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

他是香港的标志人物之一。他是香港的一个时代符号。

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邵氏称霸香港影坛20年。那个时代香港人的青春岁月都与邵氏电影融为一体了。

到上世纪80年代，邵逸夫从电影界中慢慢抽身，入主香港TVB（香港无线电视），于是，这位主导了香港数百万居民及无数海外华人眼球的影视大亨，数十年间建造起一个影视帝国，积聚起百亿以上的财富。

邵逸夫电影帝国的起点，应该从他50岁那年登陆香港开始。

1957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到香港，以知天命的年纪创立生平第一个真正由自己掌控的公司：“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此前，香港已经有了一个“邵氏父子公司”，掌门人是他的二哥邵邨人。

那时他已经在商界江湖中闯荡了30多年，积累下自己的经验、人脉和财富，只不过这30多年他大部分时间是跟着三哥邵山客在新加坡办“南洋邵氏兄弟公司”，在南洋诸国打下了华人电影的一片天地。

知天命年登陆香港

1907年，邵逸夫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父亲邵行银祖籍宁波，经商有道，在上海开的染料行颇有名气。邵逸夫是邵行银8个子女中的老六，这也是他后来被称为“六叔”的原因。在邵家，老大邵醉翁热爱文艺，在他的带领下，邵家的男孩们都进了娱乐圈，后来做的也是文化生意。

邵醉翁本名邵仁杰，邵逸夫本名邵仁楞，他们后来的名字都取自陶渊明的田园诗篇。邵醉翁原本学的是法律，做了几年律师后转入金融界，可他偏偏志在演艺，从收购上海滩法租界中一家娱乐场所“小舞台”开始经营艺术，从此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还影响到几个弟弟。

邵逸夫从小念书用功且成绩优秀，中学时代在美国人开办的“青年会中学”里学得一口流利英语，而且迷上了刚刚传入中国的电影艺术。1925年，邵醉翁创立第一个邵氏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亲任总经理兼导演，邵家的几个兄弟都到公司干活，二弟邵邨人当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部经理。而六弟邵逸夫还是中学生，念书之余管理道具打扫卫生无所不干，其间抱着摄影机学拍摄，也练习着写些剧本，“玩票”玩得兴趣盎然。

1926年，中学毕业的邵逸夫放弃考大学，来到新加坡加入了三哥邵山客的团队，那年他才19岁。从这一年开始，邵逸夫经历了商海的残酷竞争，二战的生死磨难，到了1957年的时候，“南洋邵氏兄弟公司”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国拥有了电影院130多家，大型游乐场十多处，在亚洲电影业中举足轻重。

但人到中年的邵逸夫此时却受命要去拯救家族在香港的事业。当时，二哥邵邨人的“邵氏父子公司”在香港处境艰难，邵邨人也萌生退意。对于邵逸夫，接过这个事业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机会。

邵逸夫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香港向来是商界大腕们龙争虎斗的战场。当时邵逸夫的第一号强敌就是陆运涛的“电影懋业公司”（简称“电懋”）。陆运涛的家族背景是财大气粗的南洋“锡业大王”，他本人在英国剑桥念过文学和历史，接管父业后仍醉心艺术与电影，邵逸夫在南洋时，就曾与他在经营影业院线的竞争上交过手。陆运涛较邵逸夫早两年登陆香港，1956年，陆运涛在香港成立“电懋”，把邵逸夫的二哥邵邨人逼得无力招架。其麾下云集包括张爱玲在内的华人编剧名家，女明星的数量也远大于邵氏公司。

后来在邵氏公司里挑大梁的著名导演李翰祥曾描述过邵氏当初的窘境：“刚到香港，还真有些寸步难行的味道，想请大明星吃饭都要百般迁就，因为试请过几位大明星一块儿到他清水湾的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

在这种情势下，邵逸夫为何敢坐上香港影坛的头把交椅？

有人给出两个原因：第一，他已经积累了自己的原始资金和经验，来港并非白手起家，他可以通过香港银行源源不断地从新加坡调集资金；第二，他的性格、天资和对电影的无比热忱。

爱电影，但拿它当生意做

邵逸夫到香港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片场。这是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做的事。他选定的片场地址在清水湾，那是二哥邵邨人已经买下的一块80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当时还全是荒山，他用32万港币转买到自己名下，历经7年，终于建成当时亚洲的最大影城。

为什么一定要建片场？香港电影资料馆的资深研究者罗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邵氏院线（特别是在南洋的院线）全面供片不足。“1949年之后，出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生产的影片无法供应南洋国家，而香港的邵氏公司生产的影片，又远远不敷需求。”对于邵逸夫来说，要想做电影，光做发行是不够的，因为电影业的龙头是制片。手里有一批自己拍出好片子，才真算是电影大亨。他在电影业上的志向，远比他的二哥更高远，这也看出邵逸夫对电影的一种真实热爱。

后来邵氏电影公司的台柱子之一，著名武打片导演张彻曾经回忆过，那时的邵逸夫9点钟一定出现在办公室，每天工作16小时。工作主要内容之一，是大量看电影。他到了六七十岁时，还每天保持看3部，而最高纪录是一天看了9部——那至少要花十五六个小时。80岁前，他每年大概要看六七百部电影，从中掌握世界电影的趋势。他自己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

而对手陆运涛与邵逸夫的不同在于，剑桥大学毕业的陆运涛更醉心是相对纯西方式文学艺术，而邵逸夫则传承了邵氏家族务实、灵活、节俭、稳健、勤奋等传统经商理念，在经营中始终保持在商言商、不唱高调的特色，他爱电影，但拿它当生意做，追求利润最大化。

邵逸夫的“邵氏兄弟公司” 1958年在香港正式成立。他开始大量地看剧本选题材，力图拍出一部逆转潮流的力作，奠定“邵氏”的基本阵脚。许多作家剧作家送来的艺术性浓厚的本子他都没有挑上，他要选择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30年来在南洋，邵逸夫一直在经营电影院线，这种历练造就了他异常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一眼就能看出这个本子是不是有票房，这也是他的对手陆运涛所不及的。

这时，正逢一部大陆拍摄的黄梅调影片《天仙配》在香港放映。这部严凤英主演的影片当年之火热，今天中年以上的内地观众中还都能哼出几句片中插曲，在1957年的香港它也一时风靡。邵逸夫有种预感，这种黄梅调影片将会大行其道。当时邵逸夫手里刚好拿到一个名叫高立的作者写的《貂蝉》剧本。他决定，让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李翰祥来导演这部黄梅调影片。

以三国时貂蝉故事为题材，历来在京剧和昆曲中出过诸多名作，为什么不选择拍京剧片，要拍一个地方小调式的黄梅调？这个问题后来张彻曾直接问过邵逸夫。邵回答得很直接：“京剧不是自然发音，不懂的普通一般人不能接受，黄梅调是自然发音。自然发音的歌唱就能让普罗大众朗朗上口，跟着学唱，蔚为流行。”

事实证明了邵逸夫的直觉。《貂蝉》一炮走红，在1958年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上获了五项大奖，票房超过30万港币，创国语片在港的新纪录。第二年，李翰祥再拍黄梅调影片《江山美人》，上映仅一周票房就冲破40万，且再得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

从此黄梅调影片在香港蔚为潮流，一时间有“无片不黄（梅）”之说。到1963年，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成为黄梅调影片的登峰造极之作。《梁祝》不仅红透香港，而且横扫台湾及东南亚，拿下台湾金马奖的四个奖杯。在台湾众多的《梁祝》狂热粉丝中，就包括了日后的著名导演李安。多年后，李安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特别声明他的《卧虎藏龙》中有很多镜头是模仿李翰祥的《梁祝》，他说，这是一部对他影响最大的影片。

恶性竞争

当李翰祥拍《梁祝》时，另一队人马也在抢工，那是邵氏电影的头号对手“电懋”的《梁祝》剧组。当邵氏方面得知，电懋在这部《梁祝》邀请到电影巨星李丽华和尤敏联合主演，由李翰祥的师傅之一严俊执导，阵容空前强大时，便决定这边的《梁祝》要以闪电速度抢拍出来。

于是邵氏腾出了所有的摄影棚，李翰祥带领着五六名导演同时开工，不可思议地，竟然在两周时间里完成了这部大型彩色影片的拍摄。邵氏《梁祝》上市并大获成功，电懋不得不将《梁祝》推迟了一年多才得以上映，虽说拍得清淡优雅，但可以想见，已经无人问津了。

这是香港电影史上商战白热化的典型一幕。此后邵氏与电懋这对冤家之间，“双胞胎案”接连不断，这次如果邵氏得手，下次电懋一定还以颜色：1964年，双方又抢拍张恨水名著《啼笑因缘》，邵氏为占先机，组织集体导演，早于电懋一个月上映，电懋的影片在台湾公映时被迫改名为《京华春梦》；次年邵氏宣布了拍摄《宝莲灯》的计划后，电懋如法炮制，动员多路人马抢拍这一题材，终于占据了上风。

竞争无处不在。双方都明白，明星乃是当家之宝。邵逸夫建立起他的“邵氏兄弟”之后，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把原属电懋的林黛签到了手，邵逸夫开出的价码相当丰厚，是林黛在电懋时的两倍。而林黛投奔邵氏后，接连在《貂蝉》《江山美人》《金莲花》等片中担任主演，又获得亚洲影展最佳女演员奖，成为香港影坛的头面招牌，为邵氏挣得的利润不知是片酬的多少倍。

电懋也不手软。他们把邵氏门下的女星乐蒂——当时与林黛齐名——挖了过去，一时间，李丽华、凌波、及至导演李翰祥等都是双方争抢的对象。

恶性的竞争，亦成为香港的大小报刊津津有味地每天大炒的娱乐新闻。此时，双方的领军人，邵逸夫与陆运涛都已经认识到，再这样下去将是双输的结果。

1964年3月，电懋和邵氏在当时的港九影剧自由工会主席胡晋康的主持下，签订了“君子协定”，宣布：一、不拉对方公司的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二、不再闹双胞案，每一月或二月，双方制片部门的负责人以茶叙方式会面交换意见。

然而，又过了三个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结束了这一切。1964年6 月20日，在赴台参加第11届亚洲影展的观光旅途中，电懋的陆运涛及若干高层王植波、周海龙等人遭遇空难，当场全部殒命。此后，邵氏的头号竞争对手不复存在，“邵氏兄弟”开始了称霸香港影坛的时代。

老板与他的打工仔

今天回顾邵氏电影领衔香港影坛的那20年，有两位大功臣不可忽略：李翰祥和张彻。前者主持了红极一时的黄梅调电影，后者是黄梅调影片衰落后崛起的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当然，在邵氏走红的年代里还有一位幕后大英雄：邵氏公司里曾做到第二把交椅的邹文怀。

邵逸夫在慧眼识才上具有优秀企业家的本能，这些人都是他亲手挖来，破格重用，但是这些人，却又先后离他而去。商场上常见到的人事纠葛，邵逸夫并不能幸免，而且因为做的是娱乐公司，这些事情也成为公共话题。

李翰祥是邵氏兄弟的头号功臣。当初，邵逸夫从二哥邵邨人的手中接过的班底中，就包括李翰祥，但那时的李还名不见经传。从拍《貂蝉》为邵氏奠定了立足根基开始，李翰祥越来越得到邵逸夫的器重，他也有了创作的巨大舞台，接连为邵氏拍了《江山美人》《杨贵妃》《武则天》《梁祝》等一系列名作。可一旦成名，就开始不断有人挖他。李翰祥自己也觉得，自己在邵氏公司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不甘心就这样当打工仔。在1963年下半年，他从邵氏出走，险些还带走了一支包括明星凌波在内的演职员团队。这是邵逸夫登陆香港以来遭遇的头一次重要手下出走，他不能接受这种挑战，态度强硬，不惜将李翰祥告上公堂。然而，8年后，当李翰祥出去创业失败处境艰难希望再回邵氏公司时，邵逸夫将前账一笔勾销，再度接纳了他。

在李翰祥出走的前后，正是张彻来邵氏的时候。邵逸夫挖张彻加盟，是看中了他写的影评文章，有见地、敢说话。进邵氏最初张彻是作为编剧部主任，而他真正开始在影坛叱咤风云，是在1967年拍出了《独臂刀》之后。这部武侠片票房破了百万，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邵氏从黄梅调电影开始向新武侠片转向。

张彻后来拍武侠片一发不可收，《大刺客》《独臂刀王》《死角》《马永贞》《刺马》……缠绵婉转的黄梅调被血脉贲张的男儿打斗所取代，香港影坛新派武侠片的时代到来了。

成为武侠片的一代宗师以后，张彻的脾气也变大了。他迟到，在片场时总是大喊大叫，稍不顺心就破口大骂。后来他为求产量，只是让手下的导演去现场，自己只在剪片室中看看粗剪的毛片而已——但邵逸夫对这些都是一笑置之。

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止张彻的出走。1974年张彻第一次离开邵氏，三年后落魄返回，邵逸夫仍然收留，1982年，他再次离开了邵氏。

相比李翰祥和张彻，邵氏公司曾经的二号人物邹文怀离开公司后，就再也没回来。这位前美国新闻处驻香港职员被邵逸夫高薪聘来后，先担任宣传经理，后升为制片经理，再升为副总经理兼制作部经理，其在邵氏的重要地位可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而且，与李、张离开邵氏后便赴台湾发展不同，邹文怀离开邵氏后就在香港本地与邵氏对着干，他创立的“嘉禾”最终成为邵氏的最强有力对手。

人们看到，嘉禾后来的崛起，与它摒弃了邵氏严格控制演职员的“合约制”制度有关，嘉禾的用人机制更加灵活，给演职员的自由空间要大得多。

对于邵氏的后来失误，大家的看法一致：当另一位武侠片开山人物胡金铨为邵氏拍出历史性的第一部新武侠片《大醉侠》后，邵氏竟然不予重视听凭他出走；李小龙从美国回来前，曾向邵氏提出片酬1万美金后被邵氏轻蔑地拒绝，声称只能付2500美元，导致李小龙被嘉禾拉走；后来邵氏又拒绝了正开始走红的喜剧演员许冠文的分红要求，让许也投了嘉禾，被对手嘲笑为“捉到鹿却不懂得脱角”。

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末，邵氏的电影终于开始走下坡路了。

百岁富翁的圆满人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认为，邵逸夫高度集权的家族式管理已不能适应后来香港影业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邵氏电影承袭的是从当年旧上海带去的电影风格，拍的片子也以国语片为主；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观众已经成长起来，真正的香港本土电影亦开始成型，那些讲粤语的港片在八九十年代焕发出光彩，创造出香港电影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当然，香港本土电影的崛起，也离不开邵氏电影在五六十年代的铺路奠基，有许多业内行规都是从那时沿袭而来。

今天回望香港的文化史，邵氏公司确乎是在创造某种奇迹：邵氏电影衰落了，但邵氏公司却仍是一棵长青树。

邵逸夫是一位精明、务实的商人，在发现自己在电影制片上已经显出颓势后，很早就在寻求转向。他看好的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电视业，他开始不断购进香港最大的电视公司TVB的股票。1980年，TVB的首任董事局主席利孝和病逝，邵逸夫以TVB的最大私人股东的身份接任了这一职务。随后他集中力量经营TVB所属的明珠台（英文台）和翡翠台（粤语台），创造了一代电视王国。

接任TVB主席时，邵逸夫已经73岁，越来越多的直接管理工作落到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夫人的方逸华女士的身上。TVB在经营策略上一如既往地秉承邵氏公司的传统：重视造星，香港无线的艺员培训班被喻为“港星摇篮”，培养出周润发、黄日华、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等男星和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等一代“香港阿姐”。而与亚洲电视的商战，也如同当年与电懋的一般炽烈，激烈的竞争也催促一大批经典电视剧出笼，如《上海滩》《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射雕英雄传》等。这些当年占据着香港市民业余生活和精神寄托的电视剧，进入到中国内地，同样也成为了一代中国内地观众们的成长记忆。作为香港电视业的老大，TVB长年拥有港岛八成以上的收视率，所出产的电视剧销至全球华人世界。

邵逸夫半个多世纪究竟创造了多少财富？根据2009年的统计，邵逸夫个人名义资产超过100亿港币，包括持有邵氏股份74.58%、透过邵氏持有26%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及在美、加及欧洲等地的大量私人资产。邵逸夫的财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钱一辈子，甚至下辈子也花不光”。

邵逸夫也如所有精明的商人一样，花钱上常常斤斤计较。流传广泛的一个故事是，有一次，他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的申请，因为公司内部食堂的馒头只卖一毛钱一个，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近万元。

然而到了晚年，邵逸夫却成为香港最显眼的慈善家。他并不是进入香港前十的富豪，但他的捐献进入前三。2008年汶川地震一次他就捐出1亿元。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邵逸夫共捐赠内地的科教文卫事业47.5亿港币，捐建项目总数达到6013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逸夫楼”遍布内地各大高校。

1977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邵逸夫为下级勋位爵士，1990年，中国科学院为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