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郛》补纂与郁文博校补说考辨

2014-02-12童正伦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4年4期

童正伦

（浙江图书馆，浙江杭州 310007）

元末浙籍黄岩人陶宗仪流寓江苏松江，躬耕之余，广览群书，摘录要义，汇编成百卷《说郛》。其兼收四部，尤以稗史杂记小说为重。对其书之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之评“终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亦考证之渊海也”〔1〕最为允恰。明中后期顾元庆《明朝四十家小说》、陆楫《古今说海》、商濬《稗海》等汇编杂说盛行之风不无受其熏染。无疑，《说郛》一书在中华典籍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说郛》卷帙庞大，陶宗仪生前未行刊刻，身后其子嗣友徒也未刊刻，仅以抄传方式流传，直到明末，杭州书肆才刊行了一百二十卷本《说郛》。从此，刊本则广行于世，抄本却反倒沉落不彰，并且一书出现了两大系统：一百卷抄本系统与一百二十卷刻本系统。然此两系统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内容上却截然不同，其中存在着诸多迷惑的问题，既有自身的问题，也有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抄本系统问题则有：明人都卬《三余赘笔》记载称流传之百卷抄本已残存七十卷，后三十卷为松江无名氏所补，因而今传世百卷抄本是否仍是陶氏原貌，抑或已成残卷经后人增补，而补者又是谁，有无刊刻过等等，有待研究辨明。刻本系统问题则有：刻本与抄本的关系，两者有何差异，刻本是如何编出来的，编者是谁以及刻版是明代还是顺治等等，尚需加以澄清。

于两者的研究，清乾隆间《总目》对其流变首开考证之端，民国以来伯希和、渡边幸三、景培元、昌彼得、陈先行、饶宗颐、徐三见等继踵发篇研讨于后。各家均有所创见，尤以昌彼得用力最深，成果最硕。其撰成《说郛考》专书，可谓前无斯举，今乏继者。经众学人不懈考证，抄本与刻本基本状况已然探明，不过仍有部分问题尚未解开或存有争议。本文就抄本《说郛》今传本是否残缺补葺之本、重新补纂者、百卷《说郛》是否刊刻过等问题，作一考辨。

1 《说郛》残缺与补纂

《说郛》抄本是否残缺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赞同今本百卷已非昔者，为残缺后明人重新改篡之本。

之一，史载其书残缺。《四库总目·说郛提要》：“都邛《三余赘笔》又称《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2〕明言后三十卷为他人补纂。《三余赘笔》有一卷本与二卷本。《格致丛书》、《说郛续》、《续知不足斋丛书》所收为一卷本，中无此内容记载，殆为摘录本；《千顷堂书目》载“都卭《三余赘笔》二卷”〔3〕，乾隆间全国征书编《四库全书》，宁波天一阁进呈藏本为二卷本，内《说郛》残补说为《总目》摘引。二卷本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载，也未见于他目。虽未能直接证实此说，但《四库总目》提要作者考证《说郛》时引用此语，应是见过此言，当属可信。《四库全书》虽未收录《三余赘笔》，但其书则入于“存目”，而《存目提要》中也对此事作载：“……及陶九成著书，吕洞宾始末，赵缘督姓名，宋高宗作《幽闲鼓吹》数条，差资考证耳。”〔4〕明确载有“陶宗仪著书”条，可以佐证《总目》所言非虚。都邛之名自《总目》以来一直如此称呼，实应是都卬之误。都卬与都邛，笔画相似，易成亥豕。二名在众书中均有，细辨之当以卬为是。一者明罗玘作《都豫轩墓志》与《明文海》中收录该文皆作卬，与书作者熟悉之人，绝无差错。二者卬字刻仿宋字左边易成工字，而反之邛则不会误成卬字。三者卬字有昂扬之义，与其字维明合，而邛字则是四川地名。都卬情况资料罕见，《总目》考证只知其为都穆之父，引王守仁撰《豫轩都先生八十受封序》，依稀辨其大致年龄。对都卬生平，应以《都豫轩墓志》记载较明：“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号豫轩，姓都氏，讳卬，字维明，姑苏阊门南濠人。……正徳三年六月十八日卒。”以此而推，都卬生于宣德六年。其早年弃科举，“去就里塾，集群蒙，训声律”。〔5〕喜学道研卦，工书善画，明朱谋垔《画史会要》载录。著除《三余赘笔》外尚有《卫生家宝》。《三余赘笔》无载成书年代，大致推断在成、弘间。苏州与松江邻近，都卬对《说郛》之议，应无向壁虚造之理，从今传《说郛》文本分析，也可印证都卬之说。七十卷存700余种，余三十卷类推为300余种，正可与杨序所言一千余家吻合。至于所传抄本的百卷，除少量有补纂外，都氏只是将前七十卷内容拉出一部分填入后三十卷中，这是古人常用之法。《四库》本《明文海》原书残缺两册：卷一百八十四至八十七、卷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馆臣将前后别卷中匀出若干篇补成“完整”。

之二，书中增入明人内容。今传本中有《格古论》、《稽古定制》、《钱谱》、《劝善录》、《神僧传》、《效颦集》六种经昌氏等人指出为明人著作，这些书成于洪武至景泰间。陶宗仪为元末明初人，这些书是否陶氏自选抑或后人所补，成书时间成为焦点。今存所有抄本《说郛》中均无自序，仅有杨维桢所题一序，怪异的是众百卷本杨序末大多只有署名而无落款时间，就连百二十卷刻本所引杨序也如此，显然有悖常理。为何不署时间，其原因何在？众人据杨维桢卒于明洪武三年推断，《说郛》大致成书于元末，唯近徐三见披露临海博物馆所藏毛氏汲古阁六十卷抄本杨序末署有时间“时至正辛丑秋九月望前二日”〔6〕，即元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至此，成书时间疑案才得以解决。既然《说郛》编成于元末，那么这六种书自然都为明人后篡入，此为《说郛》已遭后人补纂之铁证。退一步言，这些明人著作有否可能为陶氏后来所补？陶氏卒年已不可考，至迟活到永乐初，即便如此，也有四种永乐后所成书陶氏未能见到。至于他本为何无时间，漏抄之可能性不大，显然当是被刻意删掉了。删去时间原因，大致应是增补者所为，因为补入了明人著作，显与杨序落款时间抵牾，故将其删去来作掩饰。

之三，书中前后内容重出。一书先后重复出现达三十余种。有同书名者，如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卷三），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三、卷二十三），宋李宗谔《先公谈录》（卷四、卷四十），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三、卷二十一）等，而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二见，卷五十三又见，一书更分作三处。有一书而书名不同者，如宋秦再思《纪异录》（卷三）、《洛中记异录》（卷二十）。有同书一有作者一无者，《潇湘录》卷三无作者，卷三十三署唐李隐，更其中“白凤衔书”条内容两录。如此多的书名与内容重出，陶氏编纂成书当不至于杂乱至此，为后人改编迹象明显。

2 《说郛》补纂者

补纂者为谁？都卬称是“松江人”，即陶宗仪乡人，而今学人几乎都认定此“松江人”则是上海人郁文博，理由是以郁文博自序为证。刻本《重编说郛》除杨维桢序外，尚有明弘治九年上海人郁文博之序。为对此考证，冗录该文如下：

序中将郁文博得书、删改、校补情况写得绘声绘色，有文有诗，声情并茂，概细备尽，似令人难以置疑，从《总目》迄今人们都深信不疑。但对是序细加剖析考证，实疑窦丛生。质疑如下：

（一）郁序来源质疑

明抄本百卷本无郁序。传世明抄本所知有十四部，分别是：

1、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钮氏世学楼抄本，存九十七卷706种：1～90、94～100。

2、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原涵芬楼藏本），存九十一卷：1～2、5～20、23～85、91～100。

3、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存六十一卷：2、4～6、9～21、23～32、35～61、64～70。

4、国家图书馆藏明滹南书舍抄本，存五十五卷：6～11、15～16、21～43、64～80、85～91。

5、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不分卷，存12册。

6、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存十二卷：3～4、23～32。

7、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3册。

8、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三种拼合：吴宽丛书堂抄本、弘农杨氏抄本、弘治抄本，原傅增湘藏本），一百卷626种，中经书贾剜改，实存八十五卷，其中缺卷二十二至二十五、三十二至三十五、八十六至九十、九十四、九十五凡十五卷（据陈先行《说郛再考证》）。

9、玉海楼藏明抄本，存五十六卷。

10、临海博物馆藏明汲古阁抄本，存六十卷。

11、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百卷全。

12、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抄本，存四十七卷。

13、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抄本，存六十九卷（原嘉业堂藏）。

14、浙江图书馆藏原汪文柏古香楼曾藏明抄本，存223种四十一卷：九、十一、十三至十五、二十六至二十九、三十一至三十四、四十五至四十七、五十至五十五、六十五至七十六、九十一、九十三、九十五至九十八。此本同样遭书贾剜改成卷一至五十。

除上述之外，另有张宗祥据国图、上图藏等六种明抄残本重新校编，于民国十七年由涵芬楼出版的百卷本。明抄数量并不算少，所抄非出自一源，各本内容多有差异，然却悉无郁序，此现象深值起疑。尤其是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本更能说明问题。其本约抄于明嘉靖间，百卷完整，是今存明抄本中唯一一部完整本，其书卷端作者所题为“天台南村陶宗仪九成纂，上海后学郁（误成‘都’）文博校正”，载题有郁校。这不仅证实相传郁文博校过《说郛》，且可知晓郁序确是所出有源。然而，这部郁校本却同样只有一篇杨维桢序，而竟无郁序。为何没有郁序？岂有“终岁楼中校《说郛》，目力心思俱竭尽”，校毕却将记录来龙去脉之序不署之理？焉存抄成全书而却漏抄其中一序之情？国图藏本、上图藏本、浙图藏本等都与台湾藏本编排分卷一致、内容基本相同，同属郁校系统，也可证非属漏抄。结论只有一个，郁序是不存在的。

郁序的出现是在明末《重编说郛》刻本中。世人已经证明《重编说郛》只是打着《说郛》旗号，基本以他书之版拼凑而成，完全是书贾射利所为，如此背景下出炉之书，其所出之序则如何能靠得住？出自最晚，却有郁序，其自何来？

一种可能是得自郁文博文集。郁文博与《重编说郛》相去已有百年之多，今从上海松江志，明宪宗、孝宗《实录》，《江南通志》、《湖广通志》等文献中，郁文博的记载非常稀少简略，仅知为景泰五年进士，曾官南京御史、湖广按察佥事副使，其退政还乡时明秦王朱诚泳作诗《送郁文博少叅致政还上海》送之。《千顷堂书目》、明藏书家书目皆未记载郁文博有著作传世。退而言之，若文集中有此序，而《说郛》中反无序，是无法说通的。序出自郁书基本可排除。

一种可能是出自以前百卷刻本。百卷《说郛》是否刊刻过，此问题争议颇多，悬而未决。肯定与否定者均有之，各持其词。否定者以今未见存本为由，而肯定者则认为有记载。昌氏是坚信郁校本曾于隆庆前刊刻过，只缘数量少而失传，认为今所存之抄本均出自刻本。昌氏的依据有两点：

一是明浙江兰溪著名藏书家胡应麟的记载。

戊辰之岁，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见也。〔8〕

此说见之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胡氏作为一大藏书家与文献学家，亲眼所见，“残刻十数纸”也明确详细，当无可置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说郛》中陶氏删本”之意即可理解是《说郛》本，也可视作内容源自《说郛》本，但并非此刻即是《说郛》本。陈先行于此指出“顾现存所有明抄百卷本《说郛》中，只有《赵飞燕别传》或《外传》，而未有《别集》者，倘若不是胡应麟弄错的话，则应属别本而不是《说郛》本。”〔9〕此说正确，尚可进一步来作分析。

析一，从传本言，今存世之书浩如烟海，明刻本数以十万部以上计，而《说郛》原本作为一重要之书，被湮没之可能性极小，所传明抄本就多达十数部，而刻本却无一部甚至残卷存世，不能不怀疑其是否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倾力寻求，形同捕风捉影。

析二，从藏家言，明末清初所有藏书家澹生堂、脉望馆、汲古阁、绛云楼、述古堂、传世楼、千顷堂等悉无百卷刻本收藏，而所收均是抄本。胡应麟所见刻本为隆庆二年，若是有刻本，应非一家藏家无收。

析三，从抄者言，今传本存明成化至明末各种抄本，若有刊本，诸抄家将不太会舍便求繁，不迳自收藏刻本，而去尽相传抄百卷大书。从中可窥弘治至明末无刊刻百卷本。

析四，从内容言，今传明抄本错讹甚多，各部互异，所出不一，若存刻本，理当据之校勘，而非存如此面貌。

诸上所辨，可明胡氏所提《说郛》刻本当是他刻本采《说郛》内容而已。

胡氏此语为《重编说郛》书首《读说郛》所引，故众人咸引之，实误导甚。考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其文中多有引《说郛》处，足以说明胡氏对《说郛》一书详熟。其对《说郛》更有专评《读〈说郛〉》：

陶九成《说郛》百卷，盖信手钞录成编，非《广记》等书比也。陶所录本书，今什九不存，间存者往往赖此，而完帙仅半余，恍忽覩其名耳。宋人杂说，单行本朝，垂百数种，舍此遂无可别稽。故是编虽芜冗，世莫得而废也。书素无雕本，钞录讹脱之甚，即深于经史，是正为难，当得沉湎是中者，闭关旬月耳。（卷一百四）〔10〕

书首自序为万历四十六年，中明言“书素无雕本”，世人曲从他者片面之言，误解胡氏，枉费诸多笔墨口舌，而胡氏对《说郛》刻本问题早有明确结论。

二是莫伯骥记载。昌氏称莫氏《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著录有明刊《说郛》一部，云一百卷。前有弘治九年郁文博、杨维桢二序，书作‘卷’字，不作‘’，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不言刊刻年代，亦未立子目”。〔11〕广东东莞人莫伯骥为民国间藏书巨擘，以藏书五十万卷雄踞南国，几与浙江湖州南浔刘承干六十万卷嘉业堂争鳌头。抗日战争期间，日寇飞机轰炸广州，其举家避难香港，战后其1400箱书全遭劫难散失，仅收得残余数十箱。之后又将书目编成《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一书。经查《五十万卷藏书楼群书跋文》中未有《说郛》跋文，而《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中仅有“说郛一百卷，明刻本”，〔12〕并没有郁、杨序及行款记载，不省昌氏所言何出。从前面考析中已可知未有百卷本明刻，而只有一百二十卷明刻（或作清顺治刻）。莫氏之书散佚去今不久，当有残零存遗，但至今未见有人发现百卷明刻踪迹。因此，可判断殆为莫氏记误。

昌氏两点难以成立，百卷《说郛》刻本纯属子虚乌有。《重编说郛》的郁序来源可谓无本之木。

（二）郁序内容质疑

郁序中明说删去“《百川学海》中六十三事”，言之凿凿，不容置否。然今无论是从台湾中央图书馆藏郁校本，还是其它郁系本来看，《百川学海》所收的六十三种全都仍在，并且尚不止六十三种，据昌氏详细核对而有七十二种。昌氏将此与《百川学海》内容加以比对，得出其中七种非出自《百川学海》本，一种不确定，余六十四种全都录自《百川学海》本。郁序之说与书实际完全不符，其说之伪，不攻自破。对此，昌说以为是“成化十七年返乡后，获得其稿，然佚三十卷，于是取《百川学海》等书以足之”。〔13〕昌氏虽详尽考证了郁说之非，然仍认为是郁氏增补了《百川学海》等书。至于序中明言是删去而非增补，昌氏是如此解释的：“及后闻锡山华家将翻刻《百川学海》，恐人识其即以《百川》之书补入，于是撰写一序，诡称删去重见《百川》之书，不过欲图掩饰其残阙之迹。”〔14〕昌氏此释来圆说较为牵强，难以令人信服，原因在其未疑郁序而却想将其说圆。明明《百川》之书仍在，郁序却说删去了，岂不是自打嘴巴么？思郁氏蒙人手段当尚非下下至此。去删《百川学海》完全是一种滑稽可笑行为，《说郛》本就是从群书摘录而成的，其中有单种书本，也有类书本，不仅有《百川学海》，也有《艺文类聚》、《类说》、《锦绣万花谷》、《太平广记》等，《经子法语》中《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孟子》、《荀子》、《列子》、《国语》、《太玄经》、《庄子》十四种全摘自王应麟之书。这些书当时都存在，郁文博为何却偏偏要独删《百川学海》呢？根本是说不通之事。序还称“重出者尽删去之，当并者并之”，而书中重出者数十种赫然尽在，也未见合并，序所说与书实际又完全不相符。另外，明人的六种书仍篡入其内，如此重要问题，居然无置一词，郁文博若详校当不会视而不见吧。再有称“《学海》近在锡山华会通先生家翻刋铜板活字，盛行于世”，又露马脚。一者，无锡华氏以印刷出版大量铜活字而闻名，而此据宋本翻刻《百川学海》却偏是木刻本，而序却将其说成“铜板活字”，错误显见；再者，称华家近在翻刊，此序落款是弘治九年，而华氏刊刻却在弘治十四年，郁氏难道有先见之明之神通？还有郁序称“卷”为“”，而今所有郁校本无论是序言还是卷端皆用“卷”，而不用“”，此说明郁文博根本无有将“卷”字改为“”字之事，而郁序中将“卷”易“”显是他人伪造。序与书如此众多之自相矛盾，足证郁序之不实。

伪序作伪的动机又安在？明末一些文人会同书肆仿前人编刻了历代大量杂说，多重托名，反复印成各种丛书，其中欲将元前内容托《说郛》之名印行，因百分之八十以上内容非是《说郛》原来内容，遂称《重编说郛》，恐世以篡改古书指责，而知此书曾经郁文博校过，即造伪序，栽赃郁氏删篡在先，以已非原貌为由，为其重编改篡立据。

从上述序之来源和内容与书之不合考释，可以得出结论：原本就无郁文博增删过《百川学海》其事，郁文博得到的百卷本已是改篡本，其并无对书内容增删，只是进行了一些文字校订，而言其删改是伪序泼在其身上的污水。《说郛》增补后三十卷之松江人非是上海人郁文博。

今传世之百卷《说郛》已是残缺并遭后人改易之本。

〔1〕（清）永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二〔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23

〔2〕（清）永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三〔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23

〔3〕（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27

〔4〕（清）永瑢，（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七〔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14

〔5〕明罗玘.圭峰集·故封都水主事豫轩翁墓志铭.卷十七〔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6

〔6〕徐三见.汲古阁藏明抄本六十卷《说郛》考述〔A〕// 应再泉，徐永明，邓小阳.陶宗仪研究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410

〔7〕陶宗仪.说郛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

〔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DB/OL〕.《四库全书》电子本:10

〔9〕陈先行.说郛再考证〔A〕//应再泉，徐永明，邓小阳.陶宗仪研究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