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一年多前，国内一位知名企业家关于中国不能搞一人一票民主制、只能让精英投票的言论，也许不少人都还记得。近日在一个小范围的聊天氛围下，这位企业家说起了其实他之前谈中国现在不能搞一人一票民主制，是源自和北京大学一个经济学教授对保障房的讨论。他们讨论后认为，现在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如果一人一票搞民主，必然是多数人赞成把城市里和城市周围的高尔夫球场填平了建保障房、廉租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人一票制下，那些赞成把城市高尔夫球场填平了建保障房、廉租房的人会被选上，而不是那些要保留高尔夫球场不建保障房、廉租房的人被选上，考虑到类似这种的投票选举结果，让这位企业家反对一人一票的民主制。

民主制可能使公共土地政策改变对保障房项目和高尔夫球场的供地优先次序，这位企业家的解释让我想起了世界民主化经验中，一段由带有保障性质的公租屋建设所标示的民主化历史，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闻名于世的 “红色维也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步入了民主共和体制。随着第一次所有成年人都参加的民主普选，维也纳就迎来了她的历史性的“红色维也纳”时期。通过民选而在维也纳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到1934年的“红色维也纳”，兴建了大规模的面向各个行业的受雇佣劳动者的公共租赁保障房，让劳动者的住房支出降到了生活支出的4%，与私人住房市场上要占到劳动者收入的30%的租金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公屋项目，也给维也纳的市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因为成功建设了大型公共保障房社区，维也纳一时间也成为了欧洲的民主化榜样。日后将要崛起的像卡尔·波兰尼和哈耶克这样的学者那时都在维也纳。那时，时常和好友抱怨红色维也纳的大型公屋和受雇佣劳动者选票的哈耶克，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打定了他余生所奉持的反工会、反劳动者团体的立场。但是，对于卡尔·波兰尼和其他更多切身经历过红色维也纳时期的学者来说，红色维也纳代表的是民主自由和社会文明的一个崭新阶段。虽然之后经过波折和战争，二战后的欧洲恰恰仍是沿着与“红色维也纳”时期相同的社会政策导向继续发展的。

红色维也纳的末期，在奥地利联邦层面掌握了执政地位的右翼党撕毁民主共和协议，关闭议会、取缔镇压反对党派，大肆搜捕社会民主党，并以重炮火轰炸公屋社区，以平民生命来胁迫在维也纳本来享有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放弃抵抗，离开奥地利。之后，奥地利右翼独裁党和极右法西斯结盟的政权最终在二战中被摧毁。1945年，当维也纳的市民重新获得民主投票的自由后，在维也纳100个议席的竞选结果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58个席位，右翼的奥地利人民党赢得了36个席位，还有共产党赢得6个席位。重获民主自由的维也纳人，欣喜地迎来了社会民主党的回归。

回到开头那位企业家的话题上来，从欧洲的民主经验来看，真正的左翼赢得选举获得执政地位后，右翼就是要遵守民主契约的。即便选举出来的多数民意与自己所处的集团利益不利，或者自己不认可，也要遵守规则，要么按民主程序征集足够民意从头再选，要么就接受执行自己不喜欢的公共政策，而不是认可暴力去推翻民主选择的结果和全部民主程序。专制、独裁或者威权，非民主体制本质上都是由暴力（军警）维持的。民主是一个暴力退出、契约进入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那些表面上呼叫民主自由但是又打定主意民选之后绝不接受左翼执政和左翼政策的人，根本没有对自由结社和民主投票意味着什么做好准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