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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谦(1869－1935)，江苏元和(今苏州吴县)人，人称隘堪先生。近代目录学家、学者。1917年完成《汉书艺文志举例》一卷，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别有1916年思益宧自刊本;1923年完成《刘向校雠学纂微》，有元和孙氏思益宧1923年刊本，亦收入《孙隘堪所著书》。他的《汉志》研究主要集中在《汉书艺文志举例》和《刘向校雠学纂微》两部著述之中。

1 《汉书艺文志举例》和《刘向校雠学纂微》简介

据许广奎《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德谦“26岁时，偶读丁秉文《补晋书艺文志》，对书中所注释的《七录》很感兴趣，于是他‘遍访《七录》不得，遂大治目录学’”。许文又说:“孙德谦推崇国学，但并不反对西学。他曾与德国颜复礼博士共同研讨《汉书·艺文志》，而且其《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亦被译为德文，流传海外。”〔1〕

《举例》卷前有南于寐叟、张尔田、曹元忠三人的序言，后有王国维跋语。是书共“列举”《汉志》“条例”总计46则，以为《汉志》的所谓“笔法”。首条为“所据书不用条注例”，其余依次为“删要例”、“一书下契大旨例”、“辨章得失见后论例”……“书名省称例”、“篇卷并列例”、“用总结例”。例如，第一条“所据书不用条注例”，意思是说，《汉志》虽往往据他书为说，但不用明确的引文标注之法，即并不一一列出其材料来源。第二条“删要例”是说，《汉志》虽以《七略》为蓝本，但却删削其七卷为一卷，仅存其要而已。在我国《汉志》研究史上，虽然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已经明确指出《汉志》“本有义例”，但考订和注解原文仍然是姚氏研究的主要聚焦。而孙德谦《举例》以探求《汉志》义例为旨归，充类至尽地揭示《汉志》书目原则，是首部突破《汉志》原文注解之囿，综论其体例特色的著作。

《刘向校雠学纂微》详细剖析了刘向校雠活动的全过程，认为其校理群书的方法和步骤计有23项，诸如“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等等。胡楚生先生指出:“《刘向校雠学纂微》一书，则系阐释刘向校雠目录学之专著……刘向校理旧籍之事，孙氏此书，为之阐发，可谓无余蕴矣。”〔2〕诚然，《纂微》更多地就《别录》和《七略》而立说，但与《汉志》千丝万缕沾着边。如《究得失》篇曰:“况任校雠之责，论定群书，固不能膠执私意，一如《四库提要》涉及宋学，必菲薄之。向于诸子一略，每言‘此其所长，及放者为之’，为此语者，亦是考究得失之意。”这无疑是针对《汉志》序言和体例而论的。总体而言，《举例》和《纂微》有一定分工，所以，文章主要就《举例》讨论孙氏《汉志》研究心得。

2 激赏班固《汉志》，但所举四十六例多值得商榷

一般来说，学术评价往往与对作者个人的情感好恶息息相关。自来喜班固者，对其《汉志》评价亦高;恶班固者，对其《汉志》乃至整部《汉书》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孙氏属于盛赞班固的那一类，相应地，他的《汉志》研究亦往往不顾实际而一味高标班固。例如，他在“每类后用总论例”中说:“史家目录有一代之学术寓乎其中，固不同藏家编目徒取记数而已。且班氏于易、书二家皆有‘刘向以中古文’云云;乐家又言‘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至小学类中则谓‘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然则《志》中后论与夫总论所言，为其所加，不出刘氏之旧。吾于此叹孟坚学识之大也。”今按，孙氏此论并不准确。《汉志》本之《七略》，虽有细节上的删削，然其核心和根本乃是祖述刘氏父子而成篇的。不能因“刘向以中古文”等明系班固后加之辞，认为“《志》中后论与夫总论所言”(即略序和种序)皆是班固自作。考《汉志·总序》之言，多同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可见其文辞之渊源;分类中，班固用“出、入、省”之语以明其变更，其余则悉仍刘氏《七略》之旧。同样，各类序言中亦用“刘向校书”、“臣复续”之语以明其与《七略》有别，所不言者则大抵悉为刘氏旧文。孙先生以先入为主的个人好恶为准绳，认为“后论与夫总论所言”皆为班氏所加，且为“孟坚学识”之表征，斯论过矣。

孙氏欲张扬《汉志》，为其举“例”，而往往适足以显示《汉志》固有目录原则的混乱。例如，“一类中分子目例”中说:“史家之《艺文志》，余尝谓区立门类，在乎辨明家学。……其书足成一类苟欲规画疆界，虽立子目以分析之可矣。”所以，《汉志·数术略》下分六种、《方技略》下分四种等等。而“分类不尽立子目例”中，孙氏则说:“吾谓此正班氏不规规于尽立子目也。……撰史者不在纷立名目已也。”所以，《诗赋略》屈赋、陆赋、荀赋三家之赋又不再分别细目。《汉志》或细分子目或不细分子目，这其中的逻辑混乱是十分明显的，但孙氏把两种相互矛盾的情况都一概视为《汉志》的优点。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认为《汉志》分类之弊一是“荒唐”(不合逻辑)，一是“苟且”(类目不细)，正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此外，《举例》中的“称等例”和“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都是内容恰恰相反的标目，孙氏在没有说明应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合理取舍、因而不能证成《汉志》是非的前提下，一概视它们为《汉志》可贵的“义例”。又如，孙氏有“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但《汉志》中许商、五子胥、吾丘寿王、贾谊、孔臧、务成子、司马相如、朱建、董仲舒、冯商、李步昌、韩婴、曾参、兒宽、刘向、扬雄等人都有至少分列两处(亦即并不是“连举不分类例”)的文献。

并且，孙氏往往“得一察焉而自好”，将空洞的规律异化为目录本体。总体上，《举例》之为书，“找规律”的宗旨既立，则难免强作绳墨，以材料“就”其条例之“范”。如，《互著例》认为《汉志·兵书略》虽有“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的事实，但是“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有《公孙尼》、兵家有《景子》、《孟子》。……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若是。”事实上，《汉志》中不仅“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的十组文献不是如章学诚所云“互著”;德谦此处所举的14组名称相同或相近的文献(如儒家《公孙尼子》28篇和杂家《公孙尼》1篇)更是不同文献，无关乎所谓互著。德谦为了标榜班固《汉志》之义例，而把名称近同、实则不相干的两组文献指为一类，并目为互著，是不符合实际的。另如，《汉志》中除了有“称并时例”外，还有称先于某人或后于某人之例，以作为考作者时代的旁证，如《道家》中“韩长者六国时，先韩子”;《墨家》中“墨子在孔子后”皆是例证，但孙先生未有提及。同样，其《刘向校雠学纂微》有待商榷之处亦复颇多。如，古籍分内外篇(如《淮南内》、《淮南外》)，乃因其内容而定。但孙先生《析内外》认为内篇犹称天禄本，外篇犹称民间本而已，此说显误。此外，《叙源流》中引及《关尹子书录》而不辨其真伪，但事实上，《关尹子书录》明系伪作，不值为据。

3 四十六则条例有一条总的纲领

虽然孙氏46例有待商榷，但条目之间并非杂乱无章、一盘散沙，而是有一条理论总纲统摄的。这一总的纲领性的条例是:作为史志目录，《汉志》有别于藏书家的目录和读书家的目录，必须接受通篇《汉书》之作为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整体规范，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他在“一书下契大旨例”中说:“目录之学有藏书家焉，有读书家焉。向谓此二家足以尽之，今观于班《志》则知又有史家也。试言其分别之故。藏书家编纂目录于其书之为宋为元或批或校，皆著明之甚者。篇叶之行款、收藏之图记，亦纤细无遗。至一书之宗旨，则不辨也。盖彼以典籍为玩好之具而已。读书家者，加以考据，斯固善矣。如晁公武《读书志》、陈直斋《书录解题》，每一书下，各有论说，使承学之士藉以晓此书之得失，未尝不可。然即谓其宗旨如此，犹未足奉为定评者也。若史家则何如?史家者凡一类之中是非异同别为议论，以发明之。其于一书之下，则但契大旨可耳。”

可以认为，孙氏46则条例皆可导源于“史志目录”这一根本原则。如第一条“所据书不用条注例”，为什么呢?他说:“史家载笔不能无所依据。司马迁作《史记》所据者为《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其自序则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不闻于纪传中言其出自某书也。”同样，作为“史”志，《汉志》已经在开篇总序中指出:“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是明言本诸刘歆《七略》的。所以班固“乃每一书下则不复用条注。然则后之编订艺文，于所引书目必为详注之者，诚未合乎史例也。夫史家之作《志》，所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渊流，与类书、辑佚书有别。”而如果“逐条加注，斯实类书、辑佚书矣”。他又说:“艺文之入史志为目录之初祖，亦读经及群书之纲要。以传体比类观之，修史者但求部次确当、得失详明，引据之书无取条注，此《汉志》之旧例，然也。”而隋、两唐、宋、明各《志》以及辽、金、元《补志》，皆不注出处，由此可知“史家目录宗守《汉书》成例，历代皆然矣”。

又如，“删要例”条下，孙德谦认为以《七略·辑略》之重要，班固作《艺文志》仍然删削之。为什么呢?因为“史家作《志》，异于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之义理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繁。是故以刘氏之《辑略》虽提纲契要，犹取其至要之言，其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以《汉志》之删《辑略》，则一切无关要义者，竟删削之可也。”

总之，《汉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决定了它必须受到史书体例的制约和规范。《汉志》中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笔法”皆由此而来。并且，《汉志》中的有些原则，甚至直接来自纪传体史书的一般体例。如“辨章得失见后论例”认为，《汉志》不像《四库提要》那样为每部书一一讨论其得失，而只是在每一略和每一种文献之后，用序言的形式加以集中讨论，以示一类文献的得失。他认为这就好比“列传之论赞，其义相同也”。也就是说，史书中，旨在评论人物得失的列传之论赞，也是放在一篇之后的。同理，“史”志中，对文献的议论也是集中放在该类后的序言中的，所谓“盖专家目录于一书之得失，可以畅所欲言。史志而亦若是，则不免失之繁。”又如，他在“称出入例”中说:“《隋志》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是目录之学原本史官，则为史官者撰述，艺文自当使之纲举目张，一出一入权自我操。譬之马迁《史记》项羽入本纪，陈涉入世家。孟坚则俱出之，次之列传之中。”也就是说，《史记》将项羽列入本纪、陈涉列入世家，但班固《汉书》则根据自己的看法将他们全部归入列传。这和《汉志》中将某些文献或“出”或“入”，改变类别的用意是一致的。

这种将《汉志》条例和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相比附而加以论证的思想，堪称观点新颖，有助于对《汉志》的准确理解。它提醒我们，必须从整部《汉书》的宏观意义关联上来知解《汉志》。

4 孙氏《汉志》思想简评

至迟在唐人颜师古《汉书注》那里，我们即已看到对《汉志》相关条例的讨论。嗣后，对《汉志》义例的讨论，以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所得为多，孙德谦所论多本姚说。如，在《汉志》“《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条下，姚振宗认为包含了“《章句》施雠、《章句》孟喜、《章句》梁丘贺”三条款目，并认为这是班固“力求简要”，即出于凝炼篇幅的需要而将三者合著为一条款目。而孙氏在“称各例”中云:“一人之书，其卷数相等者，分言之则嫌繁重，合言之则又恐不能清晰其道，如何?曰:当加一‘各’字，以识别之……盖权衡于分合之间而得易简之理也。”又如“分别标题例”，孙氏指出:“郑樵《通志·艺文略》于每一类中，分别标题。以易类言之，如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拟易，分立十二目(今按，实为十六目。郑樵自己也说:“故分为十六种。”)可谓不厌精详矣。其实《汉志》早有此例。试观《六艺略》中易家:《易经》十二篇、《易传周氏》二篇、《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章句》施、孟、梁丘各二篇。曰经、曰传、曰古、曰杂、曰章句，皆分别标题之法也。盖如此则治易学者始知若者为经、若者为传、若者为古、若者为杂、若者为章句，虽不必读其书即就标题观之而书之大体可了然心目矣。至礼家之《司马法》则以‘军礼’二字标题于上;乐家之《赵氏》、《师氏》、《龙氏》，则以‘雅琴’二字标题于上，亦所以分别著明之也。……”可见，这其实是姚振宗“蒙上省”的另一种说法。

但孙德谦《举例》充类至尽地专事总结《汉志》条例，实为古来《汉志》研究中独树一帜的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其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在他到底找了多少规律，以及其中又有多少是颇为精切的，而在于“找规律”本身意味着，《汉志》研究应着眼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他将《汉志》中彼此分散的环节、分割的部分和暂时的结果统一起来，将人们的目光引向“看不见”的部分。这一致思理路，对后人影响较大。如，顾实为《汉志》做《讲疏》，就常常措意于其中的一些基本“条例”。也正是有见于此，曹元忠在序言中对孙氏《举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曹氏说:“簿录家得此(《汉书艺文志举例》)尤文家之《文心雕龙》，史家之《史通》也。”曹氏之言不免过于溢美，然孙氏《举例》在《汉志》研究史上的价值也是斑斑可考的，如程千帆《目录学丛考》中的有关《汉志》研究即多参考孙氏。

1．许广奎．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图书馆学研究，2000(6)

2．胡楚生．中国目录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224