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杰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共中央在官员治理方面禁令频出。从 “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开始，有媒体盘点，一年时间里，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名义所发的各类“中”字头禁令多达13个。

这些禁令几乎涵盖了官员吃住行的方方面面：清退会员卡、严禁公款吃喝，禁送月饼、台历、贺卡，严禁办公室和车辆超标、公务接待不上酒不吃鱼翅，甚至要求领导干部带头禁烟。

有声音认为，禁令让制度的“篱笆”越扎越密。也有人担心，密集的禁令如同整风运动，容易扩大化和走过场。

按照中共文献的分类，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至今，可以统称为“整党整风”的全党行动多达10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通过整风运动开创了中共的整党模式，时至今日，中共的自我净化能力及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当前中央整治官场作风的行动正逐渐进入深水区，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把传统的整风做法和现代的治国理政方式结合起来”。

“运动式”整风

禁令作为一种简捷便利的约束机制，虽不能取代长期的制度建设，却是向制度建设过渡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禁令本身就是中共新一轮整风的内容之一。2013年6月，继两个月前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后，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要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被视为中共新一轮“整风”活动的序幕。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曹普曾撰文回顾中共党史上的历次整风，他认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祛除不良习气，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特殊手段。”

194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

建国不久，各地出现一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次整风的重点是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随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有名的“三反”运动。

1957年，针对党内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现象，毛泽东再次领导了一次开门整风运动。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中共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而且使党内组织成分更加复杂，后遗症严重。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是年冬季开始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全面整顿。

与以往不同，这次整党没有采取过去那种大鸣大放、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事实上，“文革”结束后，“运动式”整风在党内已引起反思。

有学者认为，扩大化和走过场，是运动式整党整风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治理成效与方法选择有直接关系。过去的整党运动经常容易走上扩大化一边，或者容易流于走过场。

“教育活动”取代运动

“文革”结束后，“不搞运动”成为新的领导集体的共识，也成为新时期整党整风与之前相比的最大特点。

曹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整风运动被逐步摒弃，代之而起的是通过制度化的党性党风教育开展作风建设。”

有学者称，整风运动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重要整党模式，而“制度化治党”则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汲取“文革”教训后提出的重要治党概念。

各项着眼于“作风建设”的制度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确立。197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82年至1984年，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开展了一场以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为目标的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

1987年，中共十三大再次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在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中共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

在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共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活动取代了此前的群众政治运动。自1980年代以来，“整党整风”的全党行动有1983至1985年整党、1998至2000年“三讲教育”、2005至2006年“保先教育”和2008至2009年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4次。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看来，邓小平之后的整党整风，已成为中共领导集体通过大规模的学习教育活动，加强执政权威和统一思想的一种手段。

“禁令”背后

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整风”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比如“洗洗澡、治治病”等口号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话语相呼应。但提出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密集出台禁令则被视为有针对性的创新之举。

因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认为，新整风的不同之处在于，将思想教育活动与制度化结合在一起。

与此前许多流行的口号式要求不同，此次中共的整风活动有着许多非常细的规定。

一批此前中央没有做具体规定，或中央提原则性要求，地方出台具体办法的规定，这次由中央统一做出明确规定，成为“新禁令”。如2013年8月21日，中纪委召开会议，发出“月饼禁令”，要求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10月31日，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11月21日，中纪委又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不少已有的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了许多细化的内容。如财政部2013年9月13日公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在2006年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增加的内容甚至细致到“安排自助餐”，“不提供水果”，“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等。

2013年10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等作出了全面规范，被认为是以党内立法形式遏制公务浪费和奢靡之风。

2013年12月8日，中办、国办再次专门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对此前的公务接待规定全面修订，要求不得供应鱼翅燕窝等高档餐饮，不得超标准安排住房，不得违反规定实行交通管制，不得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无关的参观。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吴辉认为，新出台的规定不断细化，是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的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具体的办法来堵住各种漏洞。

在学者们看来，仅仅依靠传统的“整风”策略和手段，缺乏制度和法律的硬性参照系，作风建设很难常态化，甚至会被一些投机钻营者所利用。禁令作为一种简捷便利的约束机制，虽不能取代长期的制度建设，却是向制度建设过渡的重要一环。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马雪松认为，中共的作风建设正在从查检向建设、从道德向制度、从治标向治本推进。如同在一个组织内部失火的时候，灭火是第一要务，灭完火就要追溯调查，然后建立起消防机制。

在甄小英看来，通过一段时间集中整改，再将有效的方法通过制度固定下来，用5至10年时间建立一个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将集中整治与常态化、常效化、制度化结合起来，加上公开透明，不失为目前情况下整党的一种现实有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