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在瑞金召开的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围剿’的总结”。如严格按语法表述，这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虽然，用博古的话来说，这只是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的一般的简单的总结”，但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得到一些并不一般的简单的信息和认识。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严峻形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与前三次反“围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敌方， “围剿”历时之久，范围之广，投入的兵力、财力、物力之多，战略战术之变，均大大超过了以前；其先折损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再取中央苏区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我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惊人的生长与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为反 “围剿”提供了更坚实、强大的基础和保障，造成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动员，建立了更统一、有效的指挥和协调。所有这些，都大大优于以前。

另外，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迁入红都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无由参与对第四次反“围剿”的领导，这也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在没有毛泽东指挥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竟也取得了空前伟大、令蒋介石伤心透顶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