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探讨那些在今天，即二十多年后看来可笑的问题，他们花费了多少青春的时日、朝气蓬勃的精力和智慧啊！有多少次热血沸腾，又有多少次彷徨于迷途……然而这一切没有白费，它造就了一批最热情、最高尚的活动家。

19世纪，是俄罗斯现代精神启蒙的高涨时代，亦是其文学力量参与社会变革最疾猛的岁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一茬茬的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运动风起云涌，文学犁刀对民族土壤的揳入之深、辐射之强、能量之巨，皆举世罕见。

这应归功于文学批评。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能有如此光芒，多亏了它自身诞生的批评家及其激烈的呼啸，多亏了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正是这些忠诚于信仰和理想的生命圣徒，为一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匡扶着结实的现实主义之路，使文学青年们的热量不致于白白虚掷，不致于无谓地浪费于祖国的命运之外。

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向我们展示了19世纪30至50年代的文学生活图景。其中，最令我迷醉和神往的，当属别林斯基小组聚会的那些章节——这也是让我的灵魂最感明亮和欢愉的部分。

巴纳耶夫自1834年在《杂谈》上第一次发现别林斯基的文章（《文学的幻想——散文体哀歌》）起，即被强烈地吸引住了：“它那大胆的、最新的精神……这不就是我许久以来渴望听到的那种真理的声音吗？”“读完全文后，别林斯基的名字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珍贵……从此，再也不放过他的每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