盛阳之气匹配；西南端用表示“阳”的圆形祭坛与冬至盛阴之气匹配， 表达了牛河梁设计者协调天地、匹配阴阳的和谐理念[9]。

遗址东北端的方形山台与古代的社祭有关，原始的社多为土神，社就是大地，是生长万物的地方。人们对社的祭祀主要是为了自身繁殖与农作物丰收祈求福佑。女神庙内供奉多尊女神，女神生人与社生万物有相似的功能， 它们共同构成第一地点以“祭生”“崇阴”为特色的祭祀区。在夏至这天，日出向天、阳气盛极之时，以方匹阳，以地（阴）配天， 向女祖神祈求云雨既符合以阴抑阳的祭祀理念，又符合祈地丰年的社祭思想[9]。

上述这些都是《归藏》易的典型特征。

2.牛河梁遗址局部地点设计布局的《归藏》易理念

牛河梁地区早期发现并编号的16个地点中，已发掘的地点共4个， 其中在S形太极曲线上的地点有第二、三、五地点，而第二、五地点规模很大，所体现的易学特征明显。下面分述之。

（1）第二地点的设计布局

第二地点是牛河梁遗址群已挖掘的4个积石冢中遗址规模最大、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其冢、坛结合的设计布局集中反映了牛河梁晚期祭祀理念。

第二地点的总体布局由六个单元组成， 单元一、二、四、五为积石冢，简称为冢1、冢2、冢4、冢5；单元三是圆形祭坛，简称冢3；单元六，因遗迹保存很差，疑似积石冢，简称冢6。这六个单元中的冢1～冢5按东西横向分布，而冢6位于冢3以北。总体范围东西长130 m、南北宽45 m。其中冢3（祭坛）位于第二地点中部，也就是山梁岗顶的中心部位。冢2在其西侧接近于冢3所在山冈的中部，冢3和冢2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处在岗顶的中心位置。冢6在冢3祭坛的正北， 与冢3恰坐落于第二地点的山梁脊部，其地势处于整个地点的最高处。不过冢6破坏严重，仅存南半部，根据西部残存遗迹推断，该冢系正南北向呈方形或长方形。冢内遗物不多，全冢无玉器出土[10]。

整个地点除冢4有早期下层积石冢外，其他地点都为上层晚期积石冢， 而且在晚期积石冢中才有“惟玉为葬”的特点，说明晚期上层积石冢体现了葬制的一种变革， 这也说明上层积石冢的构建从方位布局上是有设计理念的。

第二地点的中心位置是处在山冈梁顶的圆形祭坛，它是用精选的棕红色圭形岩石，尖端朝上围成三重圆坛， 在内石界桩圈与封石之间设置成排筒形陶器。红色象征太阳、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先生考证， 此圆坛为盖天说《周髓算经》中七衡六间图的原始蓝本，即由其核心部分组成的三衡图。小圈内衡为夏至日道（日出日落轨道）；中圈中衡为春分、秋分日道；大圈外衡为冬至日道，这三条日道所表现的二分、二至四个中气，无疑是古人最重视的时间标志。三衡图代表了古代盖天宇宙观。盖天理论的最简单的模式是天圆地方，这一点常被人与“周髀”相互联系，而且把它统统归为伏羲氏或黄帝的发明。“周髀”即是测度日影的表，同时也是方圆画具。中国古人把盖天说的形成上溯到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考古材料表明， 盖天说至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新石器时代已经颇为完善， 并且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最有影响的宇宙学说。牛河梁盖图所表现的五千年前先人对宇宙的认识水平，已足以令世人惊叹！[8]

第二地点的中心圆坛表示太阳运行的轨迹，也代表天穹之中心的穹窿天。可见圆坛是祭天之天坛，犹如后世的北京天坛；北侧的冢6为方形冢，笔者推断该冢也是祭坛的性质，表示地，是祭地之所，犹如北京的地坛。南圆北方。它们同时处在山脊最高处，表示最尊贵的天地。尤其方坛布局在圆坛之北的最高处，与第一地点的大型方台、女神庙布局在整个遗址群最高处，是同一理念。以崇阴为特色。

圆坛的西侧是长方形冢1和方形冢2； 东侧是方圆结合的冢4和长方形冢5。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东侧的冢4上层积石冢也分早晚期，早期为两个圆形冢，晚期最上层为一方形冢。在山冈中心最高处的山脊上，以圆、方形祭坛表示天地。天地为大，所以没有随葬玉器的墓葬。两侧以或方或圆的积石冢布局，上层积石冢墓葬墓主人多为东西向葬姿并以诸多精美玉器随葬，其中必有深意。

既然冯时先生已经详细论证，冢3圆坛是盖天图式，三环表示二分二至的日道，说明牛河梁红山先民对日出日落的观测已是非常成熟了。

根据牛河梁地区的纬度以及古今黄赤交角的变化规律， 可计算出5 500年前的四立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出日落方位角是偏东西向16.5°。立夏、立秋这一天日出的方位是东偏北16.5°；立冬、立春这一天日落的方位是西偏南16.5°。将第二地点的卫星地图放在制图软件中， 将第二地点的卫图照片旋转16.5°，结果第二地点走向的方位线正好在冢2、冢3这两个核心冢坛的中心穿过（如图2所示）。这就证明，第二地点的整体方位布局是按5 500年前立夏、立秋日出，立冬、立春日落的方位设计的。这种设计理念与该地点的核心——冢3圆形祭坛所表示的二分二至的日出日落，在设计理念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性。所以，第二地点晚期上层积石冢以二分二至和四立这八节集中反映了盖天说宇宙观。

图2 第二地点走向方位线

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天文史学家陈久金先生认为， 太极八卦的起源和本原均与十月太阳历和古代天文历法有关，“太极”即一年的通称，“两仪”（阴阳）即古代历法所划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两个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时八节， 先天八卦与季节和方位都是相应的[11]。从牛河梁遗址主体及第二地点局部的设计布局所体现天文观测水平来看， 当时的古人已经对四时八节了如指掌，根据陈久金先生的研究，八卦产生的条件已完全具备。

我们知道， 春分这天太阳东升西落昼夜等分阴阳平和，从这天开始昼渐长、夜渐短，阳气上升，到夏至昼最长，阳气达到极点。从夏至到秋分是阳气从极盛转平和。而在它们中间的节气就是立夏、立秋，这两天正好是阳气渐增和渐减阶段的中气，属于平和之阳气，气候宜人。立夏草木皆绿，大地充满生机， 立秋天气从暑热转凉爽， 人体感受舒适；从秋分这天开始夜渐长昼渐短，阴气上升，到冬至夜最长，阴气达到极点。从冬至到春分是阴气从极盛转平和。而他们中间的节气是立冬、立春，这两天正好是阴气渐增和渐减阶段的中气， 属于平和之阴气，正好是出入寒冷天气的中间节点。

在代表天地的祭坛冢3、冢6两侧，以或方或圆的积石冢布局，实为表示平和的阴阳二气，而随葬玉器的这些男女墓主人， 看来既懂得天文观测又明阴阳之理。

西侧的长方形和方形的积石冢1、冢2表示与日落对应的阴气。而东侧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冢4在上层积石冢阶段的早期，用两个以圆形为主体的积石冢表示与日出相对应的阳气， 与西侧构成阴阳平衡； 二是冢4在上层积石冢阶段的晚期，第二地点的祭祀理念可能发生了变革，冢4上层积石冢的晚期是叠压在早期两个圆冢之上的方形冢。最东侧偏北是“日”字形方冢5，根据其所处的最靠外的位置，该冢应是最后所建。这样中心圆坛东侧在冢4上层晚期阶段又分别用冢4上层的方冢和冢5这两个方形冢与圆坛西侧的两个方冢一道，表示地之气。并以此方形之阴气，匹配天之阳气。这个时期，中间的圆坛就不仅仅代表“天”，还代表了天之阳气。这样，第二地点的设计理念从祈求日出、日落的冷暖阴阳二气平衡和谐，升华到希望天地之气的阴阳和谐， 以实现天地交而万物生的理念。也就是说，有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归藏》易思想了。

第二地点的绝大多数玉器都出土于东西两侧积石冢的墓葬中， 把精美的玉器与使用玉器的地位显赫的墓主人葬在代表阴阳寒暑之气或地之气的西侧， 就说明墓主人要以自身的亡灵以及精美的玉器，平衡自然界的阴阳，亡灵又可通过天地交合而轮回再生。

冯时先生在《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着重研究了第二地点所蕴含的天地交泰思想。《易经》释泰卦：“泰，小往大来，吉，亨”。《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孔颖达《正义》：“所以得名为泰者也， 正由天地气交而生养万物， 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冯时认为，中国古代这种天地交泰思想可以溯源到牛河梁红山文化。

第二地点1号冢4号墓的墓主仰身直肢， 两腿膝部相叠交，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随葬3件玉器，一件玉箍形器横枕于头下， 两件猪形礼玉并排背对背倒置于胸前，吻部向外。《说文·交部》：“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冯时认为，古人以交胫之意寓“交”，应体现了他们对天地之气交泰的独特理解。古人以四肢比四时，以股为表而主气，自可以通过交胫之“交”这种特殊的姿态准确地传达天地交泰的思想。墓主胸前两件猪形礼玉分别代表雌雄北斗，北斗之雌雄正暗寓着天地之气的阴阳，而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的交合也正通过墓主人交胫的姿态得到了表现。而且，这种交泰思想，也体现在第二地点方丘与圆丘的祭祀理念之中[12]。

天地交泰思想是古人重视天地、阴阳、四时之气以及阴阳气交化育万物理念的集中反映。这也正是作为古三坟之气坟——《归藏》易的典型特征。

（2）第五地点的设计布局

第五地点和第二地点一样是从早期遗存开始经历了下层积石冢阶段， 下层积石冢就建在该地点东北和西南两个高点上。在设计建造上层积石冢时，利用了原有下层积石冢的地势方位，在东北高点上修建了一座圆形积石冢， 在西南高点上修建了一座方形（或长方形）积石冢，在两个积石冢之间，修建了一个长方形祭坛，形成两冢一坛的布局[5]。这说明该地点在修建下层积石冢时就已经有了东北—西南的方位设计理念， 而在设计上层积石冢时， 又与牛河梁遗址的主体设计理念十分吻合。与第一和第十三这两个核心地点构成的主体布局走向完全一致。

该地点的地理位置处于与第一和第十三这两个核心地点几乎等距的中间地带， 又是在两个核心地点之间沿反S形布局的7个地点排序的中间，是牛河梁遗址主体布局的中心。该地点的积石冢中心大墓主人左、右手各握有雌、雄双鳖，是牛河梁遗址最高等级的墓葬。说明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图3所示。

图3 第五地点走向方位线

首先，它既是遗址主体布局的中心，又位于反S线上以“唯玉为葬”之礼安葬巫觋的7个地点的中间。其方位走向与整体布局完全一致，可以从这个局部地点透视整体理念。东北方是圆形冢，西南方是方形冢， 在方圆设置上却与整体祭坛的方圆布局（东北方台，西南圆坛）相反，这表明墓主人要与阴阳二气相谐调，既以圆冢配夏至日出方位；以方冢配冬至日落方位。中间的长方形祭坛代表地坛或社坛强调崇阴、重生育化物。东北侧圆形冢的中心大墓主人头朝东南脚朝西北， 左手侧对应遗址主体的西南端第十三地点， 右手侧对应东北端第一地点。

墓中出土7件玉器，全部是黄绿色优等玉料所制。一对圆形璧枕于头下，璧圆像天属阳。一对雌雄玉鳖握于双手，鳖为水族动物，像地属阴。玉镯套在手握雄鳖的右手腕，提示墓主人是男性。右手的雄鳖属阳，对应东北圆冢和夏至阳气；左手的雌鳖属阴，对应西南方冢和冬至阴气，做到局部与整体的和谐一致。放置在胸前的是鼓形玉箍和勾云形玉器。玉箍上下无底，类似彩陶筒形器，表示天地上下沟通，即“天地交泰”。而勾云形玉器，按杨伯达先生的解释即为“云巫”祈雨的玉神器，天地阴阳交泰的结果和表现就是天降瑞雨。这是一种在局部墓穴中所表现出的葬玉理念， 它与第五地点在整个遗址的太极S线中心所表现的理念完全吻合，而且也符合匹配阴阳、祈求云雨的用玉理念。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握于墓主人左右手中的雌雄玉鳖， 也必是墓主生前从事祭祀活动时所使用的重要器物。这一对儿玉鳖出土后，一直收藏在在辽宁省考古所，鲜有深入研究。一些业余学者根据出版的图录，对其有过初步研究，比如根据其造型特征和大小尺寸发现其具备雌雄的一些外部特征，但终因不能亲密接触实物，而不能深入。直到2006年辽宁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辽河文明展”时，才正式对公众展出。此后又于2009年首都博物馆为纪念建国60周年举办的“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良渚博物馆举办的“玉魂国魄——红山文化玉器精品展”等大型展览中展出，才使更多人亲眼目睹这件红山文化国宝， 进而思考它所蕴含的重大文化价值。

2008年11月10日新华网（记者魏运亨）报道：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红山玉器工艺”课题组日前到辽宁省博物馆考察。课题组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等古玉专家， 在发现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龟竟分公母的物证之后， 经反复实验又发现公母玉龟是摞起来使用的。邓聪等人认真观察玉龟的腹部和背部，发现了公母玉龟摞起来使用的微痕，经放大数倍拍照，微痕清晰地显现出来[13]。这个摞起来使用的发现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组成员邓聪、刘国祥在结题总结时这样写道：“我们是次从生物学上按龟形态特征， 把牛河梁第5地点1号冢玉龟， 区分为（M1:7）雌（M1:6）雄龟性别差异，并从制作及使用痕迹推察雌雄交合的接触， 很可能是红山玉器礼制的内涵之一。这一对玉龟在墓中分持于墓主人左右手中， 很明显反映了与阴阳思想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宇宙论中的阴阳思想，这次在红山玉文化中，有了更科学而生动的新例证”[14]。（课题组称龟，《报告》称鳖，本文亦称鳖）

鳖在交配时正是这样摞在一起的， 完成交配后，母鳖翌年受精产卵。鳖的寿命也较长，还可以预报降雨。这对玉鳖， 被证实是摞起来使用这一点，说明了红山人在设计制作这对玉鳖时，首选了鳖的交配繁衍功能，再加上鳖的长寿等特点。这个“摞起来”的使用方式，除了表示鳖交配的生殖活动之外，还暗示了阴阳“交”这一意象。

古人认为是天地阴阳二气相交合，才会降雨，降雨也就是天地交的结果。有了雨水，才有了勃勃生机的绿色植物， 这和动物以及人类的交合而产生后代是一个道理， 所以才有社祭时男女交合的祭祀行为。用一对摞起来的雌雄玉鳖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象。因此，这对儿黄绿色玉鳖既表示出绿色和谐的阴阳平衡观，也表现了天地交泰，生生不息的理念。

另外，这对玉鳖的大小有明显区别，雌鳖长9.4 cm，宽8.5 cm，厚2 cm；雄鳖长9 cm，宽7.7 cm，厚1.9 cm。雌鳖明显大于雄鳖， 雌鳖产卵繁衍，担负生命延续的重要角色， 大小的区别体现了明显的崇阴理念。

在第二地点还另出土一件玉龟壳，黄绿色玉，玉质极佳，无足，背拱腹平，腹部被掏成半球形凹窝。这与盖天说的天盖吻合，王先胜先生就认为，龟（鳖）是北极天盖的物像，也有太极意象。葬单龟者寓意太极、北极，葬二龟者寓意阴阳[15]。《礼统》曰：“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邱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龟的外壳正是盖天宇宙观对天地的一个缩影， 龟壳的中空部分就成了天地之间沟通的空间。

朝阳师专李荣才教授撰文对第五地点出土的这对玉鳖从生物学、古文字学方面做了详细考证，指出龟和鳖是两个物种，而鼋是鳖科的一种，比较凶猛。古人已经把龟和鼋分得很清，两个字在《说文》中分属不同的部首。左丘明作的《国语·卷三》载有“我姬氏出自天鼋”一句，意指黄帝族出自天鼋，天鼋是轩辕的氏族名称、徽号和图腾。商代铜器上有龟形纹朝拜人形纹图样，学者释为“天鼋”，为文字或族徽（子黾父乙彝、子黾父癸，见《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先生对此铭文解释说：“天鼋二字，铭文多见，旧译为子孙，余谓当是天鼋，即轩辕也。”认为天鼋就是轩辕[16]。李荣才教授据此认为，第五地点出土的玉鳖应命名玉鼋，并与黄帝相关联。笔者看来，这也说明《归藏》易、商族、黄帝、牛河梁之间的文化关联。

玉鳖是巫觋生前使用的重要器物， 死后它们又被随葬在第五地点这样特殊重要的位置， 同时还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 这就是整个遗址所表达的《归藏》易思想，红山人的宇宙观和信仰都浓缩在这对摞起来的雌雄玉鳖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玉鳖代表了阴阳之易，和谐之礼。它们在入土前可能在无数次重大的祭祀活动中， 担当了大巫实现信仰诉求的重要玉神器功能， 入土后又被深深埋藏在牛河梁遗址易理架构的中心。联想到商代甲骨文所用龟甲，以及道家所本的商易名曰《归藏》，归，龟也。或可认为《归藏》与红山文化这种“龟易之道”有着渊源关系。

3.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蕴含的易学思想

牛河梁及其他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中有“并封”类玉器，如双龙首璜形玉、双熊首或双人首三孔器等；有成对出土的玉器，如玉璧、玉镯、玉龙、玉鳖等。沈阳颜祥富先生对其做过细致的观察、分辨和分析，发现它们在大小、形态、风格、气韵等多方面都表现和表达了阴阳观念、阴阳思想[17]。

动物类佩玉，表达了人类对动物的热爱，并分别以地上动物（猪、龟、蚕等）和天上动物（天鹅、鸱鸮、鸟、鹰等）表示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并把他们抽象为龙、凤两大图腾，与地、天，阴、阳对应。尤其第二地点1号冢23号墓出土了一件鸟兽纹玉珮（如图4所示），为黄绿色玉，正面光润圆鼓。珮体依其造型的外部轮廓， 以阴刻线纹雕琢出相互组合的一鸟一兽。红山文化考古专家郭大顺先生结合牛河梁出土的其他龙凤单体玉器的情况， 认为可视作一龙一凤，故将其命名为龙凤珮[18]。二者相互依附，生动传神，设计极具巧思。该玉珮出土于墓主人腹部，横置，正面朝上，凤鸟朝墓主人头部，龙在下。左边的龙首吻部朝上向天，凤鸟的啄嘴沿着龙的下颌底部向下朝地。表示天地交泰，阴阳交合，龙凤呈祥。龙凤均是S形卷尾，体现了红山文化以S线表现阴阳观念的成熟理念。龙凤组合说明两者均已从单一的表示阴或阳的动物系列里抽象出来，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赋予了他们阴阳和谐的人文理念。既表现出天地自然的均衡和谐，又表达了人对与自然取得和谐以及佩戴者对身心和谐的愿望。这件玉佩的构型理念，可以说是浓缩了红山玉文化的精髓，全方位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用玉理念，即阴阳和谐的玉文化。彰显出成熟的易学观念。

图4 鸟兽纹玉珮

三、结语

牛河梁遗址从宏观整体及局部的设计布局到微观的玉器形制，无不体现出《归藏》易的特征。牛河梁蕴含的易学思想是仰韶文化与当地远古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 是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南北两种易文化传统汇集的产物。其显著的《归藏》易思想，上可承伏羲、炎黄，下可接殷商、老子，是道家易学上下传承的重要节点。它为现存的易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提供了距今大约5 500～5 000年间的独特证据。牛河梁遗址的价值从中国文化寻根的视角远比文明探源更具实际意义。所以，牛河梁遗址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寻根之地，也可以作为人类寻归和谐信仰的圣地， 完全可以成为世界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遗产。

[1] 王先胜.炎黄大战论证3：“三易”传说与炎黄文化考古探讨[EB/OL].[2008-02-01]http://wangxiansheng.blshe.com/post/3949/158939.

[2] 司马云杰.大道运行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113，79.

[3] 胡孚琛.21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中国道家文化的综合创新[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1-11.

[4] 吕绍刚.《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J].周易研究，2001（2）：57-62.

[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469，349.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1-122.

[7] 丁铭（新华网记者）.红山文化玉猪龙与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一脉相承[EB/OL].[2007-07-21]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7-07/21/content_6408865.htm.

[8]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8.

[9] 朱成杰，董婕.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与彝族历法的关联思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1）:49-54.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215.

[11] 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2）:97-112.

[12] 冯时.天地交泰观的考古学研究[C]//杨伯达，郭大顺，雷广臻.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219-230.

[13] 魏运亨.学者披露：红山文化公母玉龟摞起来使用[EB/OL].[2008-11-10]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10/content_10332898.htm.

[14] 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C]//刘国祥，邓聪.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89.

[15] 王先胜.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内涵探讨[C]//杨伯达，郭大顺，雷广臻.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73-203.

[16] 李荣才，王兴杰.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龟”或“玉鳖”应更名为“玉鼋”及其价值问题的思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34-136.

[17] 颜祥富.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J].收藏,2007(6)：104-107.

[18] 郭大顺.龙凤呈祥——从玉龙凤看红山文化在中国文化起源史上的地位[J].文化学刊，2006（1）：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